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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著的歷史對話
撒貝寧
那一天，我似乎已經結束了自己漫長的求學，我覺得自己拿到了一個沒有硬皮證書的學位。
2001年底，北大學生藝術團赴臺交流，我作為主持人，也列在團員名單裏，在台灣呆了十天。
如果各位今後有機會能去台北看故宮的話，我想先提個醒：帶著一副遊客的派頭和好奇心或是心懷著對歷史的芥蒂是不可能進入那片世界的，甚至連靠近它都困難。因為在那裏沒有什麼奇觀異景。那裏只有我們這個民族祖先留下的記憶在等待成熟的朋友。
五百八十萬件文物，靜靜地沉睡在那裏，像一眼深不可測的潭水，無言，但令人敬畏。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後悔自己對歷史的了解如此淺薄。如果不是那些似乎還散發著墨香的真跡和歷經百年還晶瑩潤目的器物，再加上導遊的講述，或許唐宋八大家、汝窯、均窯和唐三彩就永遠只能是一些概念了，它們會在我心底漫漫沉下去，沉隱到日常瑣事的背後，直到看不見為止。直到自己都忘了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曾經站立過那麼多偉岸的身軀，流淌過那樣驚世的智慧。而如今它們都從歷史書裏跳了出來，有了生命和靈魂，並且永不會枯萎。在參觀的過程中我親眼看到了北大藝術系的一位教藝術概論的教授凝視著展櫃裏一幅古畫，眼角竟浸出了淚水。他低下頭悄悄地把它抹掉，卻沒能躲過我的視線。我猜他也許曾無數次地把這幅畫寫進他的備課講義裏，也許他盼著這一刻的相見已經很久很久，但不用猜測的是，今後當他再面對學生講述與這幅畫有關的故事時，肯定會有另一番感觸了。雖然有規定不讓拍照，可我還是關上了閃光燈，偷偷在底片上留下了那幅畫的樣子。我現在已經很少再做這種違反明文規定的事兒了。但我想當那位教授收到我這份禮物時，他會諒解的。
在台灣的最後一天只有一項活動。那就是與北大在臺的老校友會聯歡。見面後才知道真是“老校友”會。負責召集的老先生健步穿梭于會友和我們這幫年輕學生之間。他在校友會裏算年輕的，還不到七十。會長徐芳大師姐今年九十二歲，輪到她致辭時她非常倔強地將遞到她跟前的麥克風推開，一字一句地説：“當年老校長蔡元培講話，也從來沒用過這東西。”我們這群年輕人一下子被一種力量鎮住了。這力量就蘊藏在平靜而蒼老的面容背後，蘊藏在懾人卻非咄咄逼人的目光裏，如果説年輕人的力量是一種揚眉劍出鞘的氣勢，那麼這些老者的力量則可謂是劍在鞘中，其鋒芒卻已直指對手咽喉的內力。
接下去老校友們挨個致辭，其中不乏隨意和幽默，負責召集的老先生稱讚徐芳大師姐當年在北大是校花級的人物，徐芳大師姐在同學們的笑聲和掌聲中再次推開麥克風，清晰地開始講述當年北大四大校花的故事。當然這四個人裏並沒有她自己，徐師姐謙虛地把自己擇了出去。九十二歲的老人了，憶述起往事來卻倣如歷歷在目，甚至連名字和年代都是滴水不漏，直聽得我們鴉雀無聲。
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如今日益顯現的衰老，再加上一個台灣海峽，卻始終無法把他們同那個時代的北大，那個時代的中國隔開來。他們主張過思想，他們參與過的那些如雷貫耳的運動，他們曾經經歷過的那些如今已經成為紀念日的日子，都不止一次地在我們的教科書和考卷裏出現。而此刻，我們正和活著的歷史對話。唯一可以讓我感覺到的一份真真切切的聯絡，便是曾經印滿他們足跡的紅樓，未名湖還有博雅塔，如今仍在我們這一代北大人的足下。
那一天，我似乎已經結束了自己漫長的求學，我覺得自己拿到了一個沒有硬皮證書的學位。 （《北京青年報》2002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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