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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燦爛的笑臉
作者：路一鳴
于華説，“寫作和閱讀其實都是在敲響回憶之門，或者説是為了再活一次”。那是對作家而言，對我這種平時靠説話吸引觀眾的人來説，有感而發情之所至，寫作是一種宣泄和寄託。
2005年10月2號3號，我們用兩集特別節目的方式介紹了重慶綦江（該縣曾因一座橋梁的倒塌聞名全國）鎮紫中學初三（二）班的同學們為籌資救助班主任金芳洪老師，自發義演，走遍重慶的故事。故事的情節簡單，按我們行話説，性質也不“猛烈”，從收視率表現上看，在《道德觀察》只排在中游水平，甚至隨著欄目整體收視率的提高，有滑至下游的危險。也難怪，在收視率的重壓之下，各個欄目都在用濫情、暴力、離奇、搞笑以及隱私等題材吸引眼球，觀眾的口味被文藝工作者們慣得只嫌麻辣不夠，哪還有心思細細品味綠茶的清淡芳香呢？
換了我是觀眾，我會耐心地看下去，被他們感動嗎？我捫心自問，並不能給出直接的回答。然而我是主持人，我和同學們，和金老師有了面對面的交流，我被他們深深地打動了。
不只是我，在重慶解放碑的廣場上，我們的露天演播臺前，那些原為看熱鬧轉著圈“欣賞”我們的“棒棒兒”，那些西裝革履匆匆一瞥就要離開的白領，那些閒來無事帶著孩子隨處耍耍偶然經過的市民們，都在不知不覺中駐足聆聽，裏三層外三層，那些專注的神情，不亞於神六發射場上的技術人員。當金老師突然出現在演播台下（他是從醫院裏趕過來的），十幾個同學衝下去緊緊抱住他失聲痛哭的時候，我看見人群中無數的手臂抬起，在眼角和臉頰不住擦拭，我知道，那一刻，他們感受著從心底流淌出的溫暖。此後的場面甚至有些失控，無數的手臂又從我們的身邊背後伸到臺前，大大小小的鈔票讓同學們應接不暇，鏡頭前一片混亂，談話有點進行不下去了，可我很高興。直到節目錄製完成，我又聽説，帶隊的音樂老師（她幫同學們排練節目）在我們住的賓館樓下等學生集合，又被一位過路行人認出來，這個陌生人不由分説將剛買的衣服、食品、飲料，幾大包東西塞過來，讓她轉交給金老師。
至此，“善良”有了最準確的表達。
金老師何許人也？竟能讓全班的同學對他如此牽腸挂肚，割捨不下？能讓家長們心甘情願跑前跑後，為孩子們鋪平道路，保駕護航？
金老師很兇，他生氣的時候會把書本往不聽講的學生課桌上“啪”的一拍，全班的人大氣也不敢出。
金老師很神，他會讓同學們在袋子裏摸水果，誰説對了它的英文名字就把水果獎勵給誰。
金老師很直，他整個學期都會在黑板的左上角寫下一個“人”字，告訴大家做人要平等，老師和學生也一樣。
金老師很犟，學校要收的補課費他一概不收，哪怕成為領導眼中的另類。
金老師很真，他帶著同學釣魚、野炊，把自己的工資數目也公開，教大家怎麼花手裏的錢。
金老師只有25歲，他得了白血病。
那些只有十四五歲的同學們，從此開始了為金老師募捐的艱難歷程。家長們也動員起來，為孩子們聯絡演出場地，印製傳單，尋找最便宜的住處。不干家務的孩子在房間裏打掃衛生，床舖不夠，一張席子就能讓他們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從沒進過城的孩子在陌生的街道上散發傳單，跟陌生人講述捐款的目的；在農村長大的同學們第一次化粧，第一次登上舞臺，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表演節目。而來自本應出面的直接責任單位的幫助，幾乎為零。
在節目錄製的現場，我看到了一張張燦爛的笑臉。
他們已經十幾歲了，他們不再天真，他們從各色人群的反應中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他們不再單純，在即將失去時，他們對友情和摯愛有了痛徹心脾的體驗。他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沒有人抱怨。
可能是第一次參加談話節目，同學們開始有些跼踀，回憶組織義演的過程時，堅定的語氣中，他們的表情是複雜和憂慮的。易露、郭婕、廖澤亞、歐濤、雍國銀，我已不能清楚地記得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只記得只要説起和金老師在一起的日子，他們就會忘記緊張，七嘴八舌，爭著發言，那一張張稚氣未脫的臉上，笑容燦爛。
我曾經想過，這樣的一個集體，將會培養出多少發奮向上，心智健全的青年啊！
然而現在，他們正在和金老師一起經歷磨難：由於金老師生病住院，原來的班級被拆散了，同學們被劃分到其它班級；他們被告知：不準再組織為金老師募捐的義演，甚至不準再提；一些同學家庭困難，現在又被學校催繳補課費，準備退學了；另外一些學生受不了壓力，已經轉到別的學校；為了維護金老師的名譽，一名男生被其他老師動手毆打，此後的上學路上，他竟然被社會上的混混跟蹤堵截，見一次打一次，在我們錄製節目後的幾天裏，他就輟學去廣東打工，由於沒有身份證，又被當地公安抓起來，從此音信皆無；某某的成績下滑了，某某的家長也給他施加壓力，他不和他們説話了……
當我再次見到雍國銀（原班級學習委員，已轉學）、歐濤的爸爸和金老師的女朋友的時候，他們告訴了我這些消息。他們是作為嘉賓被中國教育電視臺邀請到北京錄製節目的，此時距離我們離開重慶剛好一個月。
時間跟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2005年10月23日，農曆九月二十一，按節氣，這天是霜降。
長城上，雍國銀他們玩兒得很高興，燦爛的笑容一直都挂在臉上。陽光照得我渾身暖洋洋的，甚至有些癢，可我的內心卻被凍得死死的——意識的寒戰讓我無心覽勝。我謊稱起得太早要補覺，一個人回到車裏等他們。司機師傅是我們欄目特別節目組組長的哥們兒，聽了我的轉述，一陣長吁短嘆。
整整一天，我們設法滿足他們的每一個心願，不停地逗他們開懷大笑，仿佛我們能做的，就只有這些了。
在回來的路上，雍國銀顯然意猶未盡，主動跟我講起從前班上的逸聞趣事。
“我們班每週都有一節課是教唱歌的，誰覺得哪首歌好聽就自己跑到講臺上去教全班人唱，全校我們班會唱的歌最多，有的歌別的班都沒聽過。”
“野炊的時候我們的飯量都特別大，一盤菜做好了，幾筷子就沒了，呵呵呵，我負責撿柴火。”
“有一次我們沒考好，我看見金老師一個人偷偷地哭了。”
“誰要是違反紀律，金老師一定要他好看，有一次有個男生剛想説髒話，看見金老師，扭頭就跑了。”
…….
我有點插不上話，可我願意沉浸在被她所感染的喜悅情緒中。終於，我小心翼翼地問起了那個去廣東打工的同學。
“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兒，不過在他被抓起來之前他跟我通過電話，他説他每天打完工就到書店去看書，他説他四年後也要考大學。”
我扭過臉去看窗外，我們的車燈只能照亮四週幾米遠的地方，更遠處，是被夜色籠罩的無盡黑暗。
詩人們説，“明天，太陽一樣會升起”；哲人們説，“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可是明天，還有明天的明天，當陽光重新照在雍國銀、郭婕、歐濤、易露、廖澤亞，和那些曾經是重慶市綦江縣鎮紫中學初三（二）班的同學們身上的時候，當我再次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臉上的笑容，還會依舊燦爛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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