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價值的自覺——重讀潘天壽

央視國際 2004年05月08日 13:30

　　一民族之藝術，即為一民族精神之結晶。故振興民族藝術，與振興民族精神有密切關係。

　　——潘天壽《聽天閣畫談隨筆》

　　傅巧玲

　　一

　　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寫下了這樣的題目。我始終認為，繪畫作為一種藝術語言，要用文學語言來表達，總是顯得蒼白且缺乏説服力。談論潘天壽先生的繪畫，其氣韻、格調、境界，更是難以用文字盡述。畫作本身應該是心與心交悟的最好途徑。

　　潘天壽與他走過的20世紀已離我們遠去。20世紀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中西文明的碰撞，傳統文化價值概念受到的挑戰與危機，美術思潮的震蕩與 變，人們棄舊圖新的渴望……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車輪上，歷史地清理20世紀的紛爭與焦點，一切都變得清晰起來：中國畫發展問題的論爭，始終是與中國文化何去何從相伴隨；對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重估和發展前途的疑慮，引發對傳統文化各個方面作整體性檢討，是20世紀紛爭的焦點。

　　潘天壽先生經歷了20世紀三次中國畫大討論中的兩次，他深知自己所處的語境，但他為什麼沒有走“西方”或“融合”的道路，而是從14歲開始就“立定志向，決心畢生從事中國畫”，並矢志不移地在傳統基礎上變革、發展。

　　二

　　20世紀初以弘揚“民主、科學”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勝利，使中國傳統文化的處境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中國畫的發展首次面臨了選擇。1917年，陳獨秀就曾提出：“我國美術之弊，蓋莫甚於今日。誠不可極加革命也。”“若想把中國畫改良，斷不能不採用洋畫寫實的精神。”康有為也提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如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他主張“合中西繪畫而為新時代。”此後蔡元培先生也提出：“近世為東西文化融合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採用。”“吾輩學畫，當用研究科學之方法貫徹之。”這幾位先驅在中國科學落後於西方之時，提出向西方學習的精神是可貴的，表明棄舊出新的革新勇氣。遺憾的是，他們崇尚科學，卻未看到繪畫藝術與科學技術的不同，繪畫藝術具有民族性，其本身就蘊涵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離開了本民族的文化，繪畫就失去了藝術的靈魂與藝術價值。中國畫若離開了中國傳統文化，也就失去了中國畫存在的意義。

　　潘天壽雖不曾直接參與二、三十年代關於中國畫的論爭，但他對於“藝術與科學”的不同，作出了精闢的論述：“藝術在求各民族各個人特殊精神與特殊情趣之貢獻，科學在求全人類共同應用效能之增進。”在其1928年出版的《中國繪畫史》一書中，他通過論理分析，表明自己的認識，並把創辦中國畫係、重新研究、審視民族繪畫歷史作為開拓中國藝術新局勢，迎接民族藝術復興的具體行動，表現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價值的自覺。

　　“藝術的世界是廣大而無所界限，所以凡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世界的資格，不容你以武力或資本等的勢力屈服與排斥。”

　　“近數十年來，西學東漸的潮流，日張一日，藝術上，也開始容納外來思想與外來情調，揆諸歷史的變遷原理，應有所起發。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振作，外思想，實也無補。因民族精神為國民藝術的血肉，外來思想，是國民藝術的滋補品，倘單恃滋補，而不加自己的鍛鍊，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故想開拓中國藝術的新局勢，有待乎國民藝術的復興運動。”

　　在這裡，他所指的“民族精神不振”，是“五四”運動以後，全盤西化以及對民族文化全面否定的虛無主義思潮瀰漫著知識界的現實。潘天壽是這樣一個具有獨特的價值敏感的藝術家，自他進入繪畫藝術領域開始，他便選擇了中國畫這一傳統題材，去承載20世紀中國最急、最深刻的精神問題：振興民族精神，重塑民族性格，呼喚生命的力度和強度。潘天壽並沒有“排斥和拒絕”外來文化，並認為“外來思想是國民藝術的滋補品”，但是他堅持的是，接受外來文化，必須與國有的民族精神結合，而不是取代甚至消滅民族精神。他説過：“歷史上最活躍的時代，就是混交時代。因期間外來文化的傳入，與固有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結合，産生異樣的光彩。”潘天壽的這些思想，是基於他對民族文化信念和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在今天仍足以啟迪人思索。

　　三

　　如果説世紀初西方東漸的新文化思潮，使他作出了捍衛民族文化的選擇，那麼在花甲之年身經本世紀中期的民族虛無主義的又一度洗禮與衝擊，使他在矛盾困惑中愈益堅定了其振興民族繪畫的信念。1950年以後，全國文化、教育界展開了大規模的思想改造與文藝整風運動，其間對中國畫和中國畫家的態度，從他們的藝術理論到創作實踐，差不多全被否定。潘天壽先生所在的中國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現在的中國美術學院）一度取消了中國畫係，傳統中國畫作為“封建殘余”被扔到了角落裏。

　　潘天壽也一度失去了教職，但他對於民族藝術的自信卻從來沒有動搖過。潘天壽作為老畫家中敢於直言的一個，旗幟鮮明地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再三強調中國民族繪畫的偉大成就。從《潘天壽談藝錄》所輯錄的畫論看，在這一時期，他發表了大量的見解和看法。他多次談到，“每一個國家民族，應有自己獨立的文藝，以為國家民族的光輝。民族繪畫的發展，對培養民族獨立、民族自尊的高尚觀念，是有重要意義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將自己的民族文化看成是莫大的驕傲，以此來證明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和聰明才智。中國是世界公認的文明古國，傳統遺産之豐富，藝術成就之高深，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作為中國人，應該花大力氣研究、整理、宣揚我們的民族遺産，並從中推出民族風格的新成就。”在1955年的“文藝思想討論會上”，他對於民族遺産、民族形式提出了鮮明的八條主張：“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新文藝，不能割斷歷史來培養和成長。”“號召世界主義文化，是無祖宗的出賣民族利益者。”

　　強調中國繪畫的民族性和獨立性，隱含著一個最基本的大前提，即認為這種民族性和獨立性正在受到損害和否定。顯然，潘天壽關於中國繪畫的這一主導思想，正是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激烈衝擊的特定時代環境的産物。他對於繪畫的民族性和獨特性，不論思潮如何變換，不論環境是否有利，都未曾動搖他頭腦中的這兩個基本點，幾十年如一日，一貫而堅定。

　　重溫潘天壽畫論，其間洋溢的對民族藝術未來前景的自信，讓人感動。東西文化相交的結果，我想應該取決於二者力量強弱的對比，這種對比又涉及到歷史文化淵源、綜合國力、文化態勢和民族心理。中華民族經過20餘年的發展與建設，民族自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弘揚民族精神，成為人們共同的企盼。在這樣的環境下，決定中國畫前途的應該是中國畫家的心態和選擇而不是其他。

　　轉自廣東美術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