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畫、印“四全”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26日 14:19

　　潘天壽先生主張中國畫要達到詩、書、畫、印的完美結合，即“四全”。他的繪畫作品體現了這一中國傳統繪畫獨有的美學原則。

　　詩與畫的結合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在畫上題詩，二是繪畫作品本身富有詩意。後者是主要的，前者也不可忽視。在畫上題詩的目的，一則是用詩文補充説明畫意，二則可以通過題詩增加構圖的均衡感。潘天壽在這方面曾有明確的論述：“我認為一張畫，有時湊上一句或一首好詩，也像山水得風而鳴，得雨而潤。能做詩的畫家，他可以集中精力作畫。把畫所不能及到的，用詩去補足，不會做詩的畫家，知道自己無法補畫之不足，拚命在畫上雕琢，反使畫不自然，這是不會做詩的畫家吃虧的地方。”繪畫不能像戲劇那樣可以曲折、細緻地表達複雜的情節和思想感情，而題上詩文正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克服繪畫的這種局限性。潘天壽經常在自己的畫上題上自己做的詩，使詩與畫互相補充，相得益彰。例如《初升圖》，場面較大，描繪了松、石、梅、月。畫上挺立的梅花與橫亙的蒼松共耐歲寒，一種清高剛正之氣，溢於紙上。畫幅上方，一輪明月，用淡墨烘染，月色清幽，夜涼如水，詩的意境，曳人神魂。由於畫上對象較多，而且已經布足，畫家就未題詩，只在梅幹旁題上‘雷婆頭峰壽指墨’數字，而詩意並不淡薄。又如《雨霽》一畫，在丈二的巨幅上，山石突兀嶒崚，青松蒼翠欲滴，溪流從遠處直瀉而下，橫貫全幅。遠景一片蒼茫煙潤，近處野竹蕭疏，苔草尚含水氣。這樣便描繪出雨余初霽景色，有咫尺千里之趣。不用題詩，而詩意已油然而生。《春酣》和《西湖中所見》，描寫的都是充滿詩意的西湖景色。前一幅畫只簡練地畫了一大片楊柳，卻給人春意盎然的感覺，畫面色調柔和滋潤，筆墨淋漓酣暢。柳外遠山上高聳著保俶塔，點出了西湖的特徵。整個畫面給人以清新，俊逸的感受。後一幅，畫的是西湖的夏日美景。椏杈的垂柳，老筆紛披，它的巨幹顯然屢受風霜侵蝕，仍屹立湖畔，生氣勃勃。樹下面，細草如茵，湖光瀲艷，映日荷花，迎風盛放，水中大小遊魚，悠然出沒。詩情畫意與具體形象融合無間。 書法與畫的結合也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畫上使創造繪畫形象的線條具有書法意味，二是在畫上直接題詩文，寫創作年月和畫家的名號，使風格相同的書法與繪畫結合在一起，再加上印章，構成“綜合”藝術。賓虹先生曾説：“金石之家，上窺商周彝器，兼工篆籀，又能博覽古今碑帖，得隸、草、行、真之趣，通書法于畫法之中，深厚沉鬱，神與古會，以拙勝巧，以老取妍，絕非描頭角之徒所能摹擬。”因此，“善畫者必善書”，成了對中國畫的必然要求。

　　題款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時用長篇款、多處款，或正楷，或大草，或漢隸，或古篆，隨便成致。至於題款的作用，或長行直下，使畫面增長氣機，或攔住畫幅邊緣，使佈局緊湊，或補充空虛，使畫面平衡，或彌補散漫，增強交叉疏密的變化等等。他的題款則多用漢隸和行書。如《石榴》一畫，石榴只佔畫面左上一小角，右邊長篇行書題跋從頂到底，佔畫面的絕大部分，幾乎可以説是以書代畫了。《育雛圖》一畫，母雞和三隻小雞只佔下部五分之一的幅面，長跋從上直下，增長了全幅的氣機。這兩幅畫都是故意先使畫面不平衡，然後用題跋補其不平衡。《梅》(指畫)，構圖極簡，嫩梅枝從上面直落，幹從底下斜出，二者接而不接，有相迎之意。一題再題。“雷婆頭峰壽者”用較大篆字，穩住畫幅右上邊陣地，又用小行書寫“鐵嶺高且園不喜用熟紙作指畫，以其少枯濕之變也，頤大又記’橫亙以破之，使整個構圖不致呆板。《記寫少年故鄉山村所見》一面，則是把題跋寫在巨石上靠石的輪廓處，充實了石的虛處，但不致太實，也增加了畫面的穩定感。《記寫雁蕩山花》，畫面上保留大塊空白卻將字題在花叢間，這就是所謂“密不通風，疏可走馬”之意吧!《雨後千山鐵鑄成》一畫，畫幅上部，墨色凝重，自有千鈞之勢。下邊近景只寥寥幾筆點出雜樹，勾出一葉扁舟，中間留下大片空白，似有上重下輕，分疆兩段的缺點。畫家卻出人意料地從畫中部攔腰插入用堅挺的古篆寫成的詩句和灑落的行書跋語，巧妙地把畫面上下景物連接起來。這種題跋真是“神出鬼沒”！在小幅冊頁上，潘天壽多用兩字標題，點出繪畫形象的意境。如畫竹葉野草間停一隻天真靈活的小鳥，題曰“清晨”，畫綠柳外孤塔橫空，題曰“春酣”，畫半葉殘荷，一朵紅蓮，題曰“秋深”等等。

　　印章與畫面的結合，也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用朱紅印章來增加水墨畫的色彩，二是用印章使構圖達到平衡。紅與黑兩色配合，古厚而艷麗，能使畫面在色彩上增加對比。潘先生曾説：“中國印章的朱紅色，沉著、鮮明、熱鬧而有刺激力。在畫面題款下用一方或兩方名號章，往往能使全幅精神提起。起首章、壓角章也與名號章一樣，可以起到使畫面色彩變化呼應，破除平板，以及穩定，平衡作用。能使畫面更豐富，更具有獨特的形式美。”潘天壽使用印章，總是經過週密的思考。有時數印並用，大小間錯。《寫西湖上所見》一畫上的印章，出人意料地蓋在墨荷之上。對印章的大小和文字內容，他也不是隨便使用的。在《禿鷲》圖的左下墻蓋了“一味霸悍”的閒章，啟發人們對此畫風格的了解。

　　毫不誇大地説：詩、書、畫、印在潘天壽的畫上的融合，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無懈可擊的地步。當然“四全”是傳統文人畫一派的主張。新—代的中國畫家，也應該在詩、書、畫、印的結合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但是也不應過分誇大這種結合在新中國畫中的地位。用真實的、美的、典型的形象反映生活，描繪自然，這是頭等重要的工作。即使是有些青年中國畫家在寫詩和治印方面有所不足，我們對他們的作品在這方面是不應苛求的。如果在寫字、作詩、治印方面花費了太多的精力，卻創造不出繪畫形象，那就得不償失了。

　　楊成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