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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徵
謝琪瑛
關於什麼是語言風格,學術界的看法並不一致。一般來説,“語言風格是人們運用語言表達手段形成的諸特點的綜合表現,它包括語言的民族風格、時代風格、流派風格、個人風格、語體風格和表現風格”,它“是在主客觀因素制導下運用語言表達手段的諸特點綜合表現出來的格調與氣氛。” 我們在此也將其作為對語言風格的基本界定。以有聲語言傳播為主的廣播媒體,對其語言風格的理解與確定,就基本原則而言,同樣也離不開上述概念的限定。但在我們看來,風格其實更是對個性與特性的強調,也只有在特定而相對的語言運用與語言環境中,才有其語言風格可言。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特定語言傳播媒體的廣播節目,其語言風格相對於其他語言運用方式與環境而言,應當有其獨特的個性與特性,這也就是我們所説的廣播傳媒特定的語言風格。
對廣播傳媒語言風格總體性的把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我們也注意到,在區分廣播語言與一般意義的語言風格的同時,研究者對廣播語言風格自身的多樣性關注得並不夠。以不同受眾群體為對象的不同性質的廣播節目中,其實同樣存在各自的廣播語言風格問題。這些問題同樣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基於以上考慮,本文擬就對台灣廣播語言
風格相關問題略作探討。
作為我國廣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台灣廣播因為政策導向性很強,它所面對的又是一個特殊受眾群體,從而使得在廣播語言的運用上也就具有了相應的特殊性。雖然總體來看,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同樣要遵循廣播語言的基本共性,同樣要秉承我國廣播語言的優良傳統,但畢竟語言風格本身更是對個性與特性的強調。作為既有別於中央臺的其他廣播、又不同於國際臺的對外廣播的對台灣廣播節目,其語言風格的特性何在,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其語言風格的形成,因此成為值得認真加以探討的課題。我們認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但有助於對台灣廣播節目的發展完善,同時也有助於深化對我國廣播語言風格的認識。
一、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發展的四個階段
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與確立,從對台灣廣播開辦之日起就已存在,它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史階段。這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而從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看,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又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對台灣廣播開辦初期
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上海華東人民廣播電臺成立對台灣廣播科,這就是對台灣廣播部的前身。１９５４年８月,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臺播部。從對台灣廣播機構成立之初的情況看,當時的對台灣廣播,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電波向台灣人民介紹新中國,讓他們了解社會主義,和他們探討台灣的出路” ( )。而更明確的政治目的,其實更在於適應當年反美反蔣、解放台灣的基本國策。應當説,最初的對台灣廣播,實際上是準戰爭狀態下的對敵廣播。
從當年對台灣廣播的新聞稿件和錄音等保存的資料上,從當年參與對台灣廣播的眾多前輩工作者的回憶文章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時代的烙印。比如,從最初的廣播內容上看,呼籲台灣人民反抗美蔣集團、策反國民黨官兵等的言論就佔據了相當突出的地位。敵我狀態下的廣播宣傳,自然是愛憎分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雖然出於策反國民黨官兵等目的,對台灣廣播中也試圖運用“動之以情”的語言,但這種“情”不是後來所突出強調的那種“人情味”,雖然同樣是出於“曉以大義”的立場,但居高臨下式的訓導腔調遠遠多於以誠相待式的平等對話。而出於對敵鬥爭需要,在當時的環境下,實際上對台灣廣播中採取得更多的則是那種激昂高亢、嚴肅莊重、以致被形容為怒目金剛式的語言風格。如果説對台灣廣播自設立之初便具有某種語言風格的話,那麼,這種激昂高亢、愛憎分明語言風格就是其主要特色所在。
(二)５０年代末至“文革”開始階段
應當承認,在對台灣廣播設立之初,其廣播語言風格的制定其實主要是出於執行宣傳我黨政策方針的單向考慮,“以我為主”,在風格定位上很少注意到台灣聽眾的需求。這種政策指導下的對台灣廣播,在當時當然也發揮了它特有的功能與作用,但不能否認的是,由於對台灣聽眾的接受習慣與要求等並沒有更多的考慮,總體來看,最初的對台灣廣播及其語言風格並不能為廣大的台灣聽眾所接受。
當然,造成這種局面與當年的政治大環境有關。當時的編播人員,雖然也意識到在播音語言等方面應當更有針對性,只是由於條件限制,事實上做不到這一點。“當時最苦惱的是,我們對廣播對象情況不明,很難得到台灣聽眾的反饋。” 海峽上空戰雲密布,兩岸長年的封鎖,彼此難通消息,這種客觀事實,也就決定了當年在對台灣廣播
語言風格的確定上難以真正做到想聽眾所想。
情況的變化出現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隨著不斷總結對台灣廣播中的經驗教訓,當時逐漸形成一個好的傳統,即堅持臺情調研,堅持看有關報刊,堅持收聽台灣的廣播。這種收聽台灣廣播的做法,使得對台灣廣播工作較快摸清了台灣的若干基本情況,使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也相應發生了相應的改變。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變化,就是“明確了對台灣宣傳應當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團結台灣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其宣傳對象不只是要爭取台灣中上層軍政人員,還要重視對台灣人民的宣傳教育”。這種轉變,對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調整,特別是對其自身特定語言風格的形成,意義十分重大。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一期間,周恩來總理為確立新的對台灣廣播方針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指導對台灣宣傳工作時所作出的“曉以大義,明以利害,動以感情,待以誠意”的重要指示,成為此後指導對台灣廣播及其語言風格的綱領,並成為長期對台灣廣播中遵循的最基本原則。
(三)“文革”期間
由於得到政策的保護,“文革”前期對台灣工作尚能保持自身的獨特性,基本能夠做到在對台灣民眾的廣播中語言使用的相對平和親切。因為明顯區別當時于對大陸的廣播特色,直到“文革”,對台灣廣播還屬於“另一片天地”。但好景不長,“文革”中極左思潮終於無法避免地侵入到對台灣廣播中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背景下,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與其他廣播節目一樣,迅速發生了轉變,宣傳無産階級專政、階級鬥爭以及世界革命等的言論,成為對台灣廣播中的主要聲音。十年“文革”,對台灣廣播基本上也是在所謂鬥爭哲學的指導下進行的,從而形成“‘幫八股’的廣播路線”,“脫離台灣實際的廣播宣傳方式”。形式上生硬呆板、高腔大嗓,並成為播音主流,有學者用“高、平、空、冷、僵、遠“六字概括“文革”的語言風格,同樣適合對台灣廣播。“幾乎是台灣民眾害怕什麼就廣播什麼,結果把台灣聽眾都嚇跑了。”而在收聽了這樣的廣播後,台灣聽眾的反映則是有了“恐怖感”,用台灣聽眾的話説,就是對台灣廣播宣傳的效果,“與你們的願望相反”,不客氣的説,“聽你們的廣播,就像在勞改營裏聽訓。那口氣都是居高臨下,聲色俱厲的。連女播音員都那麼厲害,聲如金剛,可見共黨是多麼可怕了。”“你們這樣的廣播,不但沒有打破台灣的欺騙宣傳,反而印證了他們的論點：共黨果然沒有人情味”這時的所謂“另一片天地”已經不復存在,對台灣廣播也很快被迫喪失了其特色獨具的語言風格。
從有人情味到沒有人情味,可以説,“文革”中的對台灣廣播,從語言風格上講恰恰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這種風格的轉變,等於完全否定了業已初步形成的親切平等的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重新回到高腔大嗓,並走入極端。“文革”時的這種風格,無疑是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上的倒退。雖然説七十年代前期,由於周恩來總理等提出在宣傳領域批判極左思潮,對台灣廣播中又重新討論過從台灣聽眾的認識水平出發與遷就迎合的界限問題,以及動以感情、待以誠意與搞人情味、人性論的界限等問題,“對台灣工作又從極左泥坑中走出了一大步”,對這種文革式的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有所撥亂反正,但直至“文革”結束,由於受大環境的影響,在極左思潮的干擾下,那種“文革”式的“居高臨下”生硬式的對台灣廣播中語言風格,並沒有能夠得到根本的改變。
(四)新時期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
１９７８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全國形勢迅速好轉,我國廣播事業也逐步走上正軌。在清算“文革”極左思潮對廣播語言風格的干擾破壞的過程中,對台灣廣播的同行可以説走到了時代的前列。某種意義上説,新時期以來,正是對台灣廣播率先進行了廣播語言風格上的“改革開放”,一種“全新”的廣播語言風格,通過對台灣廣播首先得以逐步建立。對新時期我國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而言,對台灣廣播新語言風格的確立,意義非同尋常。
以１９７９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為契機,中央的對台灣方針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以往以“解放台灣”為主旨的對台灣政策,從此為“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所取代。從“和平統一”到“一國兩制”,２０多年來對台灣政策的轉變,也導致對台灣宣傳路線方針的根本改變。在此時代背景下,對台灣廣播的播出從內容到語言形式,得以迅速回歸“文革”前那種強調人情味的優良傳統;而８０年代初期對台灣廣播中<<空中之友>>節目的設立,則更使這種“親切、真誠、平等”的廣播語言風格,通過主持人節目這一方式,得到了質的提升。
１９８１年元旦正式以主持人形成推出的<<空中之友>>節目,正是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接受了台灣聽眾希望對台灣廣播應當“委婉動聽”的意見,在認識到“給人以慰藉,給人以愉悅,如此才能給人以感悟”的情形下,創辦的祖國大陸第一個廣播主持人節目,並造就了大陸第一位廣播主持人徐曼。而<<空中之友>>主持人節目的開播,對於我國廣播節目語言風格的深刻影響,以及在我國廣播語言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為廣播學界所公認。
當時參與<<空中之友>>節目設立的于厚禮先生曾撰文指出,“我們在開辦<<空中之友>>節目的時候,非常仔細地規定了節目主持人的形象。這些規定是：説話要溫文而雅,和藹可親,很講究禮貌,語調要甜、軟、輕、美;有濃厚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對聽眾既關懷又諒解,尊重聽眾的感情,以商量和探討的口吻與聽眾説話,以服務的態度出現在聽眾面前;談吐要富有哲理性,要從人生和社會哲理解説大陸情況和對台灣政策,等等。”另一位參與<<空中之友>>節目製作工作的畢福臣先生則總結説：“平等、服務是贏得聽眾的橋梁。長期對台灣廣播的實踐證明,教條式的説教與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平等探討相比,效果截然相反”,“我們的對台灣廣播,作為台灣同胞了解大陸的一個窗口,節目主持人不但聲音輕軟甜美,而且講出的話充滿對聽眾的尊重、友愛、同情和信任。”
這裡對<<空中之友>>主持人形象的規定,其實也就是對新的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界定。而這裡所指出的一系列有關廣播語言風格的規定,比如輕、軟、甜、美,通過徐曼等人的成功主持,很快就為廣大台灣聽眾所認可。從台灣聽眾那裏得到的反饋是積極的,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的評價。比如一位署名“臺客”的聽眾朋友來信説,“在台灣萬萬千千的人都喜歡偷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廣播人員的話語語氣以及工作精神都很優秀,令人讚佩。”
以為台灣聽眾服務、尊重聽眾感情為前提,在典雅、親切、平等、真誠等語體語態下,用甜、軟、輕、美等語調進行對台灣播音主持,可以説,以<<空中之友>>主持人節目的創辦為標誌,使對台灣廣播語言從此有了一個全新的風格。特別是當時確立的“交談式”的播音主持方式,為這種語言風格找到了一種很好的表現形式,並得到台灣聽眾的普遍認可。以１９８１年<<空中之友>>欄節的創辦為標誌,２０多年來,這種播音主持方式及其語言風格,便成為對台灣廣播的基本風格,而它對我國廣播電視節目的影響,同樣也是十分深遠的。
回顧對台灣廣播走過的歷程,基本上可以説,中央對台灣政策的制定與轉變,決定了對台灣廣播不同時期的內容與語言風格。
二、關於“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形成”問題的再認識
通過以上的分析歸納,大致可以將對台灣廣播不同時期的語言風格概括為兩種類型,一是突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居高臨下、高腔大嗓等;二是強調與聽眾的交流、平等真誠、輕軟甜美等。我們想在這裡作進一步討論的是,上述兩種特色迥異乃至彼此對立的語言風格,是否都可以稱為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對台灣廣播語
言風格的形成與基本特徵?
要回答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首先對“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這一概念再作進一步的澄清。必須承認,在上面討論不同時期“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時,在詞語的使用上其實並不嚴格明晰,更多只是籠統而言。如果嚴格分析,上文對“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概念的使用,其實同樣可以分解為兩層含義。
其一,是指相對於其他時期,通過“縱向”比較可以發現,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對台灣廣播,在語言表述上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及其特有的風格。這種風格因此構成當時的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也可以説,這主要是對台灣廣播內部不同時段語言風格間的縱向比較。上述四個時期語言風格的劃分,其實主要就是由此立論的。但其二,還應當看到,我們所關注的所謂“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不但需要從這種縱向的角度考察其形成與特徵,更應當通過“橫向”的對比去尋找其自身的特徵。也就是説,相對於一般廣播語言風格及其他特殊的廣播語言風格而言,對台灣廣播究竟具有哪些特色鮮明的語言風格。顯然,雖然二者都大體符合上述對“語言風格”的界定,但它們明顯屬於兩個性質不同的層面。上文對對台灣廣播不同歷史時期語言風格的回顧,其實更多是在第一層含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但不難看出,探討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恰恰是第二層面上的問題。也就是説,只有通過橫向的對比,只有通過在共性中尋找個性,才能在我國整個廣播傳媒的語言風格中找到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真正特徵所在。僅僅從歷史的角度歸納總結不同時期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是遠遠不夠的。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對上述不同時期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重新進行思考時,就會發現,儘管説在設立對台灣廣播的最初階段就有了那種激昂慷慨等為代表的鮮明的“語言風格”,而且特色不可謂不鮮明,但它其實還不足以稱為對台灣廣播真正的語言風格。與同時代我國的廣播語言相比較,這種所謂的“語言風格”其實並不真正具有它自己的特性。當時的政治大環境無處不是以鬥爭哲學為綱,整個廣播中其實無不充斥著同一風格的語言。所以與其説當時的對台灣廣播有什麼語言風格,不如講對台灣廣播其實只是遵循了我黨當時一貫堅持的廣播語言風格,它自身實則缺乏獨具特色的語言風格。文革時期的情形與之相近而且事實上更缺乏自身的特色。所以,這種高腔大嗓播音風格,儘管對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影響很深,但它卻不能稱為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只能從另一類型的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中的尋找。
事實上也是如此。真正意義上的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最初出現,正是在５０年代末至“文革”前這一歷史時期。如前所述,從語言風格的具體形式上看,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開始,當時的對台灣廣播正逐漸摸索一種“生動活潑,通俗易懂,播音順口,使聽者有興趣,感到親切”的語言風格。而這種語言風格的初步確立,也使得當年的對台灣廣播在整個廣播行業中“成為一道十分獨特的風景”。應當説,從“動以感情、待以誠意”的立場出發而確立的這種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特別是對人情味的強調,才是對台灣廣播多年形成的語言風格及播音傳統,它既符合當時對台灣廣播的特定性質,也對新時期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重新定位 起到過重要的作用,目前對台灣廣播的語言
風格,其實追根溯源,與當年形成的這種語言傳統密不可分。在論及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問題時,不能無視這一時期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轉型,特別是當時提出的生動通俗、親切真誠等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實際上深深影響了後來以<<空中之友>>為代表的新時期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
基於上述理由,關於真正意義上的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最早形成的時期,我們更傾向於將其設定在上世紀５０年代後期到６０年代初期這一歷史時段中。因為從第一節的歸納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從此時開始,以周恩來總理對台灣宣傳工作的１６字指示為契機,對台灣廣播在語言風格上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特別是“動以感情、待以誠意”宣傳原則的確立,使得當時的對台灣廣播有了區別於大陸一般廣播媒體的語言風格,概括説來,就是針對特定的台灣聽眾這一群體,專門制定了以強調人情味、突出親切真誠等為特徵的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從而使得當年的對台灣廣播在整個廣播行業中“成為一道十分獨特的風景”。這種獨特性,恰是構成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關鍵所在。
但必須看到,當時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雖然已漸漸摸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特點而又區別於其他廣播語言風格的自我發展的道路,這種語言風格的出現也可以説已經標誌著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初步形成,但如前所述,在經歷了“文革”１０年動亂之後,這種初具特色的對台灣廣播及其語言風格幾乎喪失殆盡,它本來就遠未真正成熟,又遭此一劫,所以由此而言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之形成,仍屬不妥。我們很難將其視為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真正的形成期。
因此,正如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８０年代以後以<<空中之友>>主持人節目的創辦為標誌的新時期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出現,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形成的標誌。我們承認,從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確立與成熟的角度看,８０年代以來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無疑更具代表性,而且如下面所要揭示的,這一時期以來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絕不只是簡單借鑒繼承了當年的優良傳統,同時,也應該強調指出,８０年代來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並非如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只是借鑒國外和台灣的廣播形式、語言風格等改造而成,它其實受惠于當年對台灣廣播優良傳統的地方很多,兩者之間在語言風格上其實存在著相當明顯的繼承關係,就本質而言,後者在創新發展的同時,其實首先則是對當年語言風格的“回歸”與“重建”。對對台灣廣播歷史的回顧,目的之一也正在於揭示創新與繼承間的辯證關係。不能用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
三、從<<空中之友>>再談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徵
言及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必然會談到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也必然會談到<<空中之友>>。的確,正是以<<空中之友>>的創辦為標誌,對台灣廣播節目的語言風格才得到較為充分的反映並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為此,本文想以<<空中之友>>節目所體現出的語言風格為中心點,就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形成及基本特徵等問題再作若干分析和具體説明。有些或屬老生常談,但其中包含了我對這些老話題的一點新的思考。
(一)關於“甜、軟、輕、美”
現在已為人們熟知的對台灣廣播中“甜軟輕美”的語言風格,是由<<空中之友>>首發其端的,它在對台灣廣播乃至我國整個廣播語言風格的改變上,意義均非同一般。但應當指出,即便這種很有時代特色的語言風格,它也不是一下子冒出來的。對台灣廣播之所以敢於在當時採取這樣一種大膽的播音方式,除去改革開放帶來思想解放這一關鍵因素之外,還與當年的有益摸索有關,與周恩來總理制定的對台灣宣傳方針以及“文革”前逐漸形成的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特別是強調親切自然的播音傳統等密切相關。
但經歷了“文革”１０年動亂後,畢竟它的出現更像是一件新生事物。據當事者回憶,這種語言風格的出現,也的確更多是從新的思路與角度出發才得以確立的。而其中我們認為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從受眾立場出發這一觀念的確立。
８０年代初,對台灣廣播部的有關人員曾專門走訪過在大陸的台灣聽眾,當提出“我們的廣播如何才能讓人愛聽”這樣的問題時,台灣聽眾的回答是：“我覺得廣播應當婉轉動聽。我在台灣聽廣播,有時不是為了聽某個節目,而是想聽聽某個廣播員美好的聲音。聽了他的聲音,好象精神得到了滿足。” 據于厚禮先生説,正是這種希望
對台灣廣播聲音上能夠婉轉動聽的要求,後來成為<<空中之友>>節目設定語言風格時的重要依據,播音主持語言由此採用了“甜、軟、輕、美”這樣的語音語調表述形式。不難看出,採取“甜軟輕美”的語言風格,其實就是為了營造一種台灣聽眾所希望的“婉轉動聽”的廣播語言的格調與氛圍,用“溫文而雅、和藹可親”的廣播語言風格,
用更接近生活的語言表述形式,拉近傳者與受眾的距離。應當説,這種改變既是對對台灣廣播性質重新認識深化的産物,同時也是對台灣語言傳播性質認識深化的産物。
用“甜、軟、輕、美”風格的方式取代過去那種高亢激昂以至怒目金剛式的對台灣廣播語言,如果從語言傳播學的角度看,那麼從上面的介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從受眾出發、為受眾服務意識的確立。在分析新時期所形成的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時,我認為此種由受眾立場為語言風格定位的觀念,最值得重視與肯定。可以説,它的出現,極大改變了我們以往只是單純地把廣播等媒體視為政策宣傳的工具,而開始學會如何從受眾的立場看待語言傳播,如何適應與滿足受眾的期待。這一觀念上的轉變,對新時期我國廣播語言風格的重新定位意義重大,而首先進行這一實踐的,則正是對台灣廣播中的<<空中之友>>節目。
當然,用“甜、軟、輕、美”作為對台灣廣播的語言表示形式,其意義尚不僅於此。這種語音語調上的改變,還是對以往廣播語言只能使用“播音腔”的大膽突破。有學者在總結徐曼語言的特點及成就時就曾專門對此作過較為詳細的説明：“徐曼主持<<空中之友>>節目時擯棄了播音腔、表演腔,以‘輕聲細語’和‘輕、軟、甜、”美’的播音風格贏得了聽眾的讚許。她聲音輕,吐字清晰自然。聽眾會不知不覺地隨著她的聲音和她一起進入節目所表現出的情景中去。”
播音主持人究竟應當用什麼樣的語言説話,其語音語調的風格究竟應該作怎麼的設定,這些問題其實一直是長期以來困擾我國廣播學界的重要問題。特別是當主持人節目這一全新的形式出現以後,問題就顯得格外突出。按照以往的播音語言理論,廣播語言的風格要與日常的口語語言有明顯的區分,是對日常口語的超越,而藉此形成了所謂“播音腔”,雖然廣播語言保持某種“播”的成份自有它合理可取之處,但不能否認,其弊端也是十分突出的,用一些學者的觀點看,就是“表演”的痕跡過重,因此也就顯得不夠生活化、不夠真實自然。廣播語言能不能換一種表達形式,在當時的廣播學界,即便有人進行過反思,但真正在實踐上對此加以改變的,則應當承認,它正是首先從對台灣廣播所確立的這種“甜、軟、輕、美”風格開始的。
當然,如何把握好“甜軟輕美”語言表述上的“度”的問題,其實並不容易。如果處理不當,這種風格很容易陷於靡靡之音或無病呻吟的語言泥沼。我們認為,對此風格所作“輕而不浮、軟而不糜、甜而不膩、美而不妖”的界説,這應當是較為準確的概括。而更準確地把握此種語言風格之美,還要從更深層的角度中加以領會,語言音色
之外,還要從意蘊、韻律等多個方面深刻理解。而徐曼等通過此種語言語音風格所表達和體現的,其實更是典雅、親切、平等、與聽眾交朋友等新的對台灣廣播的原則和宗旨,是一種對台灣聽眾濃濃的“人情味”,這更應視為對台灣廣播語言“甜軟輕美”風格的根本精神氣質所在。
(二)“説”節目與“交談式”播音主持方式
如果説“輕軟甜美”等更多反映的是語調風格上的變革的話,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主要特徵,正是建立在主持人形式以及“交談式”的“説”節目方式上的。作為大陸第一個主持人節目,<<空中之友>>在廣播中採用“交談式”的播音主持方式,並將以往的“播”節目一改而為“説”節目,則對我國廣播語言風格影響更大。在很短的時間裏,這種播音主持的方式迅速風靡全國,“一時間,‘説’似乎成了主持人節目語言樣態的唯一標準和廣播電視有聲語言傳播的‘最佳’樣態”。 今天遍佈各地各媒體的主持人節目及其語言風格,正幾乎無不由此而演化而來。
對台灣廣播中交談式播音主持模式及其所體現的語言風格的出現,應當首先看作是適應時代發展的産物,正可以視為廣播語言風格時代性的體現。從最初的情形看,它是通過對“文革”對台灣廣播語言的完全否定而迅速獲得成功的。吳鬱指出：“當‘文革’動亂時期“高、平、空”的播音樣態的影響和印象尚未消散時,主持人節目那具有朋友間‘促膝談心’味道的語言樣態,讓早已感到厭倦的聽眾耳目一新,為之一振,興奮異常”。這是較為客觀的認識。在具體到對台灣廣播中這種“交談式”播音主持方式的設立,則又有由來。對台灣廣播中主持人節目的設立,最初其實是受台灣聽眾的啟發而來,因為“台灣對本島的廣播節目,都是主持人形式的節目”;而這種“交談式”播音主持方式的運用,最早的理論依據則是一篇日本學者有關播音理論的文章,“這篇文章提出了交談式的播音,以及這種播音方式所要求的,一對一的對象感,和面對面的距離感”。不過這並不妨礙對台灣廣播首創交談式主持人節目在我國廣播學史上的意義。而從聽眾的需要出發,借鑒國外先進的播音方式與理論,也正是當年<<空中之友>>得以成功的有力保障。
關於以“説”為語言風格的主持人節目,它追求與強調的其實正是語言樣態上的自然交流與親近感,而所要避免的,則是“播”的生硬與距離感。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從“播”到“説”的改變,不但有適應具體節目欄目性質的原因,它更是對台灣廣播語言特質認識深化的産物。但真正認識到這種廣播語言上的“回歸自然”並非易事。從以往對廣播語言的認識上看,我國廣播學界更多強調的是廣播語言風格上的超越自然而不是回歸自然。而以<<空中之友>>主持人節目的出現為標誌,通過“説”的方式,利用口語的直接可感性,更直接便捷地將所要通過語言傳播的內容傳達給受眾,則是對這一傳統播音方式的否定。應當説,對台灣廣播中採用這樣一種播音主持方式,正是對“主持人語言發音的規範是一種學習之後的回歸自然”這一觀點認識的結果。
但必須指出,對台灣廣播中這種“説”的語言風格,並不是簡單的“口語至上”。從<<空中之友>>及其主持人徐曼的語言風格看,這裡的“説”並不等同與日常初始狀態下的口語,而是強調了語言的典雅與文化氣息,它實際上屬於“非即興口語”(或者叫“復現性口語”)的範疇。“説”是有準備的,更多更是書面語言的口語化,是“汲取書面語的精粹口語”。從廣播語言風格上看,這種“説”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説”,它只是在語氣以至語境上營造的一種説話的樣態。徐曼等對台灣廣播主持人在廣播語言中這種“説”的實踐,對此後我國廣播語言中“説”節目的定位,貢獻實大。而對比于後來主持人節目中某些過分強調用日常口語進行“説”從而陷於媚俗與庸俗化
的現象,對台灣廣播中所確立的此種説話方式,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運用“説”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而對台灣廣播所採用的,則是“交談式”的播音主持方式。在這裡,主持人的“説”,是以“第一人稱”面貌出現的,而她設定的受眾模式,則是“一對一”、“面對面”的“交談式”語體風格。這是因主持人節目的性質所決定的,而此種播音主持模式的確立,則在很長時間裏成為人們對主持人節目語體風格的共識。
用“交談式”的“説”進行播音主持,徐曼在<<節目主持人的播音>>一文中,曾對其語言風格進行了具體的説明。她説：“交談式播音是‘一對一’、‘面對面’的談話,你就是要對著‘他’的心靈去播,要撥動‘他’的心弦”,“要用自然説話的語調播講”,“使播音符合日常交談自然語調的規律。”而<<空中之友>>另一位主持人冬艷也從“量”與“質”的角度對此作過專門的解釋。她説,“<<空中之友>>節目把主持人主播時與聽眾的“量”的關係,設定為‘一對一’,也就是説,在主播節目時,主持人的感覺是只對一個人講話,而且空間距離很近,像面對面的交談。”而“質”的關係則是把主持人與聽眾的關係設定為“平等的朋友”,“因為是朋友,所以是平等的,是可以互相傾聽的,也是彼此尊重的。因為是朋友,就少不了相互間的理解、諒解、寬容。即使是對那些持不同政見者也不例外,只有這樣才能在兩者間建立起一種信任感和一條感情的紐帶。” 由此可見,“交談式”播音主持風格,其出發點就是用這種自然親切的語言方式和充滿人情味的氛圍,達到與台灣聽眾交朋友的目的。
在主持人節目設立的最初階段,能夠做出此種“一對一”、“面對面”的風格設定殊為不易。儘管此處的“一對一”、“面對面”中的受眾仍屬虛擬性的,但它畢竟極大改變了以往那種“一對眾”的“陌生化”播音方式,因為我們知道,陌生化並不等於客觀化,它只會拉大傳者與受眾的距離。而這種播音主持語言風格的出現,同樣也改變了以往傳播中的單一性,使單向傳播向雙向傳播轉化,其對我國廣播傳播的意義,當然不言自明。
從廣播語言風格的角度看,對台灣廣播中這種用“説‘的形式進行的“交談式”的播音主持風格,其實對於突出播音主持人語言風格上的個性化作用尤其明顯,“説“的方式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個性化“、”個人化“特徵,而不同的主持人更可以這種”第一人稱“的談話方式,使其自我性格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一定意義上説,對台灣廣播所最早創立的這種廣播語言風格,及以説是廣播語言中突出個性化的最佳表述方式。而如前所述,廣播語言風格其實質正是對個性化的強調,所以當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時,正不妨將其視為對台灣廣播語言之所以在我國廣播界具有如此鮮明風格特徵的關鍵所在。
(三)從“人情味”看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定位
論及對台灣廣播的語言風格特徵,我們認為,這其中尤為突出而且根本性的一點,就是節目本身對“人情味”的特別關注與強調,其語言風格的種種特徵,其實很多都可以歸結到“人情味”上來。“給人以慰藉,給人以愉悅,如此才能給人以感悟”,“人情味”實則成為當時對台灣廣播節目的基調。而在我們看來,從“人情味“的度定位對台灣廣播節目內容與形式,對“人情味“的特別關注,實際上同樣涉及對語言傳播理
論與觀念上的重大改變。
應該説,從當初“動以感情,待以誠意”的對台灣宣傳方針始,對台灣廣播中對“人情味“的關注由來已久。而從“解放台灣”轉為“和平統一”,基本國策的改變,使得對人情味的肯定與強調變得更加順理成章,也使得親切、平和、誠懇等話語特徵迅速成為對台灣廣播節目的主音律。
如果從廣播傳播學的角度看,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中所體現出的鮮明的人情味特徵,則又另有其意義在。我們説,上述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中所謂的輕、軟、甜、美,所謂播音主持中的親切平等語態及其“交談式”節目方式,等等,其實無不與此緊密相關。
可以説,濃厚的“人情味”色彩,正是幾十年來對台灣廣播兩種指導方針的分水嶺,它也恰是對台灣廣播從內容到形式、包括其語言風格的最主要特徵所在。新時期對台灣廣播中所確立的以“人情味“為出發點的語言傳播風格,其實同時也正是對廣播語言傳播規律認識深化的結果。
它的出現,説明對台灣廣播方針從針鋒相對轉為化敵為友,説明對台灣宣傳模式由以往的訓導改為説服,説明在廣播語言中開始注意到受眾的接受心理,説明對聽眾由不尊重轉為尊重,等等。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台灣廣播高舉“人情味”的旗幟,並由此改變對台灣宣傳的方式方法,其膽識與造成的衝擊力可想而知。相比于其他傳播媒體,對台灣廣播在這方面的嘗試無疑具有開創性。而從傳播理論與觀念的角度看,它的出現,使我國廣播等媒體由此得以對媒體的功能與作用、宣傳的方式與方法、傳者與受眾的關係等進行了重新認識與思考,並由此改變觀念並逐步建立新的語言傳播體系。從我國語言傳播的歷史發展看,對台灣廣播以“人情味”為基點而形成的宣傳風格與語言特徵無疑是眩目而且成功的舉措;而這一大膽嘗試,更對此後我國媒體語言傳播觀念與方式的改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討論對台灣廣播語言乃至整個廣播語言的風格時,就不能不對此“人情味”及相關變革予以高度的關注。
對對台灣廣播語言風格的探討是一個大題目,涉及面既廣,實踐與理論性也很強。筆者不避淺陋,就相關問題略抒己見,不當之處尚請專家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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