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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從標語説開去
頭頂嬌陽，走在鄉間的小路上，遠處墻上經常可見斑駁的標語。
比較多的是拯救女孩的標語，如“女兒也是傳後人”，“女孩是枝花，關愛靠大家”。據説這樣的口號清朝就已出現，可見是大問題且難以解決。
大躍進的標語要模糊一些，但規模較大，一刷就是一片，可見當時的狂熱。不惑之年，深知這種狂熱會付出代價，剛剛讀過一篇回憶文字，講述的是三年災害時期，100多名“右派分子”舍命在長江北岸的文峰製作了一幅特大標語，佔地6000平方米，卻只有“毛澤東萬歲”五個字。詩人郭沫若嘆為觀止，寫下了“奇峰十二座，領袖萬斯年”的溢美之辭。標語巨大，幾十里外就可看到，而流了多少血汗，死了多少人卻無人關心。現在，標語處重又樹木蔥蘢,往事無人再提起。
標語看得多，往往看到新鮮。比如，新刷的標語自然是新推行的政策或新傳達的精神，間或有一條“解放全中國”就讓人摸不着頭腦，邊走邊想，可能是刷標語的人三代家傳，刷習慣了。
走累了，想得多，每每看見大標語下小標語叢生，心想這些發財心切的人算是趕上了好時候。早年間，大標語下被你刷上“種豬、雞糞向右拐”，“代辦證件”等等，還敢留下電話號碼，不殺也得坐牢，真是換了人間。
看上去最希罕的就是紅軍標語了。紅軍標語留下來的大都不是醒目處，在信豐，我們看到的紅軍標語多是在住戶放米糠雜物的二層閣樓裏，也被塗抹的不清楚。老人回憶，紅軍進村時，大標語也刷了不少，但紅軍走，白軍來，標語被一一鏟掉，再加上風吹日曬，留下的幾幅不是萬幸也另有原因。
在鄉間小路兩旁，歷史以標語的方式斑駁地記在墻上。這些該被記住的歷史是如何進入我們大腦的呢？
我上中學的時候，歷史學得不錯。我的歷史李老師是全國特級教師，教學有方。比如，他用彩色筆來表現歷史進程，紅色是革命的，黑色是反革命的，紅色是進步的，黑色是退步的，紅色是揚眉吐氣的，黑色是灰頭土臉的。除此之外，還有位置記憶，具體方式我記不太清了，只記得高考前夕我班同學可以隨口告訴你正確答案在某頁的什麼位置。當時，我發揮了一下，把巴黎公社糊在了自己家的屋頂上，每天一睜眼就可以看一遍。高考時卷子發下來，我一眼就能發現沒這道題。不管怎麼説，中外歷史格式化以後，被我們跌跌撞撞地記住了。
大學上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這些歷史知識突然不見了。後來終於意識到應試教育是專管考試的。
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説，歷史就是歷史課。
歷史課上的歷史因簡煉而具有實用性，易背好記。比如，你記住陳勝、吳廣、黃巢、洪秀全、李自成等造反農民的名字，你就知道社會由哪朝換到哪代，而“井田制”，“安史之亂”，“天朝田畝制度”不是故事是名詞解釋，你不用娓娓道來，只需倒背如流。年代也是要死記硬背的，條約背誦時也無需添加感情，開放多少港口，割讓多少地只是個先後的技術問題。
除去歷史課，國人還有學習和熟悉歷史的另一捷徑，看電視劇。
實踐證明，電視劇在使市民對歷史饒有趣味方面是有奇效的，那些在史書上沉寂成百上千年的人與事，一經成為時下電視劇的主題便很快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被談得昏天黑地。史學家坐不住了，指責如此這般會混淆視聽，以訛傳訛。藝術家回應史學家不懂藝術，過於保守。
爭論不休時，總會有中間人站出來調停：不能以歷史研究者眼光去看藝術創作，那樣太過認真；也不能用純藝術的手法去描述歷史，那樣過於隨意。跟沒説一樣。
我注意到，諸多的“黃金周”也是傳播歷史知識的好機會，學術上叫“田野考察”。可惜了這份考察，被“上車睡覺，下車撒尿，互相拍照”代替了，導游、講解員也修煉得猴精，去偽存真，直奔主題，什麼景點都歸納到“求籤生子，陞官發財”上，實實在在，廣受歡迎。在燒香磕頭的氛圍中，歷史灰飛煙滅。
斥責公民對歷史的漠然態度實在是一件言之有物的事情，有理有據，解恨解氣，但又實在是一件缺乏公平的事情。一來因山河變幻，歷史從沒站穩過。歷史教材又被當政者根據需要加進了過多的政治派別色彩，與客觀歷史事實有了縫隙。實實在在的歷史，一經塗抹，便成了傳奇與演義，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失卻了歷史本該有的嚴謹與嚴肅。
視教材中標準答案為真歷史的書生，一俟進入獨立思考的狀態，眼界大開，回頭望去，總有被愚弄欺騙的感覺。他們的感覺傳播開來，影響了周邊更多的人對歷史的態度。
時下盛行的庸俗歷史劇正在毒害着觀眾尤其是青少年觀眾。在他們歷史知識結構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離奇的情節吊着他們的口味，也改變着他們的態度。崇拜皇帝和喜愛格格，也許會從一種好奇好玩變成一種深入人心的歷史觀。
斑駁的標語讓人浮想聯翩，也不禁讓人擔心這個民族的歷史觀也會不斷地斑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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