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7期（總第62期）

央視國際 2003年07月24日 16:40

　　目 錄

　　●金話筒獎

　　第六屆金話筒獎復評會議日程排定…………………………… （1）

　　●信息之頁

　　央視出臺《優秀播音員、主持人特殊津貼管理辦法》……… （2）

　　水均益當選全國青年崗位能手………………………………… （2）

　　●閒聊主持人

　　為“特殊津貼”叫好（白謙誠）……………………………… （3）

　　●獨家專稿

　　話筒外的交流(倪萍) ………………………………………… （4）

　　●金話筒獎●

　　第六屆金話筒獎復評會議日程排定

　　第六屆金話筒獎4個復評會議的日程已排定，以時間為序安排如下：

　　城市電視臺復評會議，7月15至18日在吉林市召開，吉林市電視臺協辦；

　　中央和省級電視臺復評會議，7月24至27日在武漢市召開，湖北電視臺協辦；

　　城市廣播電臺復評會議，8月8至11日在合肥召開，合肥人民廣播電臺協辦；

　　中央和省級廣播電臺復評會議，8月18至21日在上海召開，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協辦。

　　●信息之頁●

　　央視出臺《優秀播音員、主持人特殊津貼管理辦法》

　　據悉，中央電視臺近日頒布了《中央電視臺優秀播音員、主持人特殊津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被評選為優秀播音員、主持人者，甲級（5人以內）每人每月特殊津貼為15000元，乙級（5人以內）每人每月特殊津貼為10000元。此辦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辦法”指出，播音員、主持人在代表中央電視臺形象和電視宣傳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據中共中央《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精神：事業單位要“逐步形成重實績、重貢獻，向優秀人才和關鍵崗位傾斜的分配激勵機制”,為激勵優秀播音員、主持人脫穎而出，決定設立優秀播音員、主持人特殊津貼。

　　“辦法”規定，參加特殊津貼評選者需符合下列條件：

　　1.具有我臺播音主持崗位持證上崗資格；

　　2.在我臺從事播音主持工作2年以上，現仍在播音、主持崗位工作；

　　3.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

　　4.無違反臺規臺紀行為；

　　5.所在欄目上年綜合收視率排名列于我臺1套前10名和其他頻道前5名的。

　　優秀播音員、主持人的評選程序如下：

　　1.由總編室提供上年度1套首播欄目綜合收視率排名前10名和其他頻道前5

　　名的欄目情況及其播音員、主持人名單；

　　2.由人事辦公室根據參評條件及總編室提供的情況推薦候選人；

　　3.由臺編委會根據候選人情況進行集體討論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確定人選，

　　個人得票數須超過總票數三分之二方可通過；

　　4.臺編委會將評選結果報臺分黨組批准。

　　優秀播音員、主持人特殊津貼每年評選1次。評選結果公佈後12個月內有效。

　　享受特殊津貼人員不再享受相應的職務津貼。

　　水均益當選全國青年崗位能手

　　據《人民日報》2003年6月20日報道，近日，由共青團中央、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共同組織的2002年度全國青年崗位能手評選揭曉，10位青年獲此殊榮。其中，本會理事、第二屆和第五屆金話筒獎得主、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水均益榜上有名。

　　●閒聊主持人●

　　為“特殊津貼”叫好（作者：白謙誠）

　　中央電視臺日前頒布了《中央電視臺優秀播音員、主持人特殊津貼管理辦法》。為優秀播音員、主持人頒發“特殊津貼”，央視在全國可能不是第一家，但央視舉措力度之大，必將在全國廣電系統引發連鎖反應。

　　“特殊津貼”這個名稱起得好。大家都承認，播音員、主持人是廣電系統的“特殊工種”。“特殊工種”拿“特殊津貼”，名正言順。

　　播音員、主持人“特殊”在什麼地方？其一，播音員、主持人是廣播電視臺的“門面”，是廣播電視欄目的“代表”或“符號”，是廣播電視聯絡受眾的“橋梁”和“紐帶”。他們的地位和功能是任何其他工種所無法取代的。其二，播音員、主持人所從事的是一種個性化的勞動，他們的魅力、水準、風格直接關係到欄目的興衰和收視率、收聽率的高低。其三，播音員、主持人需要具備若干天賦條件，不是誰都幹得了的，也不是只要努力就能幹得好的。其四，播音員、主持人是個淘汰率高、流動性大的工種。其五，播音員、主持人是公眾人物，特別是電視播音員、主持人需要美容、化粧，需要較多的服裝和服飾，開支大。我想，播音員、主持人與其他工種相比，至少有以上5點“特殊”之處。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國家實行的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制度。那時還沒有主持人，只有播音員。播音員的工資也跟其他工種一樣，按學歷和資歷評定級別。播音員因為學歷普遍較低，所以他們的工資一般都低於編輯、記者。但即使在那個時代，黨和政府仍然給播音員一些特殊待遇。記得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經周恩來總理特批，播音員每人每月發一斤雞蛋，還有6元錢津貼。當時的6元錢津貼，相當於長了一級工資，是件不得了的事。

　　改革開放以來，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工資制度也改革了，但播音員、主持人的工資制度始終沒有什麼特殊政策。近幾年，有些省、市局（臺）作過一些探索，例如，有的實行“首席主持人”制度,有的高薪招聘主持人。據説，有的省級電視臺高薪招聘的主持人，年薪已達40－50萬元。當然，拿這樣高薪的主持人尚屬鳳毛麟角，有關電視臺也是偶爾為之，沒有形成制度。去年我去浙江沿海某縣級市考察，該市廣電局的局長希望我給他推薦得過金話筒獎的主持人，他出的年薪為20－30萬元。一個縣級臺可出如此高價，令我驚訝。各地對優秀播音員、主持人的需求，由此可見一斑。令人特別高興的是，央視這次出臺的政策，已經形成制度，相信它會起到極大的激勵作用。

　　世上的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一項好的政策出臺，也會有利有弊。“特殊津貼”當然是件好事，但我也有兩點擔心：一是播音員、主持人之間的心理不平衡。同樣具備了拿“特殊津貼”的條件，但因名額所限，有人拿到了，有人拿不到。得失之間，相差十幾萬，不是個小數目。弄不好，會影響情緒，甚至影響團結；二是其他工種的同志心理不平衡。節目做得好，收視率高，是欄目組各工種通力配合的結果，但好處只給了播音員和主持人，其他工種的同志（甚至包括製片人）心理可能不平衡。解決這兩個可能出現的甚至必然出現的“心理不平衡”問題，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靠我黨的傳家寶：思想政治工作。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難做。他們一般不會公開表露出來，需要你察顏觀色，于細微處發現思想苗頭。我想，伴隨著“特殊津貼”的出臺，央視各級黨組織到了更能發揮戰鬥堡壘作用的時候了。

　　一項好的政策出臺，也需要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央視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檢驗之後，我相信還會邁出第二步、第三步……。隨著政策的完善和改革的配套，兩個“心理不平衡”也許會自然化解。

　　前面説過，央視的這一舉措，必將在全國廣電系統內引起連鎖反應。筆者希望各地廣電局（臺）學習央視的改革精神和勇氣，給播音員、主持人一些特殊政策，但在具體做法上不一定攀比，應從本局（臺）的實際出發，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各地的播音員、主持人更不必與央視攀比，央視畢竟是央視。最後，筆者期盼著從全國各地不斷傳來關於播音員、主持人特殊政策的好消息！（7月2日）

　　●獨家專稿●

　　話筒外的交流（倪萍）

　　編者説明：這是一篇未曾發表過的舊稿。1997年12月，第三屆“金話筒”頒獎晚會在上海舉行。倪萍同志在參加晚會的錄製工作後，應《文匯報》邀請，出席讀者見面會併發表演講。遼寧電臺“金話筒”獎得主李珂受本會白謙誠理事長之托，錄下了整場的演講並整理出一份文字稿。此稿一直壓在白謙誠同志處，沒找到機會發表。最近恰遇非典特殊時期，有了閒暇時間，白謙誠同志翻出此稿一讀，感到它雖然是6年前的舊稿，但其中有些業務觀點仍具現實意義；對於研究倪萍這一個案，更是一篇難得的資料。為保持原汁原味，本刊只在個別文字上做了處理。現全文刊登，以饗讀者。

　　時間：1997年12月28日上午

　　地點：上海雲峰劇場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今天冒雨來參加這個會，我們非常感動。下面在座的是我們《文匯報》熱情的讀者，更是倪萍的熱心觀眾，也是《日子》一書的熱情讀者。倪萍同志不用介紹，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她前幾天來參加金話筒獎活動，我們借這個機會，邀請她到這裡來和讀者見面。下面就請倪萍同志和大家講講。

　　倪萍：我算是個見過世面的人，可我今天依然非常緊張。這個緊張裏有兩種心情：一種真是很不安。這不安就是説我這麼一個30幾歲的普通女人，就算是個節目主持人，也不過是職業不同而已，這麼大清早，是大家休息和家人團聚的時候，今天下雨又堵車，還在這麼冷的一個禮堂，都那麼早地坐在那兒等你，你説什麼？還有一點不安，就是我這份工作和我的人生實在沒有什麼可説的。這兩點不安加在一塊，昨晚我3點多還沒睡,就是睡不著。它不像你明天要現場直播。它不像這個，不知道明天要説些什麼。説不出這種心情。所以今天早上就來得特別早，我就在我們住的賓館樓下等著。他們8點半來接我，我説怎麼才到？快！快！到了這兒以後呢，我説咱們快開始吧。人家説還不到點，我説人家都在等著呢。一直等到現在，我在後面急得……剛剛一位老同志一直在跟我説話，我基本上沒聽清他説什麼。怎麼辦？快點！快點！（掌聲）這也表達了我是這麼一個人，就像好多朋友説的，説你真夠累的。所以我在這兒鄭重地説一聲：對今天所有到場的每一個朋友，包括這裡的工作人員，説一聲“感謝”！（掌聲）

　　我從來沒有面前放一張桌子，坐在這兒好像做報告一樣，門口挂著牌子，説“演講”。上海《文匯報》社能夠為我這樣一個初次開始寫作的人舉辦一個筆會，對我來説很沉重。我覺得這種扶持的力量對我來説是很深遠的。我真是覺得一方面內心很有壓力，另一方面覺得又驗證了我從前已被無數次驗證過的一條真理，就是在我人生道路上能有那麼多的好心人來幫我。所以漸漸地就有一種理想，這種理想就是覺得你應該努力地去回報社會，回報每一個人。剛才我跟小肖商量，我説這樣的距離好像我看不到大家，大家也看不見我，交流不上。開會説同志們三中全會以後咱們的形勢不錯，今年還有500噸的任務要完成。它不是講這個。我覺得要跟大家交流，但不知道這個話筒能不能拿，現場的朋友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我提議今天所謂的筆會也好，演講也好，就把它改成一個對話。我們今天所有到場的朋友可以隨便問。（掌聲）

　　對我來説，沒有不能問的問題。説倪萍你不是最怕小報嗎？我是，現在我是東躲西藏。關於婚姻問題呀，關於家庭問題呀，很多人問。我之所以不能回答，我一個人可以豁得上，豁上了説我就是離過婚，又結婚了。我是怕把別人攪入一個令人苦惱、哭笑不得的生活當中去，為了家人也不忍心被人炒來炒去。其實非常簡單，就是離過婚，經歷婚姻的坎坷、愛情的波折之後，現在又重新生活了。這樣的女人在全國差不多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那為什麼你倪萍的事就在報紙上登來登去呢？也就是目前社會上所謂的社會知名度，於是我自己就認了。日後就不想再把別人都攪進去，因此就躲著這些報紙呀，新聞界炒啊炒的。因為我是個挺要面子的女人，在很大程度上很多苦、很多委屈都吞下去了。我説哪天再吞出癌症來，就得放棄這些。我希望今天所有到場的朋友都能理解我這番誠意，盡情地問，但別盡情地寫。你將來可以寫，比如我們留一個通信地址，然後咱們稍微做一些交流。其實也是提高我們民族整體素質，提高生命質量。社會精神文明能做得好，也真得從有文化的人群做起，從手裏拿著筆，有權力寫別人的人做起，社會才能風氣良好起來，互相有一份尊重。因為我覺得當一個人那麼坦誠地跟你説了許多心裏話以後，你卻不能很真誠很負責地寫出來，有時起到的效果很不好。比如説前兩天看了一份報紙，心裏真是覺得不大好，就是一位朋友從上海傳真給我，也不知道哪兒的報紙，也是一張小報吧，説我現在的先生，説王文瀾眼中的倪萍。説當記者問道：你的妻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王文瀾脫口而出：“她就愛讀書。”這成了一個笑話啦，北京傳一個笑話説，“她就愛讀書”。你想一個丈夫誇妻子説她就愛讀書，是一種非常蠢的一種説法。當問到：你丈夫抽煙喝酒的時候怎麼説？倪萍説:“俺隨你！”第一，王文瀾不喝酒也不抽煙；第二，對我來説除了開玩笑，還帶諷刺意義地説“俺隨你”，這不是我的語言。但是有很多讀者真當真。你賢慧得連你先生抽煙喝酒都説“俺隨你”，那是我姥姥時代説的話。我覺得文字上也應負有社會責任，它有一種污染。它污染什麼呢？大家可以信口開河隨便寫。讀者慢慢也知道這是胡寫的，但還要看，這種惡性循環影響我們下一代，影響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所以我要求自己在媒體和公眾面前説的事情盡可能地經過腦子，盡可能地站在別人的角度想，那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會越來越好。

　　在和大家對話之前，我簡單地把我目前的狀況跟大家介紹一下，以便大家了解。我確實結婚了，但小報説我們還沒結婚，這等於催著我們結婚了。我跟王文瀾認識其實很多很多年了，我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就認識他，但是沒有緣分。我昨天還跟他開玩笑呢。我説人結婚以後,一聽説上班,就説怎麼又上班呀？一聽説有節目,就説怎麼又直播呀？好像覺得一下子就松下來了，好像一提工作就挺打怵的。我現在老跟周濤説,你能替我兩期嗎？周濤説你怎麼老讓我替你呀？那是心態。可能有個很短暫的過程就會過去。我跟他説，假如7年以前我就認識你，就和你結婚的話，那現在做不到今天，中途就回家生孩子，領著孩子過日子了，幹不到今天。凡事都有得有失，命運之神就該這樣安排。過去，苦那些年，奮戰那些年，只剩下事業了。你只有那樣去幹，當然這可能是自我安慰了。

　　我對台下坐的觀眾一點都不了解，只知道大家確實是《文匯報》忠實的讀者，我也是《文匯報》的忠實讀者。你們那個《文匯月刊》，我還在山東時就非常喜歡那本雜誌。現在的《文匯報》也依然是我父母在青島訂的報紙，有很深的感情。今天我聽説都是《文匯報》的讀者，我覺得大家就有更近的一層關係了。

　　談談我目前的狀況。我在事業上處於看起來比較徬徨的時期。為什麼説“看起來”呢？多少人都在問我，説《文化視點》演砸了，回到《綜藝大觀》了，你下面準備幹什麼？我所説的表面迷茫，實際呢,我內心知道想要幹什麼了，但對外又不能説，要經過批准。比如現在你對媒體説了，跟記者説了，一寫出來，我們電視臺的領導又來找我，説誰告訴你的？你想不主持就不主持了？所以看起來是很迷茫。我也擔心今天真有媒體記者再寫出去帶來麻煩，那就説一個大概吧。《綜藝大觀》,我一直覺得前兩年就應該撤了，做得時間太久了，主要是沒有突破。我自己和欄目都沒有突破，再做下去就是重復我自己。昨天我們還在開研討會，綜藝節目主持人現在大家都比較困惑。我説，穩住神，不用困惑，現在這種狀況反而是正常的。為什麼説是正常的呢？10年以前,當我們的電視剛剛起步的時候，大多數還在延續中華民族最傳統的東西－－看大戲,看了10年的大戲。我覺得從國家的角度來講，社會安定團結，我們綜藝節目起了不小的作用。人們到了晚上總要有娛樂，那時候卡拉OK沒有那麼發達，人們的娛樂活動沒有那麼多，我們的娛樂節目使千家萬戶的人晚上都守著電視機。任何一個國家在電視剛起步的時候，娛樂節目總佔先，慢慢地，新聞走在前面，娛樂退居二線，成為一個輔助的節目。為什麼這麼説呢？這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呀！比如説，咱們現在講淮海路發生了爆炸案。這一台電視機，説為什麼爆炸？炸傷誰了？另一面有個電視機，咱們現在最受歡迎的歌唱演員是誰?比如説是劉歡,劉歡在那兒唱歌。我相信所有人都要看淮海路爆炸案，因為這跟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有關係，它是現在發生的事情；而這個歌，我有時間就欣賞，有雅興就欣賞。要説不看今天晚上的飯就吃不了，或者明天我就不知該怎樣生活了，不存在這個問題。娛樂節目就應該退居到二線，這也標誌我們國家的電視事業走上正常的軌道，真正意義上和社會接軌。然而，現在為什麼大家都在罵綜藝節目呢？為什麼都覺得沒有意思呢？小品、相聲演員關在屋子裏恨不得都能哭。陳佩斯就説，苦思冥想地要想讓觀眾樂，想包袱，好不容易熬了幾宿一上臺，觀眾説有什麼樂的？樂什麼？真臭！這陳佩斯怎麼一年不如一年？我們現在的文藝創作，特別是電視，已經違背了藝術規律。我經常舉例子説，地裏的莊稼應該經穀雨，經過夏天的陽光、秋天的霜打，然後才開始收穫。我們現在電視臺做節目，基本都是今天撒苗子，天不亮就起來問：長出點小芽子沒有？説剛剛露點頭。澆點水，快！快！快！上午剛露點頭，就把它拔了炒著吃，中午飯馬上就要做了，人都等著呢！沒有囤的糧食。那當然是惡性循環，逐漸逐漸地每一天都這樣炒。到年底説給大家來盤大菜吧，春節晚會依然都是這些早晨起來拔的苗子，雖然很豐富，但它確實沒有根基，它沒有經霜打以後那五穀真正意義上的香味。我覺得這不是演員的悲哀，也不是主持人的悲哀。那你説是社會的悲哀？我覺得也不是。我覺得是社會在走向全面改革開放，向世界靠攏的過程當中，必然要有這樣一個搖搖晃晃的過程，就如同一個孩子從開始學步到他能走了，必須有一個過程。你看很多國家，我們去美國和一些發達的西歐國家，他們的電視已找不到純娛樂性的節目，沒有一個電視臺肯花錢請你錄一個綜藝節目給大家看，免費看，沒有。你想聽帕瓦羅蒂的歌，去劇院吧，對不起，300美元一張票。有錢去聽，沒錢買盤帶子聽聽吧。咱們現在不管多大的演員或明星，拎到電視臺就免費演出。氾濫成災的各種文藝晚會，我看是做到一定的極限了。這種極限走到一個制高點以後，會成為一個新的突破。新的突破就是大家都意識到綜藝節目不能再這麼做了。

　　關於綜藝節目，在中央電視臺我算是比較有發言權的。我做了將近8年的綜藝節目，而且一直在收視率比較高的《綜藝大觀》節目裏做。8年中，我是從中央電視臺乃至整個國家電視文藝走向比較好的開端的時候跟著它走向輝煌，走到今天的。我的感受是最深的。我這個人其實很多人都不了解，説天上掉一個大餡餅砸到倪萍嘴上了，這傢伙真走運。其實我自己認為，當然機會對我來説非常重要，假如説沒有中央電視臺我可能就在山東。作為人來説，要説我是比較有思想的人，很難説。但讓我糊裏糊塗地過日子，也是我的悲哀。我連睡覺恨不能都睜著眼睛。許多事情看過之後，就不停在想：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那樣？在這個崗位上我一直在思索，從我上去那天起，從所謂的輝煌開始吧，我就意識到我以後怎麼辦？後來選擇了《文化視點》，真是不好當眾説，這個不是我的選擇。總而言之，這種做法等於在我事業很順利的路上給了我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假如沒有這樣的打擊，我可能飄得忘乎所以。毛澤東一直説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人貴有自知之明。做起來其實非常難。我當主持人時已經28歲了，應該説我已經成熟了。我一直告訴我自己，你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就是一個特殊崗位的一份工作。雖然每一天都這樣跟自己説，但你也抵不過每天都有人給你打電話，給你寫信，説倪萍我們喜歡你，你主持得真好；説有人要見你，要請你簽字，請你給他們講一講。在潛意識當中啊，你會滋長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覺。就像孩子一樣，你對他的嬌慣，根本就是下意識的，然而你對你自身的教育，頂不過社會對你的衝擊。因此慢慢地你會成為一種──我在書裏都寫到了──就是北京話叫“找不著北”。我算是一個自律性很強的人了，每一天我都跟自己説你真的不行，我一方面有這痛苦的壓力，另一方面，一齣門，沒有人不願意看笑臉，沒有人不願意聽讚揚話。我覺得在我整個生命的道路上，出現了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就是這種膨脹跟著社會的膨脹一起膨脹。然後有了《文化視點》的這種打擊，那時罵我的報紙也特別多。在這個時期，我覺得表現得比較好，我的心理素質比較好，承受能力非常強。我覺得我將來可以做《夕陽紅》節目，很多老年朋友對我非常好，簡直就跟他的孩子一樣。他們説，你看張三罵你了，真不對。我跟你説，你別聽啊，孩子。就等於挨了別人打，回家父母撫摩你兩下。很多這樣的老人我都回信了。其實我沒有他們想象的那麼脆弱，其實我挺堅強的。對於有些罵呢，我覺得他罵得過分了，是因為他不了解我。不知不為怪也。比如，有人説倪萍這個人就好煽情，一上臺就表演起來。其實，他不了解我這個人。我書上寫了，假如我不做主持人，我也是個愛哭愛笑的人，一點兒事我就特別感動，在我眼裏沒有特麻木的時刻。昨天晚上我們在廣電大廈錄節目，導演安排我們坐在觀眾席裏，在第14排，讓我們從觀眾中走向舞臺。開演之前我先坐下去，剛好旁邊一個小女孩，大概也就四五歲吧，非常熱情的一個小孩，就不斷地扯著我的手啊，不斷地跟我説話。後面一個小女孩，大概也就比她大一點，非常嫉妒，然後翻出一塊糖説，倪萍阿姨，我送你一塊糖。哎呀，我説謝謝謝謝。我説倪萍阿姨這時接到一塊糖多高興啊，好，我馬上吃。我旁邊這個小孩就急了，從身上翻啊、找啊，要找出一塊糖來送我。後來她媽從旁邊一個人那兒借了一塊口香糖，這個小孩高興地説，這個口香糖比剛才那個糖好，倪萍阿姨你吃了，不要吞下去。你吃吧！我説，真是，我現在正需要一塊口香糖，快給我吧！後面的小孩沒有辦法了，就開始過來拉著我的手，摟著我的脖子。這個小孩一看她扯著我的手，就撲到我身上。記者都拍了照片。有人説，倪萍阿姨還要上臺，演出服全讓你倆弄臟了。兩手一邊被這個孩子扯著，一邊被那個孩子扯著。這一時刻，我心裏就一陣一陣往上涌，不叫淚水，我説不上那叫什麼，叫熱浪也好。她們很小，不懂事，我相信沒有人指使她們那樣做。她們很單純的，就覺得電視上那個阿姨我很喜歡。這樣的事情對別人來説也許不算個事兒，對我來説就不平靜半天。我以前身體特別好，現在竟然會得心臟病。我就不能想像從山東來時，別人叫我“紅二團”,臉紅得像農村天熱剛下完地的感覺。我家人沒有心臟病史,我會得心臟病,就是我做這個職業後加重了我這心理的撞擊。我現在要求自己説，感動的事情你別感動。本性確實太難改了。平常要是導演跟我説，倪萍，這個小孩特可憐，在節目中你要把她作一個動情點來抓。我説你別找我，我上臺控制不了自己。我沒有辦法面對一個孩子對我説：“倪萍阿姨，我才16歲，我得了不治之症，能不能救我？”我很平靜地説，阿姨一定替你想辦法。我看不得她那樣。她那雙眼睛我看不了。她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長時間了，然後我在臺上會非常平靜地伸出援助的手幫助他，人們都會獻出愛心。我受不了這樣的話，説著説著我的嗓子全都哽咽了，這是我的本性。也許父母生了你，情感神經就那麼敏感。

　　《文化視點》的衝擊，包括“沒有文化”的帽子壓著我。過去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文化，不扣我帽子時，我真覺得我沒有文化。主持人這個工作才怪呢，非常怪。你要培養主持人，從什麼時候開始呢？從你還不懂事的時候開始。等你大了以後什麼都來不及了。每一天你要對著話筒，對上億人説話，你有多少本事？你經常就是張開嘴説不出話來，而且你發現，你説的話都是重復的，都那麼沒有意思、沒有特點的。你要聽聽美國總統的那些演講，尤其是美國那些很傑出的總裁的演講,你會覺得他從哪想來的那些與眾不同的話？可是我説的誰都會説，都是司空見慣的話。我每天都説，我能不能説點新話？我能不能不重復自己的話？然而不能，就因為你肚子裏的東西太少了，你擁有的知識、文化太可憐了。當別人説你沒有文化的時候，當然這也是社會不好的潮流，拿一頂沒有文化的帽子扣別人，自視自己有文化，這也不好。但對我來説，這是一種挺重要的提醒，一種警示。確實，在我們這個崗位上，你真沒有文化就坐不住。所以，這對我來説就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我出書之後反響就更大了。寫了這本《日子》之後,好傢伙，我覺得是在趙忠祥老師出書好評如潮的時候，應該説他跟楊瀾算第一撥了，我算第二撥，鋪天蓋地的報紙對名人出書就猛烈地抨擊，然後就説什麼人都寫書。對我來説，聽到這樣的議論，內心深處有一種傷害。這種傷害倒過來了，社會變得不夠公平。我反對仰視名人，很多人認為名人真了不起，其實她一點都不了不起，她除了職業跟我們不一樣之外，剩下的全都跟我們一樣。她有許多毛病、問題，甚至醜陋，她都有，人生的許多優點她也有。同時，我又反對蔑視名人。因為你有名，所以事事處處都打你、罵你。這也成了魯迅先生30年代談到的那些，這也是社會不夠健康的方面。每個人都該公平地對待每一個人，不管你是張三李四，優點就是優點，缺點就是缺點，兩回事兒。當我出了書後的第一個問題，這確實是我沒想到的，我也確實大吃一驚。所有的人都在問，當然“所有的人”指有能力問的人，拿筆杆兒的，他們覺得作家文人還沒出這樣的書，你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出書了。因此接下去的問題就是：這是她寫的嗎？開始大家還比較有面子，沒有直接問到我頭上，慢慢地時間長了，周圍的親人朋友啊，有次我表妹回來特特生氣説：姐，是不是你寫的？在家看著是你寫的嘛！我説：你這樣説人家更笑話，什麼在家你看著我寫的，對這樣的事我一律不回答了，因為你非得每一天衝著每個人説這確實是我寫的。我覺得這樣也挺對不起自己。但是今天面對這麼多讀者，我可以説，我認為找別人代寫，或者請別人幫你出主意，都是允許的。但是每個人做人都有自己的原則。這些年寫我的報紙多了去了，寫什麼的都有。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把我畫得過於漂亮了，或把我畫得過於醜了。我想過，對那些最普通、最善良、想跟我溝通的人，到底有一種什麼形式與他們溝通呢？我不能每到一個城市，説咱們開始溝通啦，想知道我的朋友們咱們坐下來，我跟你們説啊。我感到寫書是最好的形式。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凡是認字的孩子，曾經寫過作文的，都有這樣的理想、夢想，長大了當作家，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情感。主持人像我這樣，即使再沒有文化，也是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熏過來的。這樣的夢我也做過許多次。因此，這二者加起來使我産生了寫書的願望。當然前者更重。我的做人原則就是，當我不要求讀者看一個倪萍是文學家的時候，我就相當放鬆了。我就是個真實的倪萍。我覺得我能夠做到坦誠。這樣，讀者就能理解我的文化不足。因此我無需請人代筆，我更不需要有人給我策劃，説你該怎麼寫。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因此，當我寫的時候，這之中有反復。一開始寫的時候是2月28號，馬上就過“三八”婦女節了，我本來想“三八”那天動筆。我説那就先練筆，先寫著試試。真的開始寫就收不住了，我發現有話要説。我一邊寫，周圍的人一邊讚揚。所謂“周圍的人”就是姥姥這樣最普通、最沒有文化的人，包括我表妹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所謂的“讚揚”，就是姐姐寫的這些東西好聽、愛看，她覺得不費勁兒。我認定了這批讀者，就這樣寫下去。差不多寫到一半的時候，我對出版社説算了吧，我不寫了吧。他們説，為什麼？我説我越寫越不自信，因為我寫的都是些我姥姥、我爹、我媽，全是我們家的事，還有我小時候那些夥伴呀，誰家沒有啊？誰願意聽你那些嘮嘮叨叨的、家長裏短的話？而且一點文學味兒都沒有，這叫書嗎？這不是跟人聊大天嗎？我説這樣出去就得挨罵吧？我還是收回來。但是我的編輯説，真的你不相信，我拿它給我們副總編看，50多歲的老太太，她看了一生的稿子。我先給她看了姥姥、水晨哥，還有小時候連初戀也不是的“鼓風機”,結果她哭了。晚上她看了三篇，她説我一邊看一邊流淚。責編説，倪萍你要相信我，我也無需對你説假話，你一定要寫下去。我們文學創作當中就缺少這種能夠這麼真實地面對人生，這麼真實地面對自己，而且毫不隱諱自己的情感。愛就是愛、恨就是恨。我真的就是相信了她，我又繼續寫下去。書稿完成之後，我周圍的讀者、身邊的同事，包括一些好朋友，我認為很有水平的，我找了一些，像《人民日報》的社長范敬宜，特別是找了《文匯報》的周大姐周玉明。我今天為什麼能到《文匯報》社來？因為還欠著一份情。去年的冬天，也是這個季節，我到上海領第二屆“金話筒”獎的時候,當時我神情很灰暗。那時候，周玉明在北京就打聽我，她通過《工人日報》的胡健想方設法地找到我。那時找我的記者確實挺多的，不是讓我談談《文化視點》失敗之後你有什麼感受，就是問你下一步怎麼打算。惟有這樣一個十分熱情的周大姐，她説我沒有什麼事兒，就是來看看你，希望你能夠好起來，別被目前的輿論所壓倒。這樣，我給你寫篇文章吧，我給你轉轉運。那天晚上，周大姐也看到，我真是一陣陣熱淚往上涌。她知道我目前需要鼓勵，需要相信自己。我們做了一晚上對話，也沒有想到日後會發表，只是女人與女人之間談心。我情感上很亂，她説你應該好起來。後來這篇文章周大姐發了以後被很多報轉載了。因而我對她有了非常良好的印象。我寫書之前，上海文藝出版社一再找我説能不能出一本書，當時我一口拒絕。我説我不會寫書，我沒有“歲月”。趙老師有“歲月”，我沒有。除了發大水，我去過哪？我見過誰？我説見過江澤民，人説你拉著領導為自己披金挂銀。我見過一個小盲童，誰看呢？當時思想是那樣的灰暗。那時候，周大姐鼓勵我出書。她説，倪萍你要是沒有時間，咱倆對話，你寫你的部分，我寫我的部分。我説這是個好主意。當時出版社社長陳憲法找到我，我説等今後我要出書就一定找你們。回頭這出版社真是非常好，從上海回來，他們就不斷往北京寄書，《巴金文選》、《冰心文選》，都給我寄，他們是在培養一個作者。他們也覺得讓倪萍寫書大概很難為她，讓她讀點書。我也真是對不起他們，回頭當我和作家出版社出的時候，我內心覺得欠上海。我首先跟他們道歉了。當初也只是一種情感上的承諾，沒有説死。作家出版社這個女孩很厲害，當時她找我時我也沒想出書。我形容她像潑進我們家的一盆水。你潑到誰家試試，誰能把水收起來？誰能把水掃出去？迅速就化在你家了，幹了，找不著了，但這盆水確實在你家裏。我們這編輯就有這麼大本事，整天去。你説什麼時候有空，我找你不談書，咱倆交流。也是一大堆書拿來，咱倆聊天。她非常坦誠，把她個人的事兒全跟我説了，曾經有什麼男朋友，曾經怎麼樣，我這人也經不住。我説我也是這麼回事，她説這就很好呀，應該把這些寫出來。慢慢我真的被她打動了，而且她是最專注的聽者。你跟她説往事的時候，她非常專注地聽你講，她説你就把這個原封不動地寫出來，要不然我替你記下來，你就這麼發表。我説這叫書？她的精神打動了我，再加上北京離得確實近些，我一想上海也太遠了。趙老師寫書的時候，編輯陳軍住在電視臺附近一個特破的招待所裏，趙老師錄完節目就鑽到小房子裏。我説你上哪兒去呀？他説我的編輯住在這裡頭。趙老師寫一篇，那編輯給他看一篇。所以有的報上説趙老師的書是對著錄音機講的，然後趙老師找人再抄下來。這對趙老師太不了解了。趙老師本來的文化水平比他寫的這部書要高出好多好多倍。我説你並沒有完全表達出來，有的篇章像工作總結。趙老師的文化真是，他説話我張不開嘴。他説陸游的時候出口成章。他可以跟范曾、范敬宜對詩，對古詩。我聽著像外星人，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他，説趙忠祥應有點自知之明，該拿著話筒就拿著話筒，別非要拿枝筆，這是我們作家的事兒，我們就是一杯清茶一枝筆。可我們就想喝白開水拿枝筆學著寫，你也總該歡迎吧？這社會應該提倡。這樣説行嗎？（掌聲）

　　這真叫開了戒了，在外人那兒我真不該這麼説。記者採訪問名人出書你怎麼看？我説不管名人還是什麼人，只要出書都應該歡迎。但對名人來説比較嚴峻的就是寫的是否好？現在老百姓沒那麼傻，僅僅因為你是名人我就花20元錢買你一本書。雜誌遍地都是，人幹嘛非得看你的？這書出版之後，我覺得我跟讀者最有緣。我有時開玩笑説，再鬧自然災害，我要飯的話，先從山東走起。我這輩子到死都有地方吃飯，走到哪一家，説我現在沒飯吃了，人都會説擠擠，來，炕上坐一坐，我們有吃的就有你一碗湯。我相信這個，所以內心一直激勵著自己，你要做一個好人。書出版了，我再一次驗證了一個真理：人性的許多東西是共同的。雖然你寫了你爹、你媽、你姥姥，這些天下最普通的人，也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家長裏短，但是我覺得它跟每一個人都能産生共鳴，因為誰都有這樣類似的經歷。只是人家沒有寫，你寫了。比如説李肇星大使，山東人，他看了我的書，早上7點鐘就給我打電話。我説這麼早打電話有什麼事兒嗎？他説昨天晚上我看了你的書，我一夜沒睡，我哭了。我覺得我對不起我爹媽，我沒盡孝心，現在他倆都過世了。我能掙錢的時候，我在國外一天60塊美金的時候，我想捎點錢回來。他們死時，一摞摞的錢放在小匣子裏頭沒花。這就是爹媽，這就是父母。我寫的這些東西能在讀者中引起共鳴，覺得對社會還是有意義的。

　　發行量大，確實不是我的錯誤。説你掙錢了，我説寫書確實沒想著要掙錢，對我來説，要真是把心思用在掙錢上，我就不用這麼辛苦地去掙錢。因為特殊的職業，我要想掙錢的話非常容易。不讓你走穴，你就沒有別的辦法？香港、台灣、國內的好朋友，有錢的人，包括國內的大款，真願意幫助我。但是我還是山東家鄉的孩子，孔廟出生的孩子，沒有辦法，要一份臉面。92年去香港，一個特有錢的老闆就帶我們這幾個演員，他喜歡的幾個演員，還有幾個特漂亮的模特，到一家珠寶店裏去買首飾。他説我送你們，你們挑。我也去了。去了就説明我也想要，否則你可以説不去呀，人也沒綁你去。記得那天我穿了件絲綢襯衣，我也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差不多有半個小時吧，轉來轉去，最後一脖子汗，衣服都塌透了，出來了。為什麼會出那麼多汗呢？就是內心激烈的鬥爭。確實沒有女人不愛首飾的。年輕的小女孩沒有負擔，都説我喜歡這個，老闆我能買嗎？可以，都記帳。我就在裏面轉，如果有攝像機拍下來，那窘困的樣兒有多尷尬，頭都抬不起來，但眼睛確實一直在看著。最後出來我沒買，我也沒要，但是身上汗流得襯衣都透了。我的本性並不是不愛錢，但是得看以什麼方式了。很多天回來，看到這些小女孩戴上都特漂亮，我也很羨慕，但我有安慰自己的方式。過了很多天之後非常舒服，我覺得就算拿回了一個一萬塊錢的戒指，戴在手上，也不舒服。你跟人家不熟，也不認識。他不是你哥哥，也不是你丈夫，你也不能給人家回報什麼。當時我還真想呢，送你首飾，説小姐下午請你喝杯咖啡吧，你説你去還是不去？喝完咖啡，人説上我們那兒坐會兒吧！這樣的問題全都想到了。這樣的人生經歷按説都可以寫進《日子》當中，這《日子》也有很多後續的話。

　　我的許多同學、老師為書中沒有寫到他們感到很遺憾，甚至表情上態度上也比較冷淡。我一再解釋這確實不是一本自傳體的書，不是説從出生起連我那接生的醫生都得寫上。這樣已是20萬字了。另外，我現在太年輕，到我70歲的時候，可能我會寫《唉，我這一輩子》，把每個該寫的人都寫上。我們濟南的同志説：濟南，你一個字兒沒提呀，還説我不愛這個城市。現在我都不敢回濟南，説你為什麼不愛這個城市？你看我在那兒建立的家庭，在那兒打碎了。我説這個不愛是我內心説不清的話題，而且不是每一個人我都能寫到的。我生命過程當中所有幫助過我的人，確實都寫不上。在前面序裏我也寫了，如果把所有人都寫上，那，這本書什麼也不用寫了，光寫人名了。確實，我這人運氣就是這麼好，一生當中都有人幫我。每當困難的時候，挺不住了，覺得明天過不去了，一定會有人幫你，所以我老有欠債感。有一篇叫《債務》，我沒收錄到書裏，留下來了，很沉重。人最麻煩的就是欠債，你能給人做什麼？很多觀眾給你寫信，包括今天來聽你説廢話的這些觀眾，你説你能給他們提工資，還是能給他們提級？什麼都不能。那又為什麼？這是你神聖的職業所帶來的。這個我心裏很清楚。今天我面對這麼多人，我説我做人有我的原則，就是説別人可以請別人寫，但是我不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因為作為一個社會公眾形象，你都不能面對觀眾坦誠地説我就是這點水平，我還要請人代寫，我覺得我不用。你回去後仔細看就知道是我寫的了，全是大白話。這也是我一貫追求的風格。有很多評論者説，倪萍在臺上主持就沒文化，全説些大白話。我説，其實這是我精心追求的。我會不會説：天高氣朗，秋高氣爽，又一個金色的秋天向我們走來，火紅的太陽讓我們感到明媚的陽光。會不會這樣説？也會，但我覺得每個人都這樣説。我力求直説：秋天，一睜開眼睛，太陽晃得你就想閉上，然後太陽曬得你渾身特別舒服，你就怕冬天快點來。我覺得能表達我剛才這意思。可這樣，被一些人説沒有文化。但我在節目中，經常把有文化的詞打碎了，經常有編導説：電視本身就是通俗文化、大眾文化、通俗媒體，你甭在上面咬文嚼字，跟它的屬性相違背。這也是《文化視點》失敗的原因。中國人最煩開會了，我們卻開個欄目坐那兒開會；中國人最煩説理論問題，我們卻在那兒説小品追溯到哪一年開始，現在為什麼走下坡路？這當然沒有人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犯這樣的錯誤，就該著讓我犯這樣一個錯誤，讓我摔個大跟頭，狠狠地教訓我。因為我在節目中一貫追求的，而我們過去節目當中就不準出現。比如這次我們全國主持人全要上崗考試，全都要講普通話，特別規範。結果發現許多人都不規範，我是最不規範的，因為在臺上我經常説一些落實到文字寫不下去的話。比如説現場突然有個老大爺摔倒了，哎呀，我説老大爺你沒摔著吧？老大爺説沒事沒事。我説每一個人面對攝像機都有點緊張，你先坐下歇會兒，喘喘氣，待會兒我再問您。後來寫到什麼叫喘喘氣，人家在喘著氣兒，但是確實表達了我非常由衷的對爹媽的一種感情，就怕剛才一緊張，這麼多人，心臟容易激動，要鬆弛一下。換個文一些的説法：大爺您沒有摔著吧？您平靜一下。究竟是這樣有文化，還是我這個“喘喘氣”沒文化？我現在不知道。我認定了,我去廣播學院講課也這樣。我們不是廣播學院畢業的,因此稱作“野路子”，但是廣播學院又聘我為兼職教授。廣播學院經常徵求我的意見，有些講課，拿來一些理論，我説對不起，老師，我要去講，完全跟你們唱反調。他説為什麼？我説你們研究的這些，我到實踐中用不上,因為我是做現場直播的。應該説我是咱們國家有史以來時間最長的、連續做直播的主持人，每次節目都是直播。現在我們臺節目大部分還是錄播。直播，你説錯了就永遠錯了，你不可能説：“對不起導演，我再重來一次”。所以使得你必須真的要準備好再上來。昨天袁鳴問我説：倪萍你帶沒帶襪子？上場前我忘帶襪子了。我説我是個戰士，上場前要帶上所有的子彈。你要什麼樣兒的吧？拉開包給她一雙襪子。對我來説，上場之前沒有找不到的東西，但在生活中我確實亂得一塌糊塗。我覺得我很敬業，因為你不敬業上場就露醜。你説我想瀟灑地玩一玩，今天到什麼劇場我不用想，他姓什麼我也不用想，現場我就現蒙，説同志你姓什麼？你就容易出錯。每一點你都得準備充分，就像考試一樣。有的主持人説，倪老師，我怎麼上臺就緊張呢？消除緊張的辦法是什麼？我説沒有辦法，就是用功。你對你爸爸媽媽緊不緊張？當問到你爸媽叫什麼的時候，沒有一個會緊張得説不出話來，因為你太熟悉他了。可當你要問昨天到你們單位的經理叫什麼？你會説，哎喲…，因為你不熟悉他。人就是這樣的。我跟楊瀾算臺裏最好的，最用功的就是我們倆。你什麼時候看到面對墻在那兒站著的，就是我們倆，一定是我們倆。不像現在直播大家還打打鬧鬧，以為上去我就可以。偶爾一次可以，可總有露大怯的時候。我直播這些年吧，基本沒有露大怯的時候。有人説倪萍有關係，在中央臺根子特硬，要不老佔著這個位置？我不是，真不是靠關係。因為每個做領導的都願意把工作交給一個比較信得過的人，特別是直播，不敢開玩笑。説今天是個重要的直播，還是倪萍上吧，她不容易説錯。我們的節目經常在直播前10分鐘説：張不來了，改成李，別忘了。可你5天裏腦中全是張，你上臺也容易説成張。這時候你怎麼辦呢？十五大時，中央領導都坐在台下，你説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時候你不能説錯一個字，而且你斷一個字下面就接不上去，就會成為你故意的，你什麼意思啊？所以，對我們來説，不能二二乎乎地在做節目，你必須全力以赴的。那天我跟我先生説，我就該得心臟病。真的，我應該得。每天我的心臟快速地收縮，快速地放歇，人説你對現場的每一個人都充滿著熱愛和感情。有人説，她是演員，她會演戲。好，就算我是演員，你也該佩服我的敬業精神。已經8年了，一直這樣演下去。我沒有一次節目在臺上説因為我今天身體有病，情緒不好而怠慢了觀眾，沒有一次這樣。當然也有人反對，説把你的感情收一收，人家真不願意看你老在臺上激動。昨天我很慶倖在金話筒的頒獎晚會上有兩個動情點沒讓我説。一個讓遼寧臺的主持人李珂説了，另外一個是敬一丹説。就她在介紹那個小孩時，我在台下做觀眾，我化著粧，待會兒我要上臺演節目，我還上了睫毛膏，結果哭出兩行黑淚。我沒法控制自己，所以我説我是一個生命和情感都傾注在節目當中的這麼一個人。我不會長久做主持人。有記者問我，你將來怎麼打算？你沒有危機感嗎？我心想，我早就不想做了。我覺得對我來説，不是只有這一項我能做好，只要勤奮，做另外一項工作我覺得也能做好，而且真的不一定要出名。咱們坐在臺上台下是互相羨慕，我羨慕你們擁有自己的天地，我現在基本上是半透明體的人，你想改變這種命運已經不可能了。

　　有記者説，你對自己的書暢銷怎麼看？那意思是，也沒見她寫那麼好，發行量那麼大？我説，公平點，我的書發行量大，你沒見我的緋聞、小道消息傳得也廣嗎？多少報紙登我今天離婚明天結婚的？今天和張三好，明天和李四好了？它這個傳播得也特別大，這就是你職業的特點。我真的知道我這本書要排名次的話，肯定是後幾位的。但為什麼發行量那麼大？是因為得益於我的職業。人們看我更多的是想了解電視上的那個倪萍生活中是怎麼回事，並不是中國又出了個好作家，是要看看文學作品。我心裏明明白白的。同時我也明白，我還得繼續努力，因為你已經被推到了一個人們所期待的位置上。另外，許多人在關照著你，好像你已經擁有了這種可以為社會做一份事情的能力了。比如説，有人説我想為社會做一些事情，確實沒有機會和條件。在全國青聯會上，我説我願意為青年朋友做點事兒，我具有這種能力。可能大人不會聽，孩子們會聽。倪萍阿姨跟青少年和孩子們説，回家一定得幫父母幹點活，不然大了後悔。他們會相信倪萍阿姨説的話。如果突然站出個女同志説你們回家幫父母幹活，孩子會説這人有什麼毛病，誰聽她的？而倪萍阿姨説有時會信。這是我職業的特點。你有這份能力為什麼不為社會做一份貢獻呢？這個社會是屬於大家的，因此我不會從此就回家，每天抱著孩子吃三頓飯，吃得特飽特胖再開始等死。我本性不是這樣的人，努力地總想做一點事情。但真不是想做出名的事兒，出名我是出怕了。我過去説話是騰一下就臉紅的人，現在臉皮真的變得很厚，慢慢心變硬了，臉變厚了，這怎麼得了？我過去有點事臉就紅了，他們説你要看什麼事，就看倪萍的臉就行了。現在當著這麼多人説話也沒覺得臉紅。就是説已經習慣了。我選歷史系，我覺得我是有思考的人，每天都在想，現在社會能跟歷史對照起來，在媒體上工作不能誤人子弟。將來不一定當主持人，當編導啊，我覺得都該是個很出色的人。我逐漸把一些綜藝節目推掉了。綜藝節目還是需要年輕化，年齡很重要，雖然不是説俊男靚女，21、22歲小女孩沒什麼好看的。我對周濤説，你快點接我，我做不了。現在王剛調離中央電視臺了，周濤一個人，壓力還是挺大的，那麼多直播。我現在還幫她做一點，日後大概很快會做得少一點，看看臺裏的需要。需要第一，個人選擇第二。不像地方檯，地方檯不給房子，不辦戶口。我們那兒又給房子又辦戶口，你就得好好在這兒幹。現在都是招聘，我屬於原來主持人隊伍中待遇最高的那部分。我現在是正教授級。現在沒有人，程前也走了，女主持人現在就是周濤、雪純。看起來多，真正用起來不夠。説重要場合還要你出來，你硬不出來？我現在真不需要再出鏡了，再出我覺得難受。電視臺對我真是有恩。我對王剛、程前聊起來，我説你們走吧，我是電視臺培養起來的。電視臺這麼多年所有的最重要的晚會，最信任地把話筒交給了我，我想我應該報答電視臺。

　　現在生活的狀況，小報不也登了嗎？後來我們也結婚了，也確實挺好的。王文瀾在《中國日報》當記者，本來是個十分安靜的人，現在讓我攪和的，好多人往日報寫信。我説，他也沒多好，一般，我們就是合適。人生挺難合適的。我説感謝上帝，感謝大家，怎麼犯了這麼多錯誤的人還有一個比較好的結局？挺感謝的。（掌聲）

　　我的狀況就這樣，那麼多的朋友都坐在這兒。大家想聽什麼？剛才我仔細一看，還有非常大的老同志，真是對不住大家。下面，大家有什麼問題就説，今天就像在自家一樣，沒有什麼不能回答的問題。比如你在家發不發火？我都可以回答，也不枉大家老遠來一趟。咱們記者寫的時候手下留情，好不好？

　　觀眾：倪萍，我怎麼覺得你瘦了呢？我是在上海讀書的，我今天很高興能與你做直接的交流。我生日在青島過的，過了20歲的生日。我覺得今年生日最讓我難忘，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父母送我一本你寫的《日子》。我父母在上面題詞，希望我過好自己的日子。原來沒出來讀書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感受到父母恩。在上海讀了一年書後，本來就很想家，今年看了你《日子》上寫的，特別是“姥姥”那一章，我真的是很感動。因為我們住得蠻近，我在萊蕪一路。

　　倪萍：我以前上小學每天都路過萊蕪一路。

　　觀眾：今天我想把機會讓給更多觀眾，不想佔很多的時間。我想以一個家鄉人的口吻跟你這樣説：就是不管你有多難，你是我們的驕傲。我一直很理解很理解你。我希望你能夠站直嘍，別趴下。

　　倪萍：倒不會趴下了，老駝著背。

　　觀眾：在你主持風格上，很多評論説你一直給大家很熱情洋溢的感覺。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想過變一下你這種主持風格？

　　倪萍：她問到一個專業的問題。現在很多廣播學院的老師和專家就評論説，主持風格，你是不是應該改一下，別那麼熱情？我説主持風格要是能改的話，我們的廣播學院就會按風格分16個班：第一班是幽默型的，第二班是純樸型的，三班是智慧型的，四班是博學型的，分16種。我們説這個節目需要幽默型的，從一班挑出6個來。如果能改變的話，廣播學院也不發怵了，一年幾十個學生，幾年才出一個呢。因為主持人更多的是人，風格更多的是人格，這是我個人的觀點。我跟廣播學院的老師説了，我説風格是什麼？其實是人。當你面對鏡頭的時候，你很難掩飾自己的缺點、優點，非常難。你是非常熱情的人，你非常難理智地説，今天大家都來了，我看見大家了，很謝謝。各位有什麼問題問吧。我要像這樣地裝一上午就把我累死了。我特別由衷地説，我的風格恐怕是很難改變的，只能是少露面。

　　觀眾：我稱您為倪老師，因為我是個中學語文老師，您是教授。我有個另外方面的問題，您剛才談到文化。我看總標題，倪萍的倪，它是單仁加上簡化的“兒”字,文匯報的“匯”字,它寫的是繁體的匯字,“報”字也是繁體的，“筆會”也是繁體的。按説這是不規範的。您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看法？

　　倪萍：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組織這個大標題的同志非常了解我，也非常了解《文匯報》。《文匯報》是個有文化的報紙，所以用繁體字；倪萍沒有文化，隨便寫。

　　觀眾：倪萍老師，您是電影演員，還演過電視劇，現在有沒有這方面打算？如果電視臺有這方面規定，如果要演出，碰到這種矛盾，怎麼處理？

　　倪萍：這種矛盾我已經碰到了。有許多人來找我，特別是最近。王剛和程前他們都在演，也想讓我演，也覺得我的主持人做得差不多了。但是我剛才在臺上不是説了嗎？我內心覺得對電視臺有種回報，人不能説我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還要丟棄一方，不能完全都能得到。如果有一天電視臺説不需要你了，你下崗。我説看看哪個電視劇合適去演演。現在電視臺還需要你，我就説行，我先幹著。

　　觀眾：我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我媽媽的性格和你一樣的，也時常激動，也很愛笑。我祝您新年快樂，祝您永遠很開心。

　　觀眾：我們剛才聽了你的演講。以前的演講總裝腔作勢的，但你今天講的特別好，你寫的書我們也特別喜歡。我想問一個問題，你講的特別實在，我們大家也知道一些真實的情況，今天各方面的人士都有，我想了解在你的輝煌中，在人生過程中，特別難忘的，給我們講一講。

　　倪萍：要説一次最難忘的恐怕涵蓋不了我的人生。我做了一份很特殊的工作，它還不像你在工廠裏做一個紡織女工，工作本身提供了你一份平靜的生活，頂多你和車間主任打了一仗。對我來説，每一天你都不知道會出現什麼事情。比如剛才這個老同志已經72歲了，他今天早晨5點鐘就來了。他是從很遠的郊區來的，就是來給我送一封信，告訴我説你回去再看。我尊重他的意見，回去再看。他信皮上説不是為了交流，是老年人對青年人的鼓勵、慰問。這個老同志寫的浦東新區五廉路，我回去一定給這個老同志寫信。我是一個記憶力特別好的人，所有的事情大量地往腦子裏記，貯存。這不是故意的，你擋都擋不住。像這樣的老同志，你到底能給他解決什麼困難？5點鐘上這兒來，他一定不是坐的士車來的，坐公共汽車，大早的5點，天還沒有亮，還下著雨，到底幹嘛？你能幹嗎？比如有些人説我有困難，孩子病了，你能替我找找醫生，對你有所求。大部分人對你是無所求的，所以這些都非常……

　　觀眾：倪老師，有人説你搞《文化視點》是失敗了，説你沒文化。我覺得文化這個詞兒不應該用學術文化來探討，因為你搞的那個節目不適合你情感型、魅力型主持，你沒有必要改變你自己，就是你將來成為有學術學位的人，我覺得你還是保持這種面貌，魅力型的主持人。如果你把自己變成白岩松，我就不想看。我就看白岩松思考型主持人，所以風格就是人。我認可敬一丹樸素的風格也挺適合。老人給你來信，就是你有家長裏短風格，質樸本色，這種風格不矯飾。寧可保持質樸風格為好，並不是説沒有文化。“文化”這個詞兒本身就有多種的解釋。比如説你的人情就是一種文化。對“文化”這個詞不要像搞學術研討會。像這樣的場合，文化的內涵是有多層次的。因此，文化定義你不要去管，要學會放鬆。我希望你日常生活中要學會休息，不要太累；太累,我們就要少看你很多的節目。你要學會寧可少一些不必要的應酬，也要學會放鬆，學會休息。你現在需要休息。

　　倪萍：這像我兄弟説的。我們家人都説你整天這麼累，真受不了，趕緊休息。有人跟我母親説：你女兒真了不起。我媽都不願意聽，扭頭就走。我媽説在她眼裏，女兒其實是不幸的。這麼大了，也沒孩子也沒家，光出名幹嘛？你最後跟誰過？所以你就能懂這種內心的苦。

　　觀眾：首先能夠很榮幸跟你站在一起，我是一位業餘小主持人。平時我們在主持學習當中碰到很多困難，當然你小時候也有這樣的經歷，比如遇到什麼困難，你是怎麼樣去克服的？

　　倪萍：你給我舉個例子，你遇到過什麼困難？

　　觀眾：在主持的時候，有時因為畢竟自己是個學生，在某些事情方面看得也不是很多，會有不正確的判斷時，好像感覺人家不會很喜歡你。

　　倪萍：這個不要緊。比如説碰到你不懂的事兒，就不要裝懂，然後就説我就是不懂。這個字念什麼，我確實不認識，你能告訴我嗎？人家告訴你了，你也就知道了。大家更覺得誠實。

　　觀眾：作為主持人，你認為應該具備哪些風格和素質？最起碼具備哪些？

　　倪萍：等我給你寫信吧，你留個地址，阿姨告訴你怎麼當主持人。反正我現在不提倡孩子們説要做主持人，當演員，彈鋼琴。做什麼人先把知識學好，你將來不管幹什麼。現在很多孩子都説，包括上了廣播學院的説，倪萍，告訴我們怎麼迅速地進入工作狀態？我説你不用，都不用。你先努力讀書，千萬別學怎麼主持。你拼命讀各種各樣書籍，到最後你馬上要畢業了，你來找我一個月，我告訴你一個秘方。主持技巧佔1％，99％是你做人，做文化，讀書，學別人的優點。然後剩下什麼是技巧，我覺得主持人沒技巧。他們説，不對不對，不可能。主持人真的是沒有技巧，因為觀眾非常寬容了，沒有人因為主持人長什麼樣、普通話標不標準而厭棄他，而靠思想和智慧。因此説，我的話非常標準，有什麼用？誰聽啊？有的家長就説，我的孩子想當主持人，你看怎麼辦？我説，先好好學習，沒有任何辦法。今年廣播學院招收的學生只要60名，考生8000，托我關係就20個，都是很久以前的朋友，説咱們過去是同事，你無論如何這個忙都要幫。我説，這個忙無論如何幫不上。為什麼呢？嚴格到什麼程度，你比吧，8000個取60，因此別寄希望説我通過關係一夜就成名了。現在確實主持人的位置很顯赫，很多人都想做這個，其實不見得。現在為什麼像袁鳴、曹可凡這樣的大學畢業不是學主持人的依然那麼受歡迎？就是告訴孩子要好好讀書，你讀好了書，你賣紙賣得都比別人多，肯定是這樣。我説得讀書，並不是死啃書本。

　　觀眾：今天面對這麼多朋友，我們的倪大姐，因為俺也是山東人，我原先在好八連當過兵，現在到地方上工作。今天倪大姐這麼樸實，這麼遠程來這裡演講，我非常榮幸。我想請教倪大姐，在名人背後，一定經歷了很多艱辛。我想請你給我指點一下，遇到困難和艱辛，你是怎麼克服的？我想大家非常熟悉電影演員鄭少秋還能紅10年，我想我們的倪大姐不會紅10年嗎？

　　倪萍：第一，我也不想紅10年，一天都不用紅了。第二，困難和挫折，我覺得就應該有。人要是沒有困難和挫折，這一生也沒有意思。有困難不算什麼，過去就過去，過不去也死不了。我覺得沒什麼，都特別正常。要説秘方也沒有，你不克服也得咬著牙克服，你怎麼辦？你遇到了。比如你今天腿摔壞了，你説你怎麼著？你忍著，今天你活該倒楣了，明天再摔不著就行了，這不要緊的。

　　觀眾：我代表眾多的觀眾想問一個問題。我們第一代主持人趙老師在“歲月”裏有一句話，他對自己工作、學習、生活有個總結，總結了“有子便是福，無官一身輕”。你對自己工作、生活的座右銘是什麼？

　　倪萍：我的座右銘沒有説張口就能來，一直覺得有朋友是財富。我其實很看重朋友。這種朋友就是給過我很多幫助，我也能給予他們點什麼。對於人生來説，人生一切事情都該發生，你就覺得沒有什麼。所以我一直按著這個去走，我都覺得應該的。不管我是倒楣了，還是好了，我覺得該著這樣，你就不抱怨了。你覺得不該，就老有痛苦。我沒有趙老師這麼大的文化，所以我也説不出來。

　　觀眾：我代表眾多朋友説一句：誰人背後不被説？誰人人前不説人？我願你按照自己的方向走下去。

　　觀眾：人怕出名豬怕壯。因為沒有出名的人拼命想出名，出了名的人又害怕出名，就好像錢鐘書所説的圍城嗎。但我想在這個問題上都有個觀點，我説倪萍處在這樣的位置，受到很多爭議，是個好現象，證明她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有分量。如果大家不去爭議你呢，那可能問題就比較嚴重了。

　　倪萍：87年吧，謝晉導演第一次訪問美國的時候，就對美國的記者説：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叫人怕出名豬怕壯。記者很快就打斷他了，請問謝先生，我們不懂，豬不是越肥越好嗎？為什麼中國怕豬肥了？謝晉想了想，無法回答，説這是中國的特色吧！

　　觀眾：倪老師，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們都是孩子媽媽，你想啥時候要孩子？

　　倪萍：書最後一章我寫了要做母親嘛，現在有一批讀者給我寫信，以為我生不了孩子，有給我寄秘方的，有的告訴我什麼月份懷好，有的告訴我這當中吃什麼好，有的説……我倒無從下手了，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有的説虎年千萬別生，有的説虎年好啊，有的説你跟什麼屬相合適。我現在成了一種壓力了，我要是不生，有人説這傢伙有病。我現在想趕緊生孩子，也不知道怎麼辦了。我打算儘快，年齡大了，38歲，再不生夠嗆了。有朋友説，你要生不了，就把孩子給你。

　　觀眾：我們是從浦東來的，那裏還有我們很多同學。説素質教育，我們下學還有那麼多功課壓著，我們很壓抑。現在家長向分數看齊，只要考得好，就是好學生，其他什麼都不管。彈琴、手風琴，什麼都是一窩風地往前趕。我們覺得中學生太累了，書包裝太多的參考書，腦子裝得太多。你有什麼看法？

　　倪萍：先説你們這種行為就特讓我吃驚。我小時絕不敢當眾談這樣的問題。老師逼著學習，我們壓力太大。你們真是了不起，你們的問題屬於應由國家教委解決的問題和中央電視臺協助解決的問題，我把這個問題帶給《實話實説》的崔永元叔叔，爭取讓他開設這樣一個論題，讓他辦一期這樣的節目，讓家長都聽聽孩子們背著這麼沉重的書包到底怎麼辦？聽聽同學們的心聲，聽聽家長的心聲，聽聽老師的心聲，也許會找到一種辦法，好嗎？

　　觀眾：我明天就要在國旗下講話，我的題目是《請相信你能成功》。我面對的是我的同齡人，許許多多的同齡人。我想他們也和我一樣被沉重的壓力壓著，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差生，一直在家長老師壓力下覺得很痛苦。我想通過我的文章告訴他們，你們也能成功。請倪老師給我輔導一下可以嗎？

　　倪萍：大家都等著呢，你放在最後，等會好嗎？

　　觀眾：請你簽個名，我是個業餘節目主持人，今天非常激動。我心砰砰跳，非常佩服你，誠懇地希望你走出《文化視點》的陰影。我覺得那不是失敗，那是承擔，是一種勇氣，各有各的特點。我希望周濤不要學您，你的風格我們非常歡迎，所以不能改變。我希望您再出書，出一本主持方面的書。我從寶山過來，6點出來，7點多到這兒。希望你永遠保持這種風格。

　　觀眾：過去你很喜歡穿紅衣服，現在喜歡穿黑衣服，什麼原因？

　　倪萍：過去都在電視上穿紅衣服，生活中沒穿過一件紅衣服。個子高，皮膚又黑，顯得特別傻。電視上民俗要喜慶，那生活中穿黑衣服襯著臉還好一點，人總該有點自知之明。

　　觀眾：你是我最崇拜、羨慕的女主持人。請問你在第一次婚姻、第二次婚姻之間有10年。如果沒有第一次婚姻失敗，你可能還在山東。但是第一次失敗後你到了中央電視臺。你認為自己是得多失多？

　　倪萍：人生不好這麼説，説因為你有了第一次婚姻失敗才有了去中央電視臺的輝煌，千萬不敢這麼説。這完全是兩回事。這真是兩回事，相互沒有聯絡。

　　觀眾：現在老百姓對演員的高收入很有看法，收入太高了，跟普通老百姓相差很大的距離，而且很多演員交稅的情況又不太好。又高收入又不交稅，與普通百姓距離大，下崗又這麼多，你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

　　倪萍：我在文藝圈裏對這個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有些媒體宣傳報道上出入很大，大部分演員在交稅上、收入問題上做得還是比較得體的。當然您説的是極個別的在媒體上曝光的，那些出入也非常大，這裡有很複雜的原因。要相信一點，那些演員沒有那麼傻去做事的。凡事都先想到自己，説奮鬥了那麼多年，你不給我多少錢，我就不來，這樣的事情非常少。有一次就有那樣的事情，有個企業家打賭，説我就能把誰找來唱，那人説你肯定不能。一定能。於是就託人找他。演員説我沒有時間，去不了。你要多少錢？多少錢我也去不了。不可能，我説一個數，你來不來？他一聽，説了天方夜譚的數，就去了。後來那演員真去了，對方就打輸了。這個演員是犧牲品，總而言之不被尊重。在這當中許許多多是商業演出，商業演出進入市場了，沒有一張票是主辦單位拿著槍逼著你必須看，所以你掏50元錢來看這場演出，一定是你願意買或朋友願意送。歌手覺得承辦人通過我賺了那麼多錢，狠狠要你。承辦人覺得我要不賺你的錢我就虧了。所以利益抬起價錢，使得這市場混亂。文化部現在已經著手解決了。

　　觀眾：我一直比較喜歡你的主持風格，我覺得倪萍就是倪萍，世界上只有一個倪萍。你該保持你的風格。你有沒有今後打算主持一個女人專題節目？

　　倪萍：我現在急於要辦的事兒很多。剛才一個同志不是説了，我都30多了，馬上要孩子，生了孩子再説。也許會抱著孩子主持一個家長裏短、油鹽醬醋的節目。

　　觀眾：你算是成功女士。女人在事業上要成功，應該注意些什麼？最重要的是什麼？

　　倪萍：那就多了。要顧及家庭，不顧及家庭最後自己倒楣。（李珂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