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先生傳略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26日 16:21
潘天壽先生,原名天授,字大頤,號壽者;早年署阿壽,懶道人,心阿蘭若住持等別號;晚年常署頤者、雷婆頭峰壽者。1897年3月14日(舊曆丁酉二月十二日)生於浙江省寧海縣北鄉冠莊村。父名秉璋,縣學生員,能書,為人忠直仁厚。母周氏,聰敏賢達。先生為長子,七歲時,母病故。潘家起初薄有祖産,因家境不顧,漸趨因頓。先生自童年起,就幫助家中砍柴、放牛、車水、耘田。冠莊西山的雷婆頭峰,就是他和小夥伴們常去樵牧的地方。先生晚年,自號雷婆頭峰壽者,即以寄託對家鄉純樸生活的深切懷念。
先生自幼溫厚篤實,勤奮好學。七歲進私塾,文章日課之外,歡喜寫字,從寫描紅格開始,每天中午寫一張,從不間斷,又熱心於臨摹《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説插圖,連鄉里祠廟墻壁門窗上的彩繪人物、山水、花鳥,也都一一心記而加以摹倣。雖塾師以為學生畫畫有礙文章課事而加禁止,但是先生對此仍是不肯廢棄,而且興趣日益增進。
十四歲,先生進入寧海縣城的國民小學讀書。當時城中紙鋪,已有石印字帖出售,黑底白字,他十分喜歡。特地選購了《瘞鶴銘》和《玄秘塔》,朝夕臨事,愛不釋手。不久,又湊錢購得《芥子園畫傳》一套,更是如獲至寶,欣喜若狂。《芥子園畫傳》在少年潘天壽的眼前展示了一個新天地,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國畫的範圍廣闊,分科複雜,技法繁多,亦使他解悟到詩文、書法、金石以及畫史、畫理都和繪畫有密切關係。在文化落後的窮鄉僻壤,這本《芥子園畫傳》成了先生學畫唯一的啟蒙教師,並進一步激發了他對繪畫的熱愛。從此,他下定了一個決心:要一輩子研究中國畫!他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憑著充沛的精力,任情塗抹,獨自摸索。
先生十九歲,高小畢業。他父親迫於生計,要他回家種田。因先生求學心切,意志堅決,父親才同意他報考官費的浙江第一師範。是年秋,他以優異成績考入一師,邁出了生活道路上關鍵性的一步。在一師,他接觸到了一些具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如民主主義教育家經亨頤和從日本留學回國的李叔同等人,對於他們的品德和才學,先生極為欽佩。尤其是他們寄希望於教育救國的滿腔熱情,蔑視世俗虛榮的正直人格,對青年潘天壽人生觀的形成與確立,有深刻的影響。他目睹才氣橫溢的李叔同避世出家,又眼看深孚眾望的經亨頤因支持新文化運動而被免職,更由於“五四”運動浪潮的衝擊,進一步堅定了他獻身於民族藝術和教育事業的愛國心。他覺得自己“無干事之才,只有畫畫尚能勝任”,因而一心一意想通過振興民族藝術來振興民族精神。這個思想,後來成為他整個一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動力。
經亨頤精於書法、篆刻,對傳統繪畫亦深有研究,李叔同長于西畫、音樂,對詩文,書法、金石均有很高的造詣。先生常有請益,深受教誨,詩、書、畫、印,得以並進。又能常在城中裱畫店看到不少古今名家作品,對於欣賞能力和技法的提高,補益頗多。先生憑藉這些條件,加倍奮發,利用課餘假日,廢寢忘食,刻苦學習,孜孜不倦。在一師五年,使先生對於書畫的筆墨、神情、氣韻、品格諸項,都有了相當的體會和理解,為以後的藝術道路和藝術觀的發展打下了純正、堅實的基礎。
畢業後,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無力繼續求學深造,只得回寧海小學教書謀生。後又轉孝豐教書一年。但先生對於繪畫,仍無一日輟筆。這期間,他作畫不受韁勒,常繪製巨幅作品,表現出特有的粗豪、奔放、雄闊的氣魄。除了一般傳統題材之外,他特別喜畫山岩松柏,及牛、馬、虎、鷹等強勁有力的動物,他在選材上的獨特愛好已十分明顯,別具個性的審美情趣亦逐漸形成。
1923年,先生二十七歲,由師友介紹,來到了江南文化中心地上海,任教於民國女子工校。上海人才薈萃,畫家輩出,研究學術的條件之便利,正是先生所渴望的。他一面授課,一面悉心鑽研,廣收博采,畫藝迅速精進。不久,即被聘為上海美專國畫係教授,講授中國畫及繪畫史課程,在教學之餘編寫出版了《中國繪畫史》一書.並參與創辦上海新華藝專,任藝術教育系主任,自此以後,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專心於學術與藝術教育,從未離開過教育崗位,培養了大批美術人才,桃李遍及全國。1928年春,杭州國立西湖藝術院創辦(後名杭州藝專,又稱國立藝專),先生即轉杭州任中國畫主任教授,並定居於杭州。
早在“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開始高漲,文藝界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畫壇之中,有的主張全盤西化,有的主張中西結合,也有的主張站在民族傳統的基點上革新中國畫,各自尋求前進的道路。先生則持後一種觀點,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還有吳昌碩、陳師曾、黃賓虹、齊白石等人。先生在上海以及到杭州藝專以後的一段時間,對中國繪畫史作了全面的回顧和總結。他不存門戶之見,取精用宏,尤其究心於青藤、八大、石濤、石豀諸家筆墨,更深受吳昌碩的影響。先生初至上海時,吳昌碩已八十高齡,吳派畫風籠罩著上海畫壇。然吳昌碩對青年潘天壽的天才氣質十分器重,曾特地送他一副篆書對聯:“天驚地怪見落筆,巷語街談總入詩”,隨後,又做了一首長古《讀潘阿壽山水障子》相贈,對他勉勵和愛護備至,其時,先生與吳昌碩時有過從,談詩論畫,得益良多。在畫風上也受到吳的很大影響,深得吳昌碩的氣勢神韻。先生由衷敬佩吳昌碩的人品畫藝,直至晚年,仍時時流露出深切的懷念之情。然而,先生深知藝術貴在獨創,覺得局限于前人格法不足以抒發自己的胸懷。因此,他在不多幾年之間,努力地深入于吳派畫風之中,而又果斷地跳出於吳派畫風之外,走上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道路。先生早年的這個轉折,體現了他對於繼承與創新問題的獨立見解。
在杭州藝專的十年,是先生一生中最為平靜的時期,他的藝術才能日益被畫壇所推重。1929年,先生曾赴日本考察美術教育。1930年以後,他在擔任杭州藝專中國畫主任教授的同時,還兼任上海美專、新華藝專、昌明藝專的中國畫課程,每週往返于滬杭之間,辛勤從事藝術教育,又與吳茀之,張振鐸等人組織了“白社”國畫研究會,互相研討,切磋學問,並在寧、滬、蘇、杭等地舉辦畫展.他又繼續精研繪畫史論,改寫了二十九歲時所編的《中國繪畫史》,重新出版。他深研繪事,究習書法,賦詩刻印,注重多方面的修養,藝術風格日趨成熟。那時,先生生活雖則平靜,而內心實頗孤寂。社會腐敗,污濁滿目,他不甘流俗,沽身自好,在藝術中尋求寄託,故其作品,總沁透著一股清高冷逸之氣。
蘆溝橋事變以後,先生隨杭州藝專經諸暨、鷹潭西遷,輾轉于浙、贛、湘、黔、川、滇
諸省,在顛沛流離之中,堅持藝術教育。曾任國立藝專、東南聯大、暨南大學、英士大學等校教授。抗戰後期,百事艱難,國立藝專人事渙散,在多方迫促之下,先生接任國立藝專校長三年。抗戰勝利後,先生自感十分疲乏,堅請辭職,專心於學術,創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
先生五十三歲,以期待的心情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他認真學習新的文藝方針,深入生活,反映現實。他幾次去雁蕩、黃山,直接從大自然中汲取藝術創造的素材,熱情歌頌社會主義祖國,反映了豪邁壯闊的時代精神。先生的藝術成就,日益被黨和人民所重視,他被推選為浙江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美協浙江分會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以及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這六七年時間,是先生創作最豐盛的時期。他除教學工作和一些社會活動以外,天天作畫。他越採越多地創作巨幅作品,藝術風格更加強烈鮮明。他始終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渴望新的艱苦探索和創造,他在自己的藝術生涯中,進入了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遠為重要的新階段。
先生的藝術,深入繼承了我國傳統繪畫,尤其是歷代文人畫大家的精華,功力沉厚,同時,他又具有獨特強烈的藝術個性,不拘陳法,脫盡窠臼,創造出沉雄奇崛,蒼古高華的自家面目。先生的作品,充分發揮了中國畫表現方法以線為主的特點,造型概括,風骨遒勁。他的用筆,果斷而靜煉,強悍而有控制,如堊壁漏痕,拗鐵折釵,具有雄健、剛直、凝練、老辣、生澀的特點。他善用濃墨、潑墨,間用焦墨,蒼茫厚重,枯濕濃淡均見筆力。設色古艷,清超絕俗,不以自然色相為囿。他深入研究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繪畫的構圖規律,尚氣勢,重整體,追求不平凡的藝術表現。他作畫極有魄力,而章法結構又極為堅勁嚴謹,沉靜週密,慘澹經營,直如老將用兵,寓贍遠矚,出奇制勝。能在險絕之中又見平穩,造成巨大的力量感和特有的結構美。
在作毛筆畫的同時,先生還常作指墨畫,其特有的沉鬱古拙之意,誠非毛筆畫所能替代。指墨技法創成于清代高其佩,而在先生的作品中達到了更為完美的境地。他的不少代表作,都是指墨畫成的。
先生的書法功力很深,得力於卜文、獵碣、二爨及鍾太博、顏魯公、黃石齋、倪鴻寶諸家,真草隸篆,無施不可,豪邁樸茂,獨樹一幟。自刻印章,亦剛勁蒼古,與畫格完全一致。詩則從二李入手,轉力韓杜,亦受吳昌碩影響,詩格棱峭橫肆,頗多古拗老辣之味。先生的畫作,熔詩、書、畫、印于一爐,凝鑄著他多方面的學識修養和創造才能。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樸厚正直,謙虛和藹,淡泊寡欲。他衣食簡樸,不嗜煙酒,生活極有規律。書畫吟著之外,獨喜登山遠遊。古稀之年,仍是體態勻稱,筋骨勁健,寓浩然之氣于清靜安詳之中,毫無龍鐘之態。
1966年春,先生七十誕辰,自作句雲:“筆硯永朝朝,流離真歲歲。七十年來何所得,古稀年始頌昇平。”先生對祖國的未來,民族藝術的未來,和自己藝術道路的未來,充滿了深沉的希望和信心。然而,正當先生以巨大的潛力,努力向更高的藝術峰巔攀登之際,他的藝術生命被野蠻地中止了。他面對林彪、“四人幫”的造遇誣陷、殘酷迫害,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剛直不阿。他淡泊的一生,正直的人格,和對於民族藝術事業的無限忠誠,師生親友有目共睹,感人至深。先生慘遭數年磨折之後,終於l971年9月5日在冷寂中含冤去世。
七年以後,“潘天壽先生追悼會”在杭州隆重舉行,為先生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杭州、北京等地隆重舉辦“潘天壽書畫展”。先生將自己的一生無私地貢獻給了我國的民族美術事業和藝術教育事業,他的名字將永遠記載于中國美術史冊。
潘公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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