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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銳隨筆(四)智慧的樂趣
1980年考入大學到現在，在我的記憶中我曾有過三次難忘的激動並産生揮之不去的難以名狀的樂趣。
第一次是在上外圖書館裏初次讀到喬治.坎南，這位戰後美國首任住莫斯科大使發回給美國務院的八千字電報。他在這封電報中言簡意賅地剖析了出於恐懼俄羅斯民族的基因裏有著擴張的慾望。他並指出，追求自己的絕對安全就意味著別人絕對的不安全。在分析了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對私有制的鄙視和敵意後，他預言西方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與蘇俄追求的意識形態水火不容，主張美國推行遏止蘇聯的冷戰政策。我有了“得句疑人有”的竊喜。
第二次是在北大一位朋友那裏看到哈佛大學政治系主任塞謬。亨廷頓著的《轉變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該書深刻分析了現代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政治民主化所帶來的種種不穩定現象，指出現代性是穩定的，而現代化是不穩定的。聯絡到中國學界出現的“新權威主義論”，那一夜我幾乎沒有入眠。
第三次是也是在大學圖書館的書架上偶爾翻到了清朝遺老王國維的大作《人間詞話》。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裏，靜庵先生提出了文學評論中的境界説，與鐘嶸的《詩品》和嚴羽的《滄浪詩話》構成中國古典美學的三個里程碑之作。靜庵先生書中的個別章句至今難忘，如他認為：“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詞易巧。”
正是這一次又一次意外的發現使我常常如獲至寶竊喜不已，並開始自覺跟蹤各類學報和學刊，以及各類相關的史書和文學評論書籍。每一本書或文章都像是人類精神世界連綿群峰中的一個個制高點。他們讓你俯視人生。大師們字裏行間的智慧和名言讓我領會了為什麼孔老夫子揚言：“朝聞道，夕死而已矣。”不知不覺地我開始關注評論。
1999年秋，海外中心領導找我談話，決定讓我接手主持英語訪談節目《週日話題》。我曾首次嘗試在《英語新聞》欄目中推出深度報道。但限于篇幅，我無法將所學和所想的深度與廣度與適當的電視形態結合，直到《週日話題》亦即今天的《今日話題》為我提供了這樣理想的交鋒與探討的平臺。
我對新聞評論的熱愛始於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部兩年的鋪墊。那時我幾乎每週要為每天早上七點二十的《國際新聞與時事》欄目撰寫一篇國際熱點事件綜述或述評。然而，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從事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輿論準備。所謂輿論應當閃爍思想，體現關懷，煽動熱情，推動時事，影響政策和時局。這樣説來，似乎文革時期的“兩報一刊”更接近新聞評論，但其意識形態太過狂熱。那麼，美國專欄作家沃特。李普曼關於OPINION的定義就真地成了經典詮釋了。當然，無獨有偶，五十年代美國媒體對麥卡錫主義歇斯底裏的呼應則應是對李氏輿論理解的走火入魔。這也反證了列寧在其《哲學筆記》中説過的一句話：“理論一旦掌握群眾便會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小説《黑奴吁天錄》則以文學形式催化了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希特勒的宣傳大師戈貝爾沒有那樣的革命熱情，他與自己的主子深知所謂優等雅裏安民族戰敗後德國大眾最需要的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德意志民族的理性和思辯，而是迎合非理性的MAJORITY TYRANY（多數人的暴虐）。精神領袖將輿論與智慧把玩到如此程度，現代文明開始以更加理智和審慎的方式駕馭媒體控制下的輿論，雖然當代國際政治一再表明民族利益高於新聞意義上的客觀公正。
迄今為止，人類幾乎所有稱得上文明的精神成果都有其內在邏輯上的沿襲，精神上的會意和歷史上的傳承。時間和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正融化冷若堅冰的民族國家間的界限。號稱第三媒體的電視發展蓋莫能外。中國的電視節目從手段到形式都始於對西方的模倣，連輿論監督的概念也傳自西方。《焦點訪談》和《新聞調查》所謂讓事實説話的前衛意識緣于本土還是彼岸也就自有公論了。然而，西方的輿論監督是與其言論自由的價值取向結成神聖同盟的。我們的社會批判則來自知識的良知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中國共産黨充分意識到，中國社會轉型期禮崩樂壞和道德失序正導致“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克”預言的實現。腐敗和各種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促使執政黨痛下決心實行依法治國，並形成加強輿論監督的共識。不過，與其説是輿論監督莫如説輿論引導和疏導。這是改革發展與穩定協調發展的國情需要。但黨的第三代領導對輿論多樣性的寬容卻是史無前例的，它充分體現了新時期執政黨“與時俱進，取信於民”的先進性。中央電視臺于1994年推出《焦點訪談》。朱容基總理對此有十六字批示：“改革尖兵，輿論監督，政府鏡鑒，人民喉舌。”於是飽經風霜的百姓看到了又一縷陽光，信訪，上訪者如潮。中央電視台東門外天天可以看到秋菊似的質樸，執著和期待。一批又一批肩負著使命的年輕人象當年奔赴延安抗大一樣聚集在央視新聞評論部旗下，將批評與表揚運用得爐火純青，有效化解了大量新時期的幹群矛盾，討回了公道，再造了執政黨的威信。政治智慧與輿論自律達到較為完美結合。
90年代紀實風格電視片如《望長城》和《生活空間》為1996年推出《新聞調查》成功地鋪墊，不甘寂寞的電視人開始用腦。不僅如此，在假話和虛偽空前流行的新舊交替時期，同年推出的《實話實説》欄目達到啟蒙高度。於是談話節目遍地開花。全國共有150多個談話類節目。由《生活空間》到思想空間，以寫實手法關注小人物命運，是對高，大，全的歷史超越。《焦點時刻》實現了對社會新聞的超越，實施著文以載道的社會批判功能。《焦點訪談》和《新聞調查》是中國電視新聞改革中實現輿論監督的兩個特區，其示範效應引起的體制內的深層變革只有歷史才能做出客觀公正和全面的評價。《焦》與《新》兩檔節目既是政策的産物，時代的呼聲也是對新聞“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傳統定義的超越。
談話欄目屬於新聞評論類的專題。它的大眾類版本如《實話實説》，《藝術人生》，《聊天》和《朋友》側重通過明星主持人，明星嘉賓以及百姓話題和平頭百姓參與探討人性。而談話的精英版本如CCTV-9的《今日話題》（DIALOGUE）和CCTV-2的《對話》關注的話題主要是重大國內外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參與的嘉賓主要是學者，專家，政府官員，高層管理人士或企業家，各國政要和社會名流。
英文訪談《今日話題》的誕生應被視為國內務實與寬鬆政策的海外延伸。英語頻道也積澱了為數不多但不甘寂寞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因其處於中西文化交鋒的最前沿，而能夠登高臨遠，吞吐百家，關注人類的文明進程。從其前身的《週日話題》到現在，因其語言優勢和對外特色，〈〈今日話題〉〉一直力圖體現思想性，政策性，多樣性和包容性的高度統一，基本貫徹了“多一些外，少一些宣”的方針。因此該欄目一經推出便立刻受到廣大海內外觀眾的喜歡。對中國現代化的深度抱有懷疑和不屑的部分西方觀眾開始面露驚訝，並重新審視輿論對大眾和決策的深層影響和兩者間的理性互動。在我們以往四年多中播出的四百多期訪談中，一大批學貫中西的中國專家學者和具有很高政策水平的中國官員就我們民族的生存，發展和崛起，就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經濟及政治含義與西方學者甚至政府官員用嫻熟的英語展開真誠坦率的對話。今年三月份英語頻道將正式借助美國華納和美國在線進入美國中部東部和西部三個主要城市的有線網。但西強東弱的輿論格局在整體上仍然是我們必須面臨的嚴峻現實。《今日話題》在海外觀眾中産生的積極影響説明，中國的崛起必然會使相當一部分參與制定對華政策和準備投資中國市場的海外有識之士關注中國的政策走向和專家治國模式下精英階層所想與所思。
《今日話題》（DIALOGUE）並非國內其它訪談類節目以百姓話題，大眾評説和明星炒作為主。它不是那類通俗大眾化的欄目，而是在中西文化對比框架內側重重大時事分析，因此具有一定時效；它強調客觀公正全面，形式上以中外嘉賓探討爭鳴揭示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廣義人性的複雜，不作結論，更力求避免強加於人。嘉賓有美國總統克林頓，前美國總統卡特，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前澳大利亞總理霍克，澳門特首何厚華，著名導演陳凱歌，百老匯音樂劇之王安德魯。韋伯和百老匯最紅的華人演員王洛勇等。
追求時效是《今日話題》今後奮鬥的方向。但實踐證明，時效強的時政類報道得到的觀眾反饋遠不如軟性焦點和大眾話題，因為後者具有HUMAN INTEREST。 從美國的LARRY KING LIVE到英國的HARD TALK這兩個非常受歡迎的訪談節目來看，他們關心的主要為兩類選題：趣味和人性。而這兩類實際是西方媒體總結幾十年經驗得出的結論。國內談話類節目定位上大致分為大眾和精英兩類。 主持風格上也因此分為通俗俏皮類和嚴肅探討類。社會功能分別體現為消遣類和評論類。
《今日話題》顯然屬於後者，但又不儘然。 它顯然為真正想了解中國的境內外外國觀眾提供了窗口和平臺。同時它又具備一些論壇的性質和特點， 如鼓勵不同觀點之間的交流和辯論，特別是在來自不同社會制度的官員與學者之間討論。我們當然也必須嚴格把握好之間的分寸，尋找出彩和講政治之間的平衡點。這是對智慧勇氣和政策水平的考驗。從前任陳曉薇到我和趙斌都基本貫徹一個風格：即大膽提問，小心求證。出發點是儘量充分考慮到國外受眾的心理，為他們答疑解惑。對於我來説，這種風格的思想基礎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儘量使我們的節目具有大國胸襟和風範。不怕問到，怕沒有想到；不怕尖銳，怕流於平庸。
純就我個人而言，我所主持的節目必然受我自己的經歷與興趣影響。我大學就讀于深受海派文化影響的上海，畢業後最初兩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部工作，經常撰寫國際評論文章，93-94年在英國深造期間深受BBC主持人嚴謹穩重圓中帶方的提問對話方式的影響，95年至今參與國內外許多重大事件的一線採訪報道，曾與形形色色的人打過交道，基本做到採訪時不回避重大和敏感問題又不至帶來僵局，在熟悉和掌握情況的前提下，靈活引導嘉賓參與討論，並與之對話。
總之， 電視英語新聞評論前無古人，是一項不可限量的事業。我們力爭把DIALOGUE 辦成中國新聞改革與新聞評論類節目中的旗幟與試驗田，使之成為見證中國社會轉型，鼓勵思想交鋒和文化溝通的最前衛和最權威的中外精英的英語論壇。由於申奧成功和加入WTO，中國大地再度掀起英語學習的熱浪。《今日話題》因語言的特殊魅力正成功地建立起一代到兩代中國年輕人對跨文化深度交流的預期。它堅定地直面中國入世的現實，倚重“出世”的精神，相信會在實踐中變得更加成熟。
20世紀經歷兩次熱戰一次冷戰及科學進步，人類在反思如何把握自身的命運。生産力發展帶來了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革命，財富積累過程中導致精神失落，資源再分配時則重新找尋平衡，伴隨都市化和中産階級的形成是對權利的尊重，輿論的關注以及對社會力量的重新整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質是實現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的社會轉型。它是一場極為深刻的革命。産物之一是市場經濟下的平等意識即人的現代化。人在改變物質世界的同時更在改變自己。一元化的體制，市民化的社會，多元化的媒體使變與不變更加相對。於是不同民族，不同政府，不同制度，不同職業，不同性別的群體或個人開始形式不同的交流和對話，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善莫大焉，無非增進理解，更好地把握好人類自身命運。中國人修齊治平，內聖外王的文化自覺更促使全民族的內省達到現代高度。人類共同追求公正。它成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互動永恒的話題，更是對話的歷史前提和社會必然。
對話需要智慧，智慧産生樂趣。《今日話題》應當是英語頻道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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