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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陳偉鴻
與《對話》的另外兩位主持人相比，陳偉鴻顯然要低調得多。雖然沒有MBA學位，沒有海外工作、求學的經歷，但陳偉鴻卻能充滿自信地站在演播廳裏，與那些可稱之為“社會精英”的嘉賓自由交流，把一期又一期精彩的《對話》奉獻給觀眾。
日前，我們如約來到《對話》節目組。《對話》正準備連續錄製兩期節目，陳偉鴻眼睛裏的血絲很明顯，可以感覺到他整個人都處在高度緊張的狀態，他連連説：“以後再也不接連錄兩期節目了，太累了。”
做主持人是興趣使然
記者：你在大學學的是英語師範專業，為什麼最終選擇了主持人這個職業呢？
陳偉鴻：從高中開始，演講就是我的強項，我在廈門市、福建省都拿過演講比賽的第一。進入大學後，我經常主持係、校的晚會，還是校廣播電臺的成員。大學畢業後，我做過幾年兼職主持人。可以説，做主持人是興趣使然。
我在主持節目方面沒有經過任何專業的培訓，自己惟一的優勢就是善於觀察，願意不斷地學習，我覺得通過這種方式學習，對我來講更實用一些。
記者：在你作為一個主持人的成長過程中，是否有對你影響比較大的人？
陳偉鴻：廈門電視臺在1992年開始和台灣合作娛樂節目。當時有一個台灣資深的電視製作人，要求非常嚴格，這個節目的主持人換了五六個，最後定下了我，因為他覺得我各方麵條件，尤其是應變能力比較符合要求。台灣的節目講究的是現場即興，大陸當時能給主持人比較大的發揮空間的電視節目還很少，所以我們都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他讓我明白了電視真正是什麼，它不是單向的交流，作為主持人，你在説這句話的時候，必須要反思一下，這句話出去後結果會怎樣，接收者會得到什麼樣的信息，會給你怎樣的反饋。當你把這一切在頭腦裏預演後，在場上你就會非常自信。應該説我從他身上學到的這一點，對我以後的主持工作幫助非常大。
我和《對話》共同成長
記者：你以前做的是娛樂節目的主持人，《對話》和娛樂節目的風格是迥然不同的，這種轉型對於你來説，是否是一個比較艱難的過程？
陳偉鴻：這二者之間並沒有完全的割裂。如果説水到渠成，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過分。
在我剛開始做主持人時，沒有人生的歷練與累積，強迫去做訪談節目是會失敗的，但娛樂節目則非常適合我的年齡和個性。一段時間後我自己對於娛樂節目也有些疲憊了，因為娛樂節目要求的是一種年輕的狀態，而這種狀態不是能夠裝出來的，所以當有一天發現自己已經不能夠自如地表現這種狀態時，我覺得就應該選擇轉向了。而這個時候，自己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積累。
為什麼説這二者沒有割裂呢？因為你的嘉賓只是從娛樂節目中的歌手、演員，換成了企業界、經濟界的人士，但其中的共同點都是溝通，都需要臨場應變能力。所以主持娛樂節目打下的基礎，讓我在《對話》中獲益非淺。我覺得這個過渡還是比較順利的。
記者：你並沒有經濟學、財經方面的學習或工作背景，在你決定做《對話》主持人時，是什麼樣的心情？
陳偉鴻：我剛開始接手這個節目的時候，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感覺。因為那時《對話》已經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主持人陣容非常不穩定。我們也試過請一些專家做主持，但都以失敗告終。最後大家總結出電視節目不是寫論文，也不是發表研究專著，主持人必須要有駕馭現場的能力，只有滿腹經綸是不行的。我當時也擔心自己知識的斷層，但當我投入其中，我發現通過用心的學習是可以適當彌補的。我平時去聽MBA的課程，沒有奢望自己有時間去拿一個MBA的文憑，我想主要是學一種方法吧，通過課堂上的氛圍，能領悟到更多的東西。
還有一點，我認為必須明確，《對話》的主持人其實是一個觀眾的代言人，如果你還希望觀眾能看懂這個節目的話，你提出的問題應該和他們處在同樣的角度。我們不想把這個節目做成艱澀的探討，因為電視畢竟是大眾媒體，只要能從其中提煉出一些有啟發的觀點，實現智慧的碰撞，也就達到目的了。
記者：主持了這麼多期節目，您印象最深的是哪期節目？
陳偉鴻：是《對話》的第100期節目。當時正值博鰲亞洲論壇，我們把節目現場放到了博鰲論壇的會場。本來定在論壇開幕前一天錄製，但突然接到通知，説當天要進行安檢，不能使用。但我們邀請的嘉賓海內外的都有，和他們也早約好了時間。所以，我們面臨兩個選擇，或提前一天錄節目，或時間不變換地方，當時我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就是在酒店的房間裏做節目。但大家覺得這樣一來就沒什麼意義了，所以還是決定提前一天在博鰲會場錄製。於是所有約好的嘉賓，全都被打亂了，只有不到一半的嘉賓能趕到，那麼其餘的嘉賓就得全部換掉，重新再找。這個時候對節目組、對主持人的考驗可想而知，以前做好的案頭準備必須重新開始，必須在一兩天內把全新的節目做出來。我記得我們節目都開始錄了，還有亞信的丁健沒到，他當時也是坐飛機再坐船一路趕來的。惟一值得慶倖的是，嘉賓都很捧場。這期節目對我們整個節目組來説，是一次很大的挑戰，也是難得的經驗。
記者：有人説是《對話》成全了陳偉鴻，也有人説是陳偉鴻成全了《對話》，對這個問題，您是怎麼看的？
陳偉鴻：我和《對話》的結緣應該追溯到2000年主持人大賽。當時是在朋友的勸説下去參加比賽的，一路稀裏糊塗就上來了，後來才知道競爭有多麼激烈。全國10個考點， 3000人報名，到面試時只剩下50人。當主持人習慣了考別人，我已經很久沒有在臺上被考的感覺了，剛開始還真有點不適應，之後就是前所未有的緊張，但沒想到拿了個小組第一。後來《對話》把5個小組的第一名都請去試鏡，先看他們錄一期節目，然後我們每個人上去試著主持一下。製片人發現我的觀察能力比較強，因為我把剛才場上的一些細節，放在我的試鏡中去追問。節目組認為我的表現不錯，就這樣我進入了《對話》。在《對話》中，我有機會與很多人渴望見到的嘉賓直接交流，這種學習是非常有益的。應該説我和《對話》是一起成長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逐漸被大家認可。如果一個主持人，沒有把被觀眾認可作為自己的目標，那你很可能會忽略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存在，而你也不是一個合格的主持人。我在主持《對話》的過程中，這種感受越來越強烈。
主持是一種正常的溝通與交流
記者：人們對你曾有過這樣的評價：雖然把頭髮染黑了，陳偉鴻看上去還是很娛樂。那麼您如何評價自己的主持風格呢？
陳偉鴻：在《對話》中主持人不應該是排第一的，因為嘉賓都是重量級的，我認為主持人的作用就是怎麼樣使嘉賓把自己的智慧、風采展現出來。我個人感覺我的主持不會是太過張揚、咄咄逼人的。因為我認為主持任何節目，都是一種正常的溝通和交流，只有當你把這樣的氣氛營造好之後，才能給人願意説話的慾望。而當你已經把對方壓制到防備的狀態時，你是拿不到任何東西的，對方也許還會對答如流，但卻未必是發自真心的，在這種情況下，你是沒有辦法再激發出他更多的靈感的。
記者：您覺得做《對話》的主持人與做其他節目的主持人有沒有什麼不同？
陳偉鴻：我覺得《對話》的主持人首先就是要有不斷學習的能力。無論是《對話》這個電視節目還是整個社會，如果你不學習，就有可能遭到淘汰。我做十多年的主持人了，在臺上我很少考慮我的技巧、動作、表情，主要考慮的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提問方式或措辭才能夠和嘉賓有更好的交流和溝通。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不斷地學習。每期節目的內容是不同的，今天是金融，明天是保險，後天是房地産，這對任何人都是考驗和挑戰。每次錄製節目前我都必須消化大量的資料。所以我覺得説好聽點，《對話》是鍛鍊人的，説難聽點，《對話》是折磨人的節目，因為它實在太耗費腦力了。
還有一點，我認為無論是什麼類型節目的主持人，社會責任感比職業操守更重要。我想發自內心的關懷，是會擲地有聲的，也才能引起一定的社會反響。
記者：你最欣賞的主持人是誰？
陳偉鴻：就國內的主持人來説，我挺喜歡崔永元的主持風格的，也很佩服他的臨場反應能力。國外的主持人中我比較欣賞拉裏 金，他是美國一個著名脫口秀的主持人。
記者：現在有許多主持人都成為了製片人，在你以後的職業發展中是否也有這方面的計劃？
陳偉鴻：我希望做幕後的工作，例如整個節目的統籌。那位台灣製作人給我的影響非常大，他對主持人的點評非常到位，我也特別希望能帶一兩個主持人，把我的經驗與他們分享。
記者：應該説主持人是許多人夢想的職業，就自己的體會和經驗，你想對他們説點什麼？
陳偉鴻：做主持人可以是每個人的夢想。但要成為主持人，一些基本的素質必須具備。包括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學習能力、溝通能力等，這幾個能力沒有先後次序之分。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溝通能力不只是面對面的交流，關鍵是你把自己放在什麼位置，把對方放在什麼位置，互相的信任和尊重是最重要的。
關於《對話》
《對話》欄目是2000年7月央視推出的一檔演播室談話節目，每次時長60分鐘，是中央電視臺目前播出時間最長的嚴肅節目，現已成為央視重點欄目之一。針對的目標收視群體為關注經濟改革動態並具有決策能力的社會精英人士。
《對話》欄目致力於為新聞人物、企業精英、政府官員、經濟專家和投資者提供一個交流和對話的平臺， 邀請的嘉賓或是左右經濟走向的權威人士，或是經歷商海沉浮的企業巨頭，也有見證熱點事件的當事各方。包括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財政部部長項懷誠 、199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 蒙代爾、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 斯賓塞、韓國總統盧武鉉、英特爾公司首席執行官克瑞格 貝瑞特等。通過主持人和嘉賓以及現場觀眾的充分對話與交流，直逼熱點新聞人物的真實思想和經歷，展現他們的矛盾痛苦和成功喜悅，折射經濟社會的最新動向和潮流，同時充分展示對話者的個人魅力及其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記者：韓濤、駱瀟）200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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