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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見證年輪>>(節選)  
文/翟樹傑

  

戲園子衚同



  2003年7月,我回齊齊哈爾。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副部長帶我在市區走馬觀花轉了一圈。比起2000年來,這裡變化了很多。市委市政府搬到了嫩江邊上,緊挨著齊齊哈爾大學的勞動湖變成了一個大公園。雖然格局依舊,可我上了三年小學的長庚小學修繕得整整齊齊,市區也變得漂亮不少。

  我特別提出要到解放門附近得戲園子衚同看看,因為我幾乎是在那裏記事情的。宣傳部莊副部長沒有跟著我,讓我好好懷舊,我自己急不可待的走進去。

  順衚同往裏面走十幾米,就到了一個陌生又熟悉的門洞,進門洞向右側拐應該一排低矮的青磚房,果然是這樣,我依稀感覺到這就是我曾經的家。這個低矮的門洞和平房當年我曾經感覺特別高大。

  四十年這裡竟然還基本保持原樣,我不知該喜還是該憂。

  想起近40年的時光轉眼過去仿佛昨天一樣,令人心緒萬千。過去,齊齊哈爾市是一個挺重要城市。不僅有全國聞名的重工業,還有引以為自豪得齊齊哈爾馬戲團和京劇院。我小的時候就住在戲園子旁邊,也就一直把我家住的這條衚同叫做戲園子衚同。衚同裏有許多小攤販,賣姑娘(一種可以吃的植物果實)的、賣大餅子的、也有賣手工藝品的。有一個小販叫賣地聲音拉得很長:“燒雞,燒雞嘍───”。我和哥哥常常被外面的小販的吆喝聲吵醒。醒了,就趴在家裏後窗戶上向外面看熱鬧,童聲童氣地學小販叫喊:“燒雞,燒雞嘍───”。小販又好氣又好笑:“去去去,一邊去”。

  媽媽上班早,弟弟在解放門慶合衚同的姥姥家裏住,我和哥哥都還沒有上學,就天天結伴玩兒。

  那時候齊齊哈爾電影院不多,只有兩三個,很多人都愛看戲。我家離戲園子近,也就跟著看京劇。所以,到現在我對現代的和古裝地京劇都特別接受。戲票現在看真是不貴,有2毛錢和5毛錢幾種。學生票更便宜1毛。當時,我父親還在松花江軍分區當幹事,中尉副連級每月有90多元錢薪水。當時90多元可不是個小數字,工人工資才16元錢。按説,這樣地收入買票看看戲不算什麼。可那時候,媽媽工資不高,姥姥老爺沒工作,弟弟妹妹都還在上學。除了我們哥仨,還要接濟娘家一些。爸爸沒回探家路上還要花些錢。所以,東扯西扯兄弟倆零花錢也就不多了。

  沒有錢要看戲怎麼辦呢?我們小兄弟自有辦法。

  每天晚上,戲園子燈火輝煌。我們站在入場的人流後面,觀望著目標。每當看起來面善的觀眾就追上去:“叔叔、阿姨,帶我進去吧。”大多數的人都相當的客氣,有的就説:“跟著我吧”。到門口,收票員問道就説是自己的孩子。進去之後謝過人家就高高興興找先進去的小夥伴兒了。有的觀眾怕擔責任,就會讓我們拉著自己的衣服,有時候碰運氣也能進去。

  

初到綏化感受“洋灰”路



  傍晚,火車到了綏化。爸爸扛著行李走在前面,媽媽拉著我們跌跌撞撞地穿過擁擠的人群,找到了接我們的汽車。那車是個綠色的吉普車,車門市是帆布做的,後面挂了個輪胎,一位姓羅的司機接我們。他帶了一副白手套顯得很神氣。爸爸招呼我們上了車。隨身帶著的行李和我們全家五口馬上把車裏面塞得滿滿的。

  後來才知道那車是一種很老式的前蘇聯産的嘎斯六九,也是我們現在大街上還跑著的北京吉普的前身。儘管如此,當時整個綏化軍分區還只有唯一的一輛,當時可算得是罕見的玩意兒,在來綏化之前我還從來沒有乘坐過。

  嘎斯六九歪歪扭扭在綏化那不平的馬路上開動起來,車子不停地躲閃著前面的人群和馬車。平生第一次坐上小汽車,可想而知我們哥哥三個該是多麼興奮。哥仨不停地大聲嚷嚷著,評論著這輛令人自豪的汽車和綏化街道的景色。弟弟問,這車是不是假的,怎麼聲音這麼大。哥哥嗓門從來都是最大:一定是舊零件配起來的。配起來的聲音肯定大。

  我看到車輪走過沙塵漫天,就問父親:不是説綏化有洋灰路嗎怎麼灰塵這麼大?以前,東北由於長期遭受沙俄和日本的統治,把很多東西的稱呼前面都加上“洋”字。比如把火柴叫做洋火、鎬頭叫做洋鐵鎬、把釘子稱作洋丁,甚至把水桶都加上洋字---洋鐵桶。我説的洋灰路實際是指水泥道路或者柏油路。那時,像綏化這樣的縣城能有一條柏油路也是很光彩的事兒。

  爸爸指了指滿是灰塵的路説,那不是“揚灰路”嗎!原來多年以前修的柏油路早就被灰土蓋住了,車子跑過去可不是漫天的塵土嗎。

  大家都哈哈地笑了。

  只有媽媽不説話,我看見她微笑著,嘴角露出的是滿足的自豪。

  

慘澹的太陽



  搬到綏化是1966年的10月,齊齊哈爾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整天的武鬥,時不時得有造反派的卡車拉著被打死的同夥屍體遊行,卡車上架著高音喇叭。不停地有解説員操著女高音進行控訴和宣戰,插空播放一段造反歌曲。歌詞我還記得。比如:“兒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地蛋。”在綏化,這樣氣氛就少了許多。武鬥也沒有齊齊哈爾嚴重。只是綏化這裡有一個福利院,福利院的一些孤兒鬧得比造反派還兇。文革開始的時候,那些被收養的孤兒戴上紅袖章,自製了火藥槍,造起反來。當時,社會已經失控,沒有管教的孩子四處鬧事,後來還打死了當時的福利院長。他們腰裏面別著火藥槍時常在大街上遊走,看誰不順眼就打人、開槍。後來我真的看到了許多這樣的孩子,他們穿得很破舊的衣衫,臉上帶著泥道子,的確是挺嚇人。每當這時,我總是遠遠地躲開,避免和他們發生衝突。

  綏化當時還是一個以農業生産為主的大縣,有54萬人口,一條大街橫貫東西。東邊連著的是綏化火車站,西邊到頭就是當時的地革委大院,大院子的後面是家屬宿舍,我家住在第十八棟。那是一種平房,每個門洞進去左右各一家,只有一間房子。順著不寬的走廊在向前走是廚房。廚房燃燒的是煤爐子,燒水、做飯、燒炕都是這個爐子。要是想把爐子燒著可不容易。首先要用火柴把一種飽含松油的松木條(當地叫明子)點燃放在爐子的最低端,上面放上比較容易燃燒的劈柴,劈柴上面放好煤塊。一會兒,劈柴著起來了,火大了,煤也就燃燒起來路子就算升著了。如果劈柴燒完煤還沒有燃燒就要重新生火。所以,生爐子劈柴就用的很多。把家安頓下來之後我就去跟著爸爸到木柴廠買劈柴,當地把劈柴叫做絆子。

  雖然是軍隊幹部,也要親自動手。爸爸叫上馬車,親自駕車去買拌子。因為黑龍江緯度很低,所以到了冬天,太陽距離地面還不到一電線桿子高,昏黃昏黃地,慘慘地斜射到地面。沿著被車輪子壓得兩到車痕的泥水路,兩匹紅馬吃力地走著,鼻孔噴出兩到白霧氣,一團一團地噴出有很快散去。我從小的時候方向幹就極強,很少迷路。可那天馬車七拐八拐,很快我就找不到東南西北了。

  當時,東北地區還保留著很多林業局。一車車的木材被送到木材廠加工成方木,原木四面鋸下來就成了絆子。我們就把這些拉回來,平時家裏燒火用。

  

耿直的爸爸



  對於爸爸的印象,是在齊齊哈爾的時候形成的。按照軍隊的規定戰士家屬不能隨軍。當了幹部後才有隨軍的可能。當時隨軍的條件是:參軍15年或者副營職的職務。60年代初爸爸還是個中尉副連職,所以我們家還沒有隨軍。媽媽領著我們兄弟三個跟著姥姥住在齊齊哈爾。

  按理説,我父親是1948年參加的工作,在黑龍江安達市武裝部當小鬼,1951年辦理的參軍手續。可後來填寫入伍表格時,父親只是填報了入伍時間。沒想到這一下子吃了大虧。到了80年代確定老幹部離退休條件時1949年10月1日前工作的幹部是離休,而在此之後參加工作的只能辦理退休。所以,在父親快70歲的時候和其他退休幹部一起交給地方管理。而那些離職休息的人員則一直保留著軍籍,依然由部隊照顧。

  在職時候,媽媽和好多老朋友一直勸我父親找一找工齡。以便退下來的時候可以辦個離休手續,可爸爸一直忙於工作,直到了快休息的時候才想起補辦手續,可是來不及了。

  一直到現在,只要提起這段,父親總是有一肚子的牢騷,可是又能去怨誰呢?一輩子他都把工作看得很重,對自己的私事總是馬馬虎虎。這一點,我覺得自己特別像他,只要有工作,自己的私事肯定是往後放的。

  在齊齊哈爾時候,我們兄弟幾個對父親的印像是一樣的。那就是,每年春節的時候,家裏要回來一個背著大包小包好吃的東西,回家先倒頭就睡的人。所以真正認識爸爸是在綏化才開始的。

  1966年隨了軍,可以天天和爸爸在一起才慢慢知道爸爸的脾氣:脾氣倔強可心地慈祥,有時候有些嘮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