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文選●
阿丘:我永遠是個“旁觀者”
對話時間:3月16日下午
對話空間:央視梅地亞中心咖啡廳
對話者:阿丘、《新京報》記者:劉瑋
節目:不像專家而像勸架的片警
新京報:現在很多新聞類節目都採取了“説新聞”的方式,這種方式似乎很容易被電視觀眾認同,你認為這會是新聞類節目發展的潮流嗎?
阿丘:新聞一定要有他的權威性,個人的觀點總會有片面的地方,我在《社會記錄》中闡述的觀點也是我們整個節目組經過前期討論的觀點。其實我們節目評論的大多是“小事”,像美伊戰爭這種事我們就不好説了。我們節目更像勸架的片警,而不是專家。這種“輕鬆化但不娛樂化”的方式會比較受歡迎,但不是主流的趨勢。
新京報:在《新週刊》今年最佳新人的評選中,你有一位很厲害的對手,鳳凰衛視《有報天天讀》的楊錦麟,雖然我們對這次評選的規則不是很清楚,但最起碼説明在某種標準下你是更優秀的。你自己認為與楊錦麟相比,你的優勢在哪兒?
阿丘:我本人很欣賞楊錦麟的主持風格,有一次我們新聞部搞年會表演節目,請了楊錦麟做評委,我對他的潮州口音感到十分親切,可能因為我們是老鄉。我覺得我的優勢在節目上。《有報天天讀》的素材來源都是報紙雜誌刊登過的新聞,而《社會記錄》是我們記者采寫的第一手的真實的素材,更有新鮮感。而且,《有報天天讀》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關注,而我們只關注社會新聞,以比較八卦又不失觀點的方式評論,這可能是我的優勢。
新京報:《社會記錄》被安排在夜裏11:40播出,對收視率影響很大吧?
阿丘:對,很大。但我們之前做過收視調查,知道這個時間段看電視的都是些什麼人,他們大多是白領、業內人士、意識形態工作者。他們看新聞不會只滿足於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是想知道為什麼、怎麼發生的。收視率並不代表影響力,我們寧可要影響力。
風格:寧願極端也不願無足輕重
新京報:央視新聞評論部人才濟濟,你不但沒有專業背景,也沒有新聞工作經驗,怎麼就這麼大膽來新聞部了呢?
阿丘:我覺得我的主持還是有個性的,央視這麼多新聞節目,不缺廣度也不缺深度,就是少點個性,所以我來了。像我以前搞過一段時間的娛樂,其實新聞圈裏的人是不大認同娛樂圈的人的,但這也恰恰是我所能帶來的比較輕鬆、調侃的風格。
新京報:你曾經説過你能在央視主持《社會記錄》,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中國新聞意識的改變,這話怎麼理解?
阿丘:這其實是話語權的問題。以往新聞都要以權威、專家的口徑敘述,我們的節目以老百姓的視角評論新聞,換個語境傳達新聞反而更親民。我們的這種嘗試也被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節目視為“叛逆”,風險也很大,以前劉儀偉在央視有過類似的嘗試,但他主持的畢竟還是生活類節目,無關痛癢,但新聞節目是擔負著很重的責任的。
新京報:採訪你之前我問過一些看你節目的人。他們分成了兩個極端,喜歡你的認為你很睿智,節目觀點性很強;厭煩你的覺得你太貧,還有點痞氣。這種極端的評價對你意味著什麼?
阿丘:嗯,其實我早做好心理準備了,個性是把雙刃劍,我寧願要這種極端也不願意自己被人認為是無足輕重的角色。其實節目的包裝,包括我個人表現出來的風格都是外在的形式,形式並不是最重要的,崔永元剛出來的時候也是這樣,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反應。然而真正吸引人的是內容,是精神,我想這些東西總會被發現的。至於我的風格,也總得給大家一個習慣的過程吧。
個性:自得其樂的“旁觀者”
新京報:你的經歷很特別。你是學政治的,做過編劇,也當過演員,成為了笑星,可以説你一直圍繞著主流的邊緣繞圈,卻沒真正進入過,這樣的生活閱歷對於你最終進入最主流的媒體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阿丘:有一句話叫“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邊緣也是種心態。可能是因為我個子比較矮小,從小到大每次照集體照,我都是站在最後一排的最邊上。這個位置很好,側身你就可以審視到整個隊伍,能看見每個人的表情,別人卻發現不了我,我自得其樂。也許這是一種個人偷窺欲,我習慣別人輕視我,我永遠不會是主嘉賓,而是個旁觀者。這種心態和我們節目的定位很相似,是節目對社會的偷窺,我們的節目就像躲在黑暗處的貓頭鷹。
新京報:那你從小是個自卑的孩子嗎?
阿丘:不,我是個自信的孩子,因為我知道用什麼方式最適合表現自己。我表現出來的自卑其實是一種假象,我從來不需要別人的開導,也沒有人開導我,我自己有能力儲蓄能量。其實我在35歲時進入《社會記錄》節目,在36歲時獲得了最佳新人獎,這種感覺是很奇怪,但也很奇妙的。
新京報:最後問你一個程式化的問題,你認為一個優秀的主持人最應該具備的素質是什麼?
阿丘:説自己的話。
記者手記
當我在梅地亞見到阿丘時,他很熱情地與我主動寒暄起來,還殷勤地表揚了我們報紙若干句,這些都令我感到坐在對面的是一個老於世故的採訪對象,他知道在什麼時候該為我續上咖啡,在什麼時候認真思考我的提問。在採訪前,我一直一廂情願地以為,一個能在央視新聞部把一檔深夜新聞節目主持火了的人,一定應該超級自信,但當我聽到阿丘不經意地談到由於身材矮小,從小到大照畢業照時,他都是站在最後一排最邊上時,我分明看到了他流露出來的那絲自卑。雖然事後他告訴我他的自卑都是偽裝,但我相信阿丘在那一刻是落寞的,也是真實的。由此想到阿丘提到他的“偷窺欲”和像躲在夜幕下貓頭鷹一般的《社會記錄》,如果説“偷窺”還有一分值得我們原諒的地方,就是讓我們看到了真實,雖然我固執地認為在整個採訪過程中,阿丘展現給我的真實屈指可數,但火花一閃也就足夠了。當採訪結束後,阿丘特意打來電話叮囑我,發稿前要讓他再看一遍,但我沒有這麼做,阿丘太精明,但真實是容不得反悔的。
節目自述
如果把主流新聞欄目和我們的“社會記錄”用一個比喻做一個比較的話,那麼同樣是在地下挖坑,他們是挖得越深越好。而我們會往坑裏種上一棵樹,然後讓這棵樹去開花結果。(原載2004年3月24日《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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