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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樹傑：活出兩輩子的精彩
文/寧柯
採訪翟樹傑——中國著名輿論監督類節目《焦點訪談》的製片人兼主持人，是我很久以前的一個願望。但是，對於一個年輕的記者而言，想到要面對這樣一位名人多少還是有些惴惴不安的。沒想到，通了一次電話後，翟樹傑當即便爽快地答應了。他説，那就聊聊吧。於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週末的上午，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審片室開始了談話。翟樹傑穿著非常潔凈的棉布襯衫，深藍色的長褲，一雙質樸的褐色皮鞋，看起來神采奕奕。
記者：對於外界而言，人們除了知道您是《焦點訪談》的著名節目主持人以外，至於其它的，知之甚少。我曾經在您寫的《往事》中讀到過關於您童年的只言片語，其中很多細節讀來十分生動，但那是一篇沒有完結的作品，所以令我很感興趣的是，您的童年是怎麼過的？
翟樹傑：我生在安達，是在齊齊哈爾長大的，齊齊哈爾給我的印像是很深的。我前幾天出差還回過齊齊哈爾一次，就到我原來學習的長庚小學看看。我當時很想見見原來的老師，可是當年教我們的那些老老師們都不見了。後來，當校方知道我是這個學校畢業的，十分高興。一大幫學生圍著我照相，説“翟大哥回來了，翟大哥回來了。”（説到這裡，他臉上露出孩子王般的笑容）學校格局基本沒有什麼變化，但是齊齊哈爾的變化就太大了。但是，還是學校看著最親切。文革期間，整個齊齊哈爾就只有兩條電車線路，我還有一個鄰居是開電車的呢，於是我們經常逃學去坐電車，繞著齊齊哈爾來回轉，哈哈，就是為了玩。當時我的父親在哈爾濱，後來等他調到綏化的時候，我們家就有隨軍資格了，於是我們哥仨就隨母親去了綏化。在綏化，我平生第一次坐了汽車，那是當時整個綏化軍分區唯一的一輛，是一種很老式的前蘇聯産的嘎斯六九。在綏化住了幾年，在那裏我上小學一直上到初一就搬家到了哈爾濱，哈爾濱十八中是當地很好的學校。當地還有這麼一種説法“三六一十八，北大與清華”。雖然，當時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鬧得很厲害，但是在那裏上課還是比較好的。後來就到北京來了，上的是北京101中學。在中學我的表現一直很好，一直是學生幹部和校團委的委員，因此事事都必須&&，逼著你就必須好好學習，此外還要特別守紀律。我覺得那幾年，給自己的鍛鍊很多。在中學，我就參加了各種活動，寫文章、出墻報、向廣播站投稿、表演節目、唱歌、跳舞等等。為了能夠看到許多當時不讓看的小説和各種書籍，爸爸常常把我鎖到宣傳科的倉庫裏，一呆就是大半天，出來的時候灰頭土臉的。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喜歡上動筆了。在學校裏當學生幹部的那段時光，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特別是高中以前階段，無論是工作能力還是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都得到了很好的鍛鍊。那個時候，我還有一個絕活，就是不用膠水便能把墻報貼上墻，在墻上直接寫大標語。（看著記者驚訝的樣子，他甚是有些得意）因為，冬天天氣很冷，所以只用刷上點水就能把墻報貼上了，哈哈。
記者：十年浩劫中每個人的命運都各不相同。當時的你，正值上學年齡，那麼十年浩劫對你當時上學有什麼影響？
翟樹傑：大，衝擊是很大的。從小學三年級到六年級，我們就基本沒有上什麼課。很多課程，如數學裏的分數、小數、一元一次方程等等都是我自學的。我就是一個特別愛學習、愛琢磨的人。當時在學校裏，真正學到的就是寫大字報。因為是文革時期，都寫些大字報什麼的，我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練得一手不錯的美術字。到後來甚至連底稿都不需要打，直接就能寫。還有一個就是寫“講用稿”。什麼是“講用稿”呢？就是做了什麼好人好事，取得好成績什麼的，然後把自己的心得體會寫下來到班級、學校裏面宣講。
當一場波及全國的運動開始以後，當時的翟樹傑像其他人一樣無法置身度外。他也加入到上山下鄉的大潮之中，不過幸運的是沒有持續太長時間。這之後，他參軍當了一名戰士。這段經歷拿翟樹傑的話來説，那是“救了我一條命”。因為，軍隊在當時是唯一的避風港。進了軍隊的翟樹傑，表現十分出色，很快他便由一名普通的戰士，成為了電影放映員。
記者：電影放映員？聽起來，這是個很有趣的話題。
翟樹傑：是的，當了三年戰士後，我成了電影放映員。你不要看這好像是個簡單的工作，當時在軍隊裏，只有最優秀的士兵才能得到這樣的機會。要知道，我們團裏邊有400人和我競爭這個崗位。要求特別高，要會唱歌、跳舞、朗誦、能寫文章……
記者：就是説，按照你們當時的標準，現在很多年輕主持人連電影放映員都當不了，是吧？我不知道這麼對比是否合適 ？
翟樹傑：（大笑）那個時候，挑選電影放映員，基本上就是按照主持人標準來挑選的。哈哈……城市兵又很多，光北京的就有十幾個，競爭壓力很大。
記者： 請您講講當放映員的事情吧，那個時候每週要放幾次電影？
翟樹傑：很多很多。那個時候，我們經常下到各個部隊裏去，大冬天的坐在卡車上到處跑，給大家放電影。那時天氣特別冷，一個星期要往山溝裏跑好幾次。最多的時候，一部電影我就放了九遍。
記者： 是不是到了放第九遍的時候，您已經不需要放了，往臺上一站就可以直接給大家表演了？
翟樹傑：差不多。好多電影裏面的插曲我都會唱，什麼山東呂劇，朝陽溝、西沙，我可愛的家鄉……統統會唱。那個時候放電影也要練習業務的。我有一句話叫做“幹什麼都要做好”。其實，我一直都是按照這個標準要求自己的。從小學到中學到後來，都是如此，不管什麼條件我都會努力做好。就拿放電影來説吧，我能在刮大風的情況之下，在幾分鐘之內把放映機架好。在全軍放映員考核中，我不是第一也是前幾名。其實，很簡單，憑的就是一句話“做事認真”。當然，我也因為做事認真吃過虧。小時候，我們在田裏舉行揀麥穗比賽。我總是被別人遠遠地甩在後面，永遠都是最後一個。為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我才弄明白，就是因為太認真了，別人都是挑著揀，而我卻把每根麥穗都仔細揀起來，那當然要落在後面了。這種認真的精神一直影響著我，直到現在。做什麼事情一定要竭盡全力，這樣心裏就安心了。小時候，老師叫我“小貓”，就是總貓在最後面，不喜歡拋頭露面。可是後來當了班幹部，為了做好工作，我就努力克服這個缺點，什麼事情都衝鋒在前。
記者： 當了三年兵之後，您又做了些什麼呢？
翟樹傑：後來我就被調到總參，做新聞幹事，主要是在新聞電教室工作從事宣傳工作。正是從那個時候，我開始接觸了電視。我是軍中第一批用攝像機的人，也是軍中第一批使用電視設備的人。我們管自己叫“黃埔一期”、“黃埔二期”。後來這些人都成了軍中的宣傳骨幹，很多人都在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工作。比如，我們軍事部的毛財旺、紀錄片室的亓克君、海外中心的遲明泉等等。我們都是“一期”、“二期”的，我們關係很好 ，直到現在都一直保持接觸。
記者：您還記得當時拍的第一部片子嗎？
翟樹傑：那是當然了。不過現在回頭再看那部片子，簡直不堪入目。那是一個關於“六一”的片子，在北京電視臺播放的。後來經驗漸漸豐富了，就開始拍專題片，其實就是紀錄片，不過當時叫專題片。第一個專題片是1986～1987年左右拍攝的，《青城一點杜鵑紅》。那個時候什麼也不懂，但是説幹就幹起來了。當時，我安排那個老年軍人從山坡上慢慢走來，手裏拿著資料，小路兩邊都是鮮花，還配上了音樂。其實，那些“鮮花”都是我們做的假花，滿山坡插的都是，弄得挺浪漫……現在看來實在幼稚，但是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後來拍的片子慢慢就多起來了，1989年做了一個節目叫《大學生搬家隊》，整部片子都是以採訪的形式來表現的，這在當時解説加畫面充斥屏幕的時候是比較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央電視臺評比的時候是最後一個播放的，這個節目一放，睏倦的評委們看了之後全都為此而鼓掌。後來，再看這部片子的時候發現，這個形式居然很像我們現在的《焦點訪談》。後來又拍了《中國藍盔》、《3：30分起爆》等獲得了中國新聞獎的作品。在記者站的那段時間，我覺得受到的鍛鍊是最大的，後來我被提升為記者站站長。
在新聞道路上已經有所斬獲的翟樹傑在這個時候並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他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一個更專業的電視記者。作為中國最有實力電視臺的中央電視臺這個時候進入了翟樹傑的視野。於是，“一咬牙一跺腳，什麼都不要了，就來到中央電視臺。”1995年轉業，1997年，才辦的正式招聘手續，那年他正好四十歲。很多人都很驚訝他的舉動“膽子夠大的了”。面對這樣的説法，翟樹傑對戰友説，你們活的是一輩子，而我活的是兩輩子。因為我有不同的人生經驗了。” 經過多年的拼搏奮鬥，他不僅成為一個著名的節目主持人而且還成了《焦點訪談》的製片人之一。
記者：《焦點訪談》到今天已經走過10年，在中國輿論監督類電視節目裏已經到達了一個很高的階段，想要逾越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同時，中央電視臺還有《新聞調查》、《社會紀錄》等頗有影響力的欄目，各個地方檯也紛紛推出類似的節目。面對它們，您作為《焦點訪談》的製片人之一，準備如何應對？
翟樹傑：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靠大家的支持。除了上級領導的重視以外，觀眾對我們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如果沒有我們就必須創建一個。第二，是內部環境。我們必須提高自身的專業素質。第三，我認為，必須保持創新能力。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這樣才能讓《焦點訪談》立於不敗之地。創新包括策劃、採訪、編導、攝像、包裝、推廣等各個方面。我們一直在仔細研究這些環節。
記者：您成名以後，覺得自己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翟樹傑：變化是有的，但就我內在而言，並沒有什麼本質變化。變化方面，我覺得自由少了些。上次我去建材傢具城買瓷磚，想和人家討價還價，結果被人家認出來了，老闆死活不肯讓價。哈哈……
記者：人們總説，一個成功的兒子是和他背後父母的支持分不開的。所以，我很想請您談談您的父母。我記得，關於您的父親，您曾經用“耿直”二字來形容。那麼，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您能講講嗎？
翟樹傑：我的父親是一個軍事科學院的研究員，過去一直是做宣傳工作，宣傳幹事、宣傳科長、宣傳處長一直到總參，後來去了軍事科學院，宣傳工作可以説是個專家。説起他的“耿直”我給你舉個例子吧：有一次，他和他們的領導去某地考察，還有最後幾天了，那位領導説到附近遊玩一下吧，我父親説還有幾個地方沒考察完呢，最後倒底還是沒有去成。這就是我的父親，他是個很有原則、很有責任心的人。
記者：那麼，您的母親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她對您的一生影響大嗎？
翟樹傑：我母親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從某種角度而言，比我父親更能幹。她原來在齊齊哈爾民政勞動局工作，後來搬家到北京又當過廠長，是個很熱心、在處理複雜問題上很有見地的人，個性也非常剛強。當我父親在外地的時候，她一個人將我們兄弟三個帶大。她對我的影響很大，即便退休下來，她也總是閒不下來，還幫別人找工作什麼的。她的心臟病挺嚴重，可就是不能在家休息，只要一在家休息準犯病。一折騰什麼事兒都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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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