尹灣簡牘與漢史研究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07日 16:05)

　　卜憲群

　　1993年在江蘇連雲港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發現的尹灣簡牘，是西漢東海郡郡府的文書檔案，出自該郡功曹史師饒的墓中。這批文書有 準確的紀年，係西漢晚期成帝時物。文書的完整性、系統性、細緻性 是以往出土簡牘所無法比擬的，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因而，它的出 土在世紀末的漢史學界掀起一股熱潮。

　　（一）揭開上計文書之謎。上計是漢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中央集權行政管理制度的一項重要手段。每年秋冬歲盡，縣邑要 向郡國上計，郡國匯總後再向中央上計。《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胡 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 簿”。據此，計簿也稱集簿。胡廣講的是縣上計郡集簿文書的基本內容，應與郡國上計中央的集簿文書大體相同。但是無論縣或郡國的上 計文書具體實例如何，我們從未見到過。因而對上計問題的研究也只 能停留在現有的文獻材料上。尹灣木牘一正上有隸書“集簿”二字， 所記內容也與胡廣所説基本吻合，學術界傾向這是東海郡向中央呈送 計簿的底稿或副本。這個《集簿》為我們提供了上計文書的實例。第 一，《集簿》記載了東海郡縣邑侯國、都官、鄉、亭、郵等行政機構 的設置和吏員配備狀況；記載了東海郡地區的東西南北界限及裏數。 這兩項後面都有“如前”二字，表明與以前相比沒有變化。其中將三 老、孝、悌、力田與吏員分開單列，證明了他們不是政府官員。第二， 《集簿》記載了東海郡的土地總數，種植宿麥畝數，春種樹畝數， 《集簿》雲後兩項“多前”，表明東海郡本年在農桑方面取得了成績。 第三，《集簿》記載了東海郡一年來錢谷出入方面的情況，與以前相 比入大於出，説明財政管理也卓有成效。第四，《集簿》記載了一年 來戶口增加的具體數目，男女總數的分別統計，並特別註明了女子 “多前”和“獲流”的情況，顯然意在向上級暗示郡政府為鼓勵生殖 和安置流民做了大量工作。第五，《集簿》記載了東海郡年在七十、 八十、九十歲以上的老年人數及受王杖人數，表明尊高年的國家政策 得到貫徹。但根據受杖人數和高年人數的比例來看，既往認為年在七 十以上皆受杖的觀點是錯誤的。第六，《集簿》“以春令成戶”大約 是説今春郡政府是如何根據春天詔令而新增多少戶口及用谷數量的。 簡潔的筆法與文字將東海郡一年來的基本情況反映出來，仔細體會， 我們不得不為編寫者既平實又寓意深刻的高超語言技巧而感嘆。漢政 府對地方上計文書十分看重，多次嚴令不得欺瞞，但面對這樣的計簿 大約也無可奈何。與胡廣所雲相比，《集簿》沒有“盜賊多少”的記 載，但這不能否認其為計簿的性質；除了報喜不報憂的可能性外，是 否還有其他途徑上報也還值得研究。

　　（二）為研究漢代地方吏員設置和漢代地方長吏升遷制度提供了 活的範例。簡牘中關於太守、都尉府的吏員設置、縣令長相、丞尉及 屬吏的設置、鄉官、侯府吏員、郡國特種官的設置等，不僅提供了一 些我們從未見到過的官職，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以往十分缺乏的郡以下 吏員設置的具體狀況。例如根據《漢律》太守府應有“卒史、書佐各 十人”，但東海郡卻有93人，説明西漢晚期地方機構吏員的急劇膨脹。 以往認為縣無大小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但東海郡38個 縣邑侯國中竟有13個沒有設尉。還有令史一職，學界認為西漢中葉以 後少見史傳，不再重要，可在尹灣簡牘中令史不僅設置普遍，而且地 位很高。鄉官設置中亭數與鄉數的對應關係及亭、鄉的分別記載，確 證鄉、亭互不同屬，使爭論多年的鄉亭關係問題從此一錘定音。5號木 牘關於“贏員”的記載，是漢代官僚隊伍管理已有定編原則的確證。 《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動態地記錄了全郡長吏的升遷過程。《名籍》 反映西漢地方長吏的流動性強，遷除途徑廣泛，既有來自公府九卿的 屬吏，又有來自三署的郎官；各級地方政權中的屬吏，更是長吏的主 要後備軍。他們的升遷嚴格遵循著籍貫回避和按科目遷除的原則。既 往認為察舉制及各特科是漢代仕進制度的主體，但《名籍》中60％以 上的長吏都不是由此途晉陞，而是由“功”遷除的。所謂“功”並不 是軍功，而是指“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它保證了一生與察舉 無緣、無特殊才能、而又終日埋頭于日常行政事務的小吏有一條合理 的流動途徑，這是漢帝國政府突出日常事務重要性、穩定官僚基本隊 伍的一種妥善方法。這足以告訴我們要對漢代仕進制度的主體進行重 新審視。

　　（三）為探討漢代武庫制度提供了突破口。武庫是存放軍用物資 的機構和設施。《武帝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是迄今為止所見漢代武 庫中記載內容最詳細的一份檔案，它説明漢代不僅邊郡設庫，內郡也 設庫。《兵車器集簿》逐項記載了乘輿等皇室器物和庫存武備器物及 其種類，總數達二千多萬件。它為探討兵器及其發展史、軍事史提供 了一手材料。如此龐大的兵器庫存，是漢代地方軍事力量和地方武器 製造力量強大的表現，也是西漢晚期社會矛盾尖銳化的反映。

　　（四）補正《漢書地理志》之誤。簡牘中的地名與《漢書》相 參證，校正了《地理志》的一些錯誤。如“海曲”乃“海西”之誤， “祝其”為“況其”之誤，“于鄉”為“幹鄉”之誤，“蘭祺”應為 “蘭旗”，“南成”應為“蘭城”等等。同時為地名的起源與沿革發 展提供了重要的參照資料，如“穎川”與“潁川”，“楊州”與“揚 州”，“汝陰”與“女陰”，“丹楊”與“丹揚”、“丹陽”的關係 等等。而簡牘中一些郡縣侯國統屬關係與史書的互證，可看出行政區 域演變的歷程。

　　（五）填補了漢賦乃至古典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白。《神烏賦》是 一篇基本完整而又亡佚了兩千多年的西漢賦。漢人視烏為一種孝鳥、 神鳥。此賦以四言為主，用擬人手法描繪了烏的性格和悲慘故事。無 論從題材、內容和寫作技巧看都接近於民間文學。我們知道漢賦主要 是描繪宮廷和上層貴族的生活，辭藻華麗，手法鋪張，而此賦應屬於 俗賦的範圍，為漢賦增添了一個新品種。同時也將我國古代禽鳥寓言 文學及俗賦的産生時間提前了二百多年。

　　（六）為術數研究增添了新資料。簡牘中的《元延元年曆譜》、 《元延三年曆譜》、《六甲佔雨》、《神龜佔》、《行道吉兇》、 《刑德行時》、《博局佔》等，為研究漢代曆法、時令節日、占卜、 社會信仰等補充了新內容。而在漢代一個下層官吏的墓葬中埋藏著如 此眾多的術數文獻，應使我們對漢代國家政治思想及民間信仰與官僚 行政管理的關係進行深入思考。

　　除了上述內容之外，簡牘對於書法史、檔案史、社會史、人口史 等多方面學科也具有重要價值。它所揭示和反映的歷史層面十分寬闊 和深厚，因而影響將是深遠而巨大的。目前對它的研究還只是一個發 端，而它注入的新鮮血液必將為二十一世紀的漢史研究帶來新的生機。

責編：徐建委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