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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七年——王志在自己作品研討會上的講話
作為我個人來説，心裏感覺很慚愧，幹了七年，像今天中午在飯桌上聊的一樣，很多跟我們一塊進來的，都成了“名嘴”，成了“國臉”，但是，我也不感到遺憾。當初從《東方之子》選擇來到《新聞調查》就很明確，從一個熱鬧的舞臺走到一個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崗位，“調查”節目週期很長，原來是20天，現在可能最少一個禮拜，即使每次出鏡都是你，一個月才四次，但是“調查”節目做起來很有意思，也很辛苦。
搞作品研討會對我來説很突然，也有點措手不及。作為專業人士有兩件事情值得珍視：一個是能夠寫一本書，把你的思想和你的觀點白紙黑字寫下來，這種東西能夠永久地被人們審視；另一個事當然就是搞一個作品研討會、演唱會，把作品一一展示出來，讓大家品頭論足一番。今天，大家的厚愛使給我很高興。為了“調查”的進步，為了使更多的“調查人”進步，我兩個耳朵，一個耳朵聽批評，一個聽表揚，也不排除兩個都聽批評，兩個都聽表揚，對節目有幫助的，我都能聽進去。
我一直提倡讓觀眾記住《新聞調查》的風格，覺得記者應該是節目成功的元素之一，希望通過我們的表現來增加這個欄目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我一直提倡讓《新聞調查》的記者能夠成為一個形象，成為一個品牌。《新聞調查》的定位很高，一直到今天，我們心目中一直想讓“調查”成為一個深度報道、很有水準的欄目，而且能和國際接軌。作為《新聞調查》，應該還有一個很長的、需要付出艱辛的過程；作為記者，也應該有一個不斷審視和提高的過程。我希望批評和表揚都是一種鞭策，希望我個人和“調查”一同走向成熟。
從幕後到臺前，這個機會是很偶然的。
1993年底，羅芳華、張潔和白岩松帶一個攝製組到湖南拍攝，當時我在湖南臺新聞部當記者，我和時間認識，和小羅也是同事，幫他們聯絡工作，後來跟他們一起到北京，想找個藉口休休假。時間有一天提出來：“你到我們這兒來。”我説：“幹什麼？”他説做主持人。我説從來沒有幹過，他説：“我比較了解你，我感覺你好像是我們要用的這種主持人。”試一把，就拍了第一個節目，去天津拍了駱玉笙。時間，他用人確實有道理。
在《東方之子》工作兩年多，應該講，為我進入《新聞調查》做新聞性的深度報道採訪打下很好的基礎，起碼我知道了在鏡頭前要怎麼樣放鬆自己，怎麼提問。
工作到1996年，當時自己有一種不滿足的感覺，因為《東方之子》面對的確實都是頂級、頂尖的人物，對自己的人生閱歷都很有幫助。當時我感覺到，採訪一個人感覺好像有點走到頭的感覺，我跟時間提出來，我想換一個地方，他説《東方之子》從來沒有人提出離開過，我們也從來沒有這個意思，我們一直認為你非常優秀，我們找主持人非常不容易。他説：“你想幹嘛？”我説我想去“訪談”、去《時空報道》。他説：“你去那個地方不一定有你的位置。”我説：“幹編導也行。”
也巧，1996年有一個全國“金士明杯”電視主持人比賽，比賽跟以往不同，它是分類的，分四類，我參加了新聞類的比賽，得了金獎。當時我自己沒覺得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這給我帶來了一個新的機遇：當時《新聞調查》成立，孫玉勝主任就把我叫到方樓二樓廁所旁邊的主任辦公室，説：你不要想別的，就去“調查”吧，“調查”是一個新欄目，臺裏挺重視，也很需要人。
來到《調查》以後，我就想，“調查”的採訪到底跟《東方之子》的採訪有什麼不一樣呢？如果我來歸結，非常簡單，“調查”應該有一個問號，在《東方之子》，我們提出很多問題，這種問題有可能是正面的，有可能是側面的，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無非是變著法子捧人家，只不過我們捧得比別人高明一點。
第二個節目也同樣感覺到有點找不到北，第二個節目是《招牌上的文化傾向》，可以講，到現在為止，我認為在“調查”節目中，作為記者來説，這是表現很差的一個節目。
在這個過程中開始琢磨，《東方之子》的採訪跟“調查”的採訪到底有什麼不一樣？我回想起當年在《東方之子》最後做的幾個節目，一個是《李國安》，拍了上下集，下集也是我在《東方之子》獲得的第一個最佳採訪獎。李國安當時是一個新聞人物，我當時確實沒有想到是採訪，就覺得，我要挑動一下這個人，這個人是大家都宣傳的一個完人，是一個神人。我跟他接觸，覺得他也沒什麼兩樣，我私下跟他聊天，他也講到他這樣做的動機，為什麼到黑龍江的農場，為什麼受那份罪、吃那份苦。 他因為多年的壓抑，當時覺得年齡快到那份上了，一定要拼一下，要不拼一下也就這樣了。他談得非常實在。那個節目使我明白了怎麼做採訪。
通過《新聞調查》兩個節目以後，利用間隙時間，我還做了一個包頭市市長的節目，當時《東方之子》叫我幫一下忙。他在一片危房中間，地震現場，當時很多老百姓把他當作一個平民市長，他跟老百姓有很好的交流，現場由我穿針引線，氣氛非常好。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主持人是什麼回事，有一種控場的能力，覺得非常舒服，非常痛快。
我從心裏感謝“調查”，感謝跟我合作過的編導、錄像、錄音。賽納還是編導的時候，跟耿志民一起合作一個節目《買房：夢想還是現實》，那個節目的採訪並不見得很精彩，但是他當時有一句話給我啟發很大，是別人轉告我的，是作為好話轉告我的：跟別的記者相比，跟王志合作的時候，你想到的，你在旁邊等著，總會給你問出來，有時候，他還能把你沒有想到的給問出來，他是在用腦子提問。這些話，對於堅定我做主持人的信念，也有很大好處。包括後期機房，曼茜、叢霞，還有哈娃娜，每次節目合成以後，我就投入下一個節目，往往得不到信息的反饋，她們的評價經常是非常直觀、非常直率，對我也有很多的幫助。 （2000年5月1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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