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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銳隨筆(七)綠色語言與文明  

  1993年九月中旬的歐洲該是草枯葉落,一場秋雨一場寒的季節了。 倫敦West Ealing中國使館教育處招待所前的那片大草坪卻綠得那樣古典, 那樣透明, 難怪水彩畫鼻祖産生於這個島國。

  近二十個同機來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吵吵鬧鬧地在這裡安頓下來後便各奔東西去看西洋鏡了。從小愛單獨行動喜歡觀察的我則一個人信步來到外面。一絲輕寒,幾許潮氣,爽心清肺;竄來跳去的小松鼠旁若無人,掠來飛去的長尾巴尖尖嘴的大鳥自信從容;一位老者頭戴寬邊禮帽,襲一身傳教士式的黑色衣服, 手拄文明棍兒信馬由韁地牽著條犬踏著落葉低眉踱著, 一臉經院式的超然和恬淡。我還沒有來得及在英國與英國人對過話,還沒有聽到正宗英國英語就已經感受到某種正視聽,品原汁兒的語言瀰漫在一種氛圍中。這裡的柔和低調和諧反使動更襯出靜。這是某種語境, 但更是一種意境。

  清朝遺老,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國維先生曾把意境分為寫境和造境;寫境為有我之境,造境為無我之境。如"亂紅飛過鞦韆去"為有我之境,"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為無我之境。憑其溫帶海洋性氣候,挾英吉利海峽天險,二戰期間免遭德國法西斯佔領的英倫三島滿目綠色,其自然景觀完全可以印證王老先生的無我之境。但是,隨著不斷對英國社會的介入和了解,人們會發現某種更高的寫境:英國人對環境的保護和設計就象其特有的綠色那樣純正和永恒。這種意境連及藝術上的通感使我這個英語新聞專業的電視記者更加喜歡不動聲色的英國英語。而我堅信,只有當你物我兩忘地審視或諦聽某種語言時你才能踏實地學好這門語言。這裡人們不禁再次印證一個結論:語言是環境的産物。我相信凡讀過Charlotte Bronte寫的 Jane Eyre《簡愛》和Jane Austin著的 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與偏見》的原著並看過由此改編過的電影,以及看過由李藝安導演的Sense And Sensibility《理智與情感》的人都會為小説及電影中優美的對白和抒情的綠色原野所打動,

  更為其情節衝突,人物命運,個性化的語言與這古典透明綠色的相互交融而感染。簡愛的真摯,達西先生的執著無不流露出英國鄉間的質樸含蓄和莊園裏的矜持浪漫。時至今日,這些特性依然隱現于普通英國人性格之中。

  熟悉英國文學及影視作品的人大概會得出相同的結論:英國作品不鬧。文如其人。英國語言多少象英國紳士一樣,很靜。一次我在倫敦著名英籍華人彭文蘭家做客時聽她姐姐描寫英國人説英語不是SPEAK, 而是 MURMUR, 即輕聲輕氣地説。而且我發現,典型的有教養的英國人説話時上嘴唇不動,下嘴唇微微蠕動。從英國剛回國時最不習慣的是雖近在咫尺,我們的同胞還要聲若洪鐘。台灣的柏楊先生認為中國人性喜扯嗓門説話是出於安全感的需要,不知此公是怎樣考證的。我以為,中國人説話聲大的陋習至少出於三個原因,一是在家中和課堂裏家長和師長喜歡大聲地耳提面命與呵斥。上行下效,孩子們背著小手木然垂然聆聽並大聲回話與朗誦。二是國人喜歡熱鬧,在大紅大綠的公眾場所大聲喧嘩起鬨,相互取樂。三是宮廷中太監習慣高聲宣旨,被認為是權威的體現(這才有了文革時的高音喇叭)。當然還有習武之人抖丹田氣喝聲的陽剛之氣,酒肆茶館裏行酒令時的市井之語等等,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最可怕的是鮮有同胞提醒這群體無意識,即麻木。

  説到語言與環境的靜和鬧的國別,我不由得想起一次獨自一人去倫敦Queen's Park(女皇公園)散步時,看到園中一片被柵欄圍起來的園中園。此園的門上挂一小木牌兒,上寫著,"這裡只供那些想幽然獨處片刻的人享受安靜。"英國人對環境的設計不僅處處體現出對綠色的保護,更體現出對身處綠色中的人的關照。享受人權,善莫大焉。此乃造境,即有我之境。

  教育處招待所邊上的一片綠地引起我如此這般綠色語境的遐想。其實綠地邊上一棵榕樹上的一個小木牌則是這種語境廣義上的延伸。那上面寫著:"有誰見到一隻走失的黑色狸貓請與某某聯絡。"落款:某某小動物保護協會。二十年前中國人丟失寵物後一定不會想著報案,頂多向左鄰右舍打聽有誰見到這貓或狗,或暗訪誰家最近有沒有吃狗肉貓肉。我只知道小時侯有兩類人打狗或偷狗,一類是捕狂犬的打狗隊,一類是愛吃狗肉的鮮族人。我的孩提時代所有美好故事和回憶都與貓和狗相伴,不論下鄉插隊還是反城後我總是先後有狗和貓相隨。有人説養狗是被愛,養貓則是去愛。 我深以為然。所以在國內見到野味館我便躲之惟恐不及。我不想食人類的朋友。一次出差去廣東,傍晚誤入一家陰暗潮濕的野味兒館,一眼望到籠子裏關著一隻可愛的大黃貓,籠子上挂著"家虎"的牌子。我鼻子一陣酸楚,走上前去伸手逗她玩,她竟快樂地伸出爪子與我嬉鬧,殊不知自己很快將被宰殺成為盤中佳肴。今天想起此事還不能原諒自己,我為什麼不把她救下?!然而即便救下一隻,我又怎能蚍蜉撼樹地去説服國人不要屠殺可愛而無辜的小動物呢?還有無知野蠻者對瀕危的國寶級的大熊貓,東北虎,藏羚羊等的射殺。1992年我去哈爾濱動物園拍東北虎片子時聽説東北虎學名叫西伯利亞虎。文革時,內地來的知青在北大荒燒荒嚇跑了僅存的東北虎,這些虎逃之夭夭躲到俄羅斯境內, 逃過一場人間政治浩劫。人離不開綠色環境,動物自然更離不開綠色。一個不懂得尊重和保護綠色的民族一定不會善待人類的朋友-動物。不懂得尊重自然的人相互之間也一定缺乏尊重。燒荒毀了林子也燒死了許多熱血青年。"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理想也被付之一炬。窮山惡水裏開山造田造就了無數個大寨,沒有豐衣足食卻嚴重破壞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很多中國山區無災不成年便是報應。除四害追殺麻雀,稻田裏害蟲肆虐,農民顆粒無收。幸虧東北虎不懂得反修防修的人間鬧劇,更不會為人類的民族自尊而殉節,方得逃之夭夭。但是根植土壤的綠色逃不掉離不開土地的人類,喜歡虎皮虎骨的中國人沒辦法兒只能自己跟自己叫勁,骨肉相殘。自然規律就是這樣無情,但很公正。

  可喜的是,國內今天已有了一些非政府組織如粱從戒教授發起的我國第一家保護環境和自然的NGO"自然之友"組織,致力於生態及瀕危動物的保護事業。古老的中國在發生變化。這當然是後話了.

  且回到我剛剛踏上的這片綠土。West Ealing這片不起眼的綠地邊上竟有一片扎眼的"沙漠"。教育處招待所裏當然了無綠意,這裡發生的一件小事讓人一葉而知秋。大家在這裡,在英國的第一頓午飯很不開心。原因是招待所裏的中方管理人員態度粗暴。這無疑是兜頭一瓢涼水。原來以為使館人員是祖國親人,可以他鄉遇故。一件換飯票的小事險些令學生與一位伙食管理人員大打出手。對方顯然極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更不喜歡我們這些人。他的眼裏充滿了怨毒,言語刻薄。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攻擊起知識分子。其實他自己也架了一副眼睛,但不知是平鏡還是近視鏡。後來回想起此事,我認為此公的非常行為大概出自兩種可能:一是待遇不平衡,二是受過傷害。東北獵戶常告戒人們要躲開受過槍傷的黑瞎子即黑熊。這種野獸會瘋狂地報復人類。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這位先生應該去看心理醫生。此公是否受到過傷害無法考證。但我外交人員的待遇與西方國家相比有雲泥之別卻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不爭事實。據外交部內部講,中國住外使領館內大多人際關係複雜緊張。根本原因是薪金微薄,外事紀律嚴明,夫妻子女不能正常團圓,個別意志薄弱者漸漸猥瑣變態;而女性心理承受力差,略受刺激便會跳腳,河東獅吼。男性受到政治,心理和生理(一些人妻子不在身邊)壓力後,便會借工作之便瀉私憤,轉嫁壓力。在這片沙漠裏,我自然渴望窗外的綠色。

  走到窗外容易,走出自己難。我是個地道的中國人。在我懂得綠色之前,我的心底已積澱太多的紅與黑兩種國色。達官顯貴的朱門,紅衣紅鞋紅頭蓋的新娘,大紅燈籠紅雙喜,驅邪慶喜的紅鞭炮,英雄佩帶的大紅花,《紅岩》,《紅色娘子軍》,《血色黃昏》以及鮮艷的五星紅旗。紅色成了吉祥,末世與革命的符號,成了民族自尊上的一層粉底,以至於只了解唐人街和反感共産意識形態的西方人指稱中國為赤色中國。在中國,黑色則與紅色一樣古老。只不過,舊時中國人為避忌諱稱黑為玄,皂,青,黛或墨色。而墨又分五彩,這在傳統水墨畫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中國人自古處世就講究黑道白道,似乎從沒有灰道。世態炎涼又成就了厚黑學。多少次改朝換代,多少部史書力透紙背,揮墨評説歷史。然而,墨分五色卻終究還只是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只成一家之言,無非秦時明月漢時關。樸實厚道的老百姓於是穿紅挂紅披紅結紅大好河山一片紅將自己紅得麻木。雖前有陳勝吳廣,後有闖王進京,欲重寫紅色吉祥的歷史,戰旗越染越紅,回報的卻是越來越黃的土地。然後祈雨,因為沒了綠色,沒了生命。寄語蒼天,祈望彼岸,永遠忽略自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在英國的第一個早晨我曾嘗試著走出自我。我記得那天格外空靈靜穆。是一個禮拜天。陽光明媚。似乎窗外只有天上的蘭色和地上的綠色。上午八點多種我信步走出"沙漠"。附近一家教堂的鐘聲將我吸引過去。做禮拜的人大都是五十歲以上的老人。牧師站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像下領誦聖經,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幾個不速之客的到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進教堂,總覺得這講經布道的形式與國內香霧繚繞的廟堂裏老和尚唸經敲木魚,善男信女磕頭作揖相比顯得更寧靜更肅穆,教堂裏顯得更加乾淨。不過紅塵之中尋求清修,超脫凡世的喧囂乃人類共性。這一點上東西方並無二致。精神上都追求聖潔。其實對我這名無神論者而言,在步入天國之前,最好先解決腳下的事情。説來也簡單,讓我們的生活中多一些生命的綠色,多一些有我的愛的意境。那比什麼都聖潔。但是,讓野味兒館的廚師放下屠刀,讓偷獵者鑄劍為犁,單靠綠色説服未免天真。該讓法律説話時絕對沒商量。

  寫于1999年深秋,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