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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俐訪談錄
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主播中，徐俐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她鏗鏘頓挫的語言，她目光灼灼的自信態度，她疾語如風與剛毅練達的冷色風格和天生具有的明星氣質，成為CCTV-4的標誌，並影響過許多年輕的電視播音員和主持人。
2002年春節期間，我來到徐俐的家。一進門，但見大朵大朵盛開的鮮花撲面而來，花香掩映著一個收拾得精精緻致的家。
徐俐的乾脆利落勁兒不僅在觀眾心目中早就定格，在電視臺也是出了名的。去《中國新聞》實習的播音係學生曾繪聲繪色地向我描述她在直播前自己動手收拾頭髮的情景：16個卷髮器有大有小，在5分鐘內“噌噌噌”絲毫不差全部搞定，進演播室之前用半分鐘時間一一摘下，再在半分鐘內用大刷子一刷——光彩照人，直播去也。
眼前的徐俐悠悠閒閒地品一杯清茶，舉止還是那麼落落大方，説話還是那麼有條不紊，只是看上去比節目裏更加白皙清瘦，個子也更加小巧。當她用又厚實又柔和的聲音講述自己童年的故事時，《中國新聞》裏那種嚴肅的、閃閃發光的感覺消失了，一幅花樣年華的畫卷在眼前徐徐展開。
徐俐：我是湖南人，生在湘西，長在長沙。一般人看我都覺得我精神頭特別好，其實我的先天非常弱。我是61年出生的，正是娘胎裏就營養不良的那一撥。在我記憶中，6歲以前都是在醫院裏渡過的，而且常常一住就是半年，不斷地住。一會兒是肝炎，一會兒是肺炎，一會兒不小心被開水燙了，胳膊上的皮肉都被燙了下來。還有一次因為生了什麼病要打針，結果出了醫療事故，一針打在我的坐骨神經上，立馬兒肌肉萎縮，當天晚上兩條腿就不一樣長了。記得那時我還小，淌著眼淚想：“糟了，以後再也不能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讀書、認字了。”而我媽媽那時也哭了，我後來才知道，她那時想的是：“別説唱歌、跳舞了，我的女兒將來如果能好好走路就不錯！”所幸那回碰上一個留學德國的老大夫，他用大半年時間治好了我的病。所以你看，其實就身體素質來講，我真是不具備好強的底子，但我的性格就是好強，我想我比一般人的意志力要強一些吧。
説真的，長這麼大，我就靠一口氣撐著，靠一種感覺撐著。只有家裏人最知道，我這人容易累，特別不經熬，睡眠又不好，所以總呵護著我。但這麼多年來，也不知道為什麼，一齣這個門我就精神，一到電視臺圓樓的走廊，進入新聞工作區，我就眼睛發亮，走路也快，這都成慣性了。
小時候，因為病弱，我更多表現出來的是比較內向，不吱聲，永遠拿眼睛瞪著別人，讓大人們覺得這孩子心事重重。我記憶裏最早的畫面是在我姨媽的婆家，有一條清清的小溪，小溪上用幾個人字架架著一道窄窄的木橋，我成天坐在橋頭看溪水流來流去和周圍人來人往，這是我最愛幹的事。我最早的記憶裏還有一件事是在我5歲的時候，我爸爸要帶我從他媽媽家回長沙，那個地方叫“徐家衝”，中途要翻過一座山叫“茅子山”，一般小孩都是趴在大人背上被馱過去的，而我執意要自己走。拼了小命翻過了山，累得我一下栽倒在爸爸懷裏，睡了不知道多久才醒過來。小時候就是這樣，不愛講話，愛想事，而且還好強。
長大上學了，我是個好學生，對自己要求很高，學習非常認真，成績好，一直當班幹部。1999年我們高中同學都四十上下了，約定回長沙聚會，他們説：“沒想到徐俐現在那麼能説。”我問：“那時候我什麼樣呀？”他們説：“那時候你整天穿綠軍裝、藍制服，翻出雪白的領子和袖子，也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唱歌跳舞，就是不愛説話，不愛笑。”
上高中時讀書漸多，開始大量地看小説，而且每看一本都要陷進去好長一陣兒，這是青春期的精神啟蒙。看了《約翰 克裏斯朵夫》著迷于羅曼 羅蘭；看了《蕭紅傳》，對那些有才情的女作家羨慕的不得了；看了《簡 愛》認定自己這輩子要做獨立、堅強、有尊嚴的女人。因為喜歡，又無數遍地去看《簡 愛》的電影，著迷于李梓和邱岳峰的配音，大段大段地模倣，倒背如流，這也成了自己後來對語言藝術有所追求的養料之一。
到我15、16歲快高中畢業時，我鄭重地在日記上寫下這樣的話：“40歲時，我要當作家。”
你説好玩不好玩，時間一晃就過，前一陣我過40歲生日時，開玩笑地對家裏人宣佈：“諸位，一個作家要誕生了啊！”
在徐俐的描述中，一個70年代面容冷冷、靜若處子的小姑娘形象出現了。讓我有點兒意外的是她最喜歡的是簡 愛而不是《亂世佳人》中的郝思嘉，在我看來，《簡 愛》當然是一本充滿光輝的作品，它尤其給在青春期裏覺得自己容貌平平而有些自卑的少女們以極大的安慰和鼓舞，而我身邊的美女同學一般都認為美麗、張揚、勇敢而又野心勃勃的郝思嘉才是最有魅力的。我問她當年作為一個漂漂亮亮、能歌善舞的小姑娘為什麼會喜歡樸素的簡 愛而不是花枝招展的郝思嘉，她大笑了一陣兒説：“這是天性吧，我這人就是這樣，挺嚴肅的，挺正經的，也挺自尊的，在現在孩子的眼裏就是挺沒勁的。”
徐俐：我媽媽説我小時候長得還行，但她從來不強調這一點，她給我的審美訓練非常傳統，穿衣服要乾乾淨淨，寧可穿破，不可穿錯；媽媽很看重女兒家的言談舉止，她不允許我們在這點上有一絲敗相。她也很強調做人的志氣，希望女子也能有大氣象。而我從小自己給自己定的格就是，將來要做個有學問的、寫字兒的女人。雖然到現在我並沒有做上學問，沒當上作家，但這種精神和趣味上的方向始終沒有偏離。我很愛美，對穿著打扮這事兒也很注意，但我拒斥那種脂脂粉粉、甜甜膩膩的感覺。我從小就唱歌跳舞，表演節目，但從來就沒喜歡過文藝圈，直到現在，如果有些場合要和影星歌星待在一起，我還極不自在，沒有辦法融入。我好象天生對嚴肅一些的事感興趣，比如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更加在意。
1977年恢復高考時，16歲的徐俐高中畢業，參加了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高考。她説，當時按照自己的理想，她填的第一志願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願是復旦中文系，第三志願挑了一個好聽好玩，但根本不了解的“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係”。結果三所大學都沒考上，而無心填寫的“播音”竟成了最終的職業。所以她常説，自己入了這一行真是稀裏糊塗，但又仿佛是命中註定，因為自己對聲音的藝術“不誇張地説，非常有悟性，感受力極強”。
徐俐：我天生對“出聲”這件事，非常有興趣，唱歌是從小就開始的事兒了，其實我對歌唱有更加唯美的感覺，我心裏總有這樣的意境：大家靜靜聆聽一個女聲，這個聲音絕對發自內心，有極強的歌唱能力，卻與歌唱這個職業無關，是純粹的、美麗的，是天堂之聲、天籟之音，而我則是這個聲音的締造者。
我從小就喜歡女中音，我特別喜歡又豐厚又柔和的女聲的感覺，所以那時候老喜歡壓著聲音唱關牧村的歌“打起手鼓唱起歌，騎著馬兒上山坡……”，因為唱得也不錯，所以一度以為自己就是個女中音，後來有專業老師帶我去檢查過一次聲帶，説我是大號女高音，我這才放開嗓子往高了唱，好象多高都唱得上去。雖然沒受過專業訓練，但我對唱歌這事兒，真的有天賦。
很多人在中央臺播出的一個晚會上看過徐俐唱《青藏高原》，驚詫于她的歌唱能力，而我在我們學院的階梯教室裏也聽她唱過。我得説，她説自己對唱歌有天賦，此言絕對不虛。
那天，徐俐來學校講課，兩個多鐘頭的講座結束後，意猶未盡的學生們熱烈歡迎她再唱一首歌。徐俐真是個爽快人，毫不含糊，説唱就唱，清唱的《青藏高原》是那麼明亮高亢，富於表現力，當然把大家都“鎮”了。而後，她便“揮一揮衣袖”，在夜色中自己回了家。我和她説起這一幕時，她又大笑起來，説：“都是被你們逼的。”
徐俐：我雖然喜歡唱歌，但註定不會入這行，因為我不喜歡以此為職業，不喜歡當演員。另外，十幾歲的時候，除了唱歌，還有一件和聲音有關的事吸引著我，就是電影配音。最早語言藝術上的啟蒙，早于《簡 愛》的，是張桂蘭在《閃閃的紅星》裏給潘冬子配的音，那聲音太漂亮了！那感覺太棒了！為了這聲音我多少次地去看電影，憑著記憶把大段的臺詞抄在本兒上，憑著記憶模倣張桂蘭的語氣、聲音，直到倒背如流。後來還著迷過《佐羅》裏童自榮的聲音，一遍一遍地看電影，可能那種王子般的帶有詩意的憂傷感更讓小少女動心吧。
那時候，我還完全不會説普通話，一口湖南腔，經常把“開會”説成“開費”，“浪費”説成“浪會”，“f”、“h”不分，但就是這樣執著地喜歡，執著地模倣。後來恢復高考的頭班車沒趕上，在最後一輪考試中與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係擦肩而過，卻趕上上山下鄉的末班車，在湖南農村待了幾個月，再後來新成立的長沙電臺把我召進去，那是1978年，我17歲。我們這些新來的小播音員首先被送到一個播音培訓班學習了兩個月，我的啟萌老師叫陸英，我對這個專業的所有概念，都起源於陸老師那兒。
陸老師人很好，很嚴肅，但不嚴厲。我去之前，是湘妹子腔，兩個月之後，就滿嘴京味了。
徐俐説自己是個特別認真的人，幹了播音就覺得這個工作神聖得不得了，挺“煞有介事”的，以至於有一段時間聽説播音的發音方法和唱歌的發音方法有矛盾，就狠狠心戒了唱歌，在好幾年裏一聲不出。
她先在長沙電臺，後在長沙電視臺，一共工作了十四年，在播音業務上儘自己所能，下足了功夫。她説：“我那時是把播音純當成語言藝術來追求的，特別在意聲音的位置、音色、語氣和語言中的感覺，而那時候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正好有一批語言表達非常出色的播音員，我是把他們當成榜樣和楷模來學的。現在看來，先不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那時的節目怎麼樣，單説語言的藝術、播音的藝術，那是大家，不能望其項背的大家！”
徐俐：進電臺工作以後，我特別下功夫地學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三位著名播音員：費繼平、林如和葛蘭。
學費繼平是因為喜歡她特別深厚而又不那麼明亮的音色，她的聲音很“各”，穩穩的，充滿磁性，是很少見的比一般女中音還略低一點的音色，非常大氣。但那時自己不太懂，不會用聲，以為自己也是女中音，一味把位置往後往下走，壓喉頭很厲害。後來才又知道這種刻意塑造自己音色的方式是錯的，於是又往前提，一度矯枉過了正，弄得扁扁的、尖尖的走鼻音“長沙人民廣播電臺”。後來肖曉琳從廣播學院播音係畢業回來，人家告訴她“長沙臺有個很強的女聲，能高也能低”，她一聽，“這是什麼呀！？”於是很熱心地告訴我，應該找到自己的本聲，這才舒服、自然了。但費繼平那種穩重的、大度的感覺一直影響著我。
播新聞我學的是葛蘭，她寬音大嗓聲音亮堂，播新聞明快工整，利利落落的嘎吧脆，我的自然條件和她相似，所以學得很順，一度被稱為“長沙的小葛蘭”，新聞播的“噹噹”的。
後來在電視臺配大型專題片，配得最有味道的是和我們那兒號稱“電視沈從文”的劉學稼導演合作的專題片。他的片子有濃厚的散文氣息，在這方面的配音我學林如。林如老師真是大家，她是淡而有味，初聽上去什麼都沒有，其實什麼都有了。我配的東西沒有那麼淡，沒有那麼雅，感情和聲音上都出來得多一些，但受她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後來有人這樣説：“這個女聲聽上去很有學問啦。”我覺得這是對我的最高評價。
從17歲進長沙電臺，25歲進長沙電視臺到31歲來到中央電視臺，徐俐在地方檯幹了整整14年，這14年給了她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鍛鍊自己的語言基本功，鍛鍊自己駕馭不同類型節目的能力。1992年，徐俐進入中央電視臺海外新聞部，主播《中國新聞》。從此將對藝術化聲音的追求暫且放下，轉而主攻新聞業務，她説，這是一個特別大的轉變。
徐俐：來中央臺之前，我已經著重于做電視專題節目了，自己比較得意的是配大專題片，發揮聲音的表現力，新聞播音扔下三四年了。而到了中央臺就讓我播新聞，從業務上説，那時我鬱悶極了。因為我是那麼在意聲音的藝術，而且已經走出了一條用聲音塑造形象的路子。而新聞節目給聲音發揮的空間太小了。但臺裏就是讓你來播新聞的呀。我想，好吧，播新聞就播新聞吧，心裏是挺消極的。
雖然我在長沙也播了那麼多年新聞，但一直對新聞興趣不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90年代以前，哪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新聞，新聞就是開會，從內容到形式都呆板得要命。但很快我就發現，《中國新聞》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對它從一開始的鬱悶排斥到適應接受，再到喜歡，再到發現自己的內在性格和氣質其實很適合它，好像是一個特別快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放下了早年全力追求的藝術化聲音和聲音的藝術化，變成風風火火的新聞傳播，不是因為我想刻意播成這樣，這一切都是和節目共生共成的。
1992年《中國新聞》上馬時，就確定了，這節目對外，不能和《新聞聯播》一個樣。“對外”這個詞給人以一個無限的遐想空間，節目組的幾個人都想折騰折騰。記者高麗萍和幾位想法相似的同事的心思撞到一起，説：“我們得搞現場報道。”在這之前，高麗萍在山西電視臺的現場報道早就上路了，我在長沙臺做一個叫《八角亭》的社會新聞類節目的，采編播合一也有三四年了，我們一琢磨，片子搞現場報道，那麼演播室就不能再是慢條斯理地播報了，一定要有一種特別的節奏。
另外，當時我們也參考了一些境外的節目。説實話，那時資料真是少得可憐，我真正看到的也就是台灣的新聞節目，當時覺得耳目一新，受到很大的震動：人家做的那才叫新聞！內容豐富，節奏明快，信息量大，那種新聞感覺我覺得很棒。但同時，我又真不喜歡他們的女主播那種鶯鶯燕燕的小女人氣，膩膩歪歪的，煩不煩吶！這時候我從小形成的審美趣味就出來了：我要做主播，就一定要有大格局，不迎合，不媚俗，獨立、冷靜、理性、權威。你可以説我是個嚴肅的女人，但這嚴肅女人説出來的話你還就是非信不可。是的，我播新聞的內心狀態就是這樣的。
當然，還有一點跟大環境有關係，90年代初，剛剛開始有對外的新聞節目，我們這些人也多少有點為中國人掙面子的想法——讓海外的人看看我們中國現在怎麼樣了：中國現在是個自強的、開放的、進步的國家，表現在播音時，比較果斷、強勢，有力度，既反映新聞的真實，又體現國家的尊嚴。
這種播音方式一齣來，海外立刻就有了反響，他們真的很喜歡。在海外生活的人，有強烈的愛國情結，渴望中國強大，我的精神氣質和幹練的屏幕形象暗和了他們的內心期待，當他們，尤其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帶著這種情懷收看祖國的電視新聞節目時，他們不希望看到一個過於生活化的女人形象，而希望是一個有尊嚴的，一個比較國際化的成熟職業女性形象。比較極端的一個例子是一對旅法的華人夫婦，他們自己説是看了我的新聞節目才決定回國的，因為覺得“中國真是今非昔比了，連女人都這麼棒”。
和徐俐聊天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説到得意處，她所流露出率真而帥氣的勁頭讓人感受到一個女性心中有天地而無城府的妙處。我接著問她自己怎麼看待當時國內業界對她播音風格的質疑，她頓了一頓，繼續發表高論。
徐俐：當時播音界對我的語言的確有很多議論，大概是兩種態度：一種是肯定的，覺得還行，這是一種特點，雖然一句一句地聽經不起分析，但如果聽整體，意思還是清楚的，而且態度鮮明，節奏明快。還有一種看法就是覺得我簡直是胡來，覺得我基本功特別差，意群那麼不工整，重音那麼多而亂，你受過好的訓練嗎？
那時我心裏就想：“我可是認認真真跟著你們工整作風走了十幾年的人，沒有基本功我能把新聞播音速度從一分鐘180個字提到最快350、360個字仍然字正腔圓氣息連貫嗎？你們未必知道我這點兒老底兒吧！”
人們總説到我的播報速度，其實，提高播報速度僅僅是一種表象，它的核心是對新聞的一種感覺。如果説到刻意，尋找一種對新聞的大感覺一直是我刻意為之的。報告新聞就是説事兒，在有限的時間裏盡可能多地説事兒，怎麼感受怎麼説。這和中規中矩地念新聞稿的心理基礎很不一樣，當然隨之出現的語言的隨意性也就比較大了。這種實踐對我來説有得有失，現在回過頭來，那時對語言的想法也有點“過”。如果讓我此刻總結一下，我想應該是這樣，新聞播音的基礎是兩條根，一條仍是語言藝術上的，這是一種日積月累的語言能力的訓練；一條是新聞從業者的基本功訓練，你得實實在在懂新聞，選擇搞新聞就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對新聞要有感覺。這兩者相輔相承：沒有語言基本功，新聞播不清楚；但掌握不好新聞節目的特質，再好的基本功也沒有意義。優美的聲音固然能愉悅大眾，但觀眾最終接受的是資訊，是一個了解和掌握了事實的人向他們提供的資訊。你要傳達的最主要的是消息，聲音只是介質。我經常聽到一些年輕的美好的聲音在報告新聞，印像是除了聲音，新聞內容和他們沒有關係，他們對新聞完全沒有感覺，這樣的新聞播報怎麼可能吸引人呢？其實長久以來，觀眾對聲音已經不那麼苛刻了，他們更看重一個新聞業者的資質和狀態，我比較早地悟到了這一點，並在實踐中去體現它。我認為我的實踐是有意義的，當它在多年前以個別現象存在的時候，受到行業和受眾的關注也是必然的。它體現了我作為一個新聞播音員存在的個性價值。
徐俐説，播《中國新聞》整整10年，看似工作內容單一，但新聞反映的是瞬息萬變的社會，看似單純平淡的東西其實永遠充滿了新鮮感。而且現在“新聞節目越做越好，越來越活”。我想一個播音員從對新聞“沒什麼感覺”到如此熱愛新聞節目，也折射出我們國家新聞改革的深刻變化吧。
不過最近幾年，細心的觀眾也會發現，儘管徐俐的播音仍是硬派作風的代表，但若和最初的《中國新聞》相比，她已少了銳利、潑辣，多了些沉穩從容。
徐俐：這種變化是漸漸發生的，原因呢，我想有這麼幾個吧：一是現在全世界越來越知道中國是個開放的、強大的、不斷進步的國家了，用不著我們再急赤白臉地扯著脖子嚷了。這是頂有意思的事，一個人越是怕人瞧不上你，就越要拉個架勢。90年代初我們或許覺得播音員的強勢就代表了國家的強勢，而現在呢，用不著了，所以過分強調形式感沒有必要了。二是隨著自己年齡的增加，心智的成熟，走向穩健與淡然是必然的。三呢，是和自己的生活有關，有了穩定而幸福的家，和一個愛你的北方大漢生活在一起，於是就親切了，就女人味兒了。現在想讓我硬到過去那種程度，我都硬不起來了。哈哈！
在徐俐的開懷大笑中，我們繼續關於“女人味兒”的討論。她説儘管自己在生活中已流露出小女人的幸福氣息，但心底卻永遠有“大夫人”情結。有趣的是，在她的大夫人偶像名單中，原先有英格利 褒曼、凱瑟琳 赫本，現在又增加了她的婆婆和其他幾個中國老太太。
徐俐：人慢慢長大，對女性美的理解也越來越豐富。我現在特別喜歡看老太太們，一些優秀的老太太真是耐人尋味。
我的婆婆，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雕塑家，外表柔弱無比，弱到如像好多事兒都不會，經常迷路，到哪兒都讓人擔心，這老太太給人的第一印像是你得幫助她，呵護她。可真的有大事發生，別人亂做一團時，她面不改色，頭腦清楚極了——天塌下來她無所謂。
還有山東話劇團有一個叫王玉梅的演員，我喜歡她演的所有農村老太太形象。《高山下的花環》裏梁三喜的媽，看上去目不識丁，外表雖平靜如水，但極有尊嚴，有著樸實而通透的智慧，精神力量無比強大。
還有語言學家周友光的夫人張允和，錦江飯店的創辦人董竹君，這些女性，任何時候極其典雅，任何時候處亂不驚。這些從容不迫、舉重若輕的老太太們，讓人肅然起敬。如果現在還談什麼崇拜，那麼，她們是我的人生偶像。在我的眼裏，她們都是有大格局的人，我嚮往那種境界。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徐俐説，人到中年，她並不諱言自己的年齡一天比一天大，因為現在已經明白其實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獨特的美麗風景。急什麼，40歲，不惑的人生剛剛開始。
徐俐：20多歲時，爭強好勝，以為自己能做成自己想做的所有事；30歲，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能做成的事也有限，可你還得和那個限度較勁，因為自己不認；到了40歲，真正開始不惑了，自己才知道，其實什麼事退一步海闊天空。有了這種豁然開朗，還急什麼呢，不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前幾十年我努力了沒白過，今後的日子，我要更從容地面對，更有韌性地去創造。用我們湖南話説：“耐也耐得煩，扮也扮得蠻。”
“耐也耐得煩，扮也扮得蠻。”這十個字擺在紙上覺得拗口，不順，但從徐俐嘴裏用湖南話説出來，真有大俗即大雅的風味。她説，多年以來，她保持最佳身心狀態，她勤於學習，勤於充電，她是在養自己的氣，她耐心等待著一個屬於自己的水到渠成的機會。經過那麼多年的磨練，徐俐説她總覺得自己還能“再起一范兒”，她希望將來能在一個深度新聞節目中，或者是與人物有關的節目中釋放自己多年積聚的力量，展現自己獨特的人文關懷。
徐俐：一個有追求的女人無論在什麼年齡都會是棒的，你説我好強，就是好在這些地方了。四十歲開始，我練舍賓，四十歲開始，我學英語。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簡單而緊湊：早晨起來去上英語課，回來吃完飯趕緊睡午覺，然後去上班，下班回家和家裏人聊聊天，看看書，晚上再背背單詞。我現在像當年學普通話一樣從頭學英語。
説到學習，徐俐感慨不已，她説她這個年齡段的人有太多身不由已的時刻，當初進了電臺，就不許再考大學了，而沒有一個真正完整的校園生活，是她一生最大的遺憾和永遠的痛。
徐俐：沒有上大學，是我一生最遺憾事，而且越來越覺得這個遺憾無以彌補。縱使我以後再學習，再充電，但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我沒有在一個有大師存在的校園裏浸染過，這個損失大了去了。
我自認為自己是個有思辨能力的人，感覺到位，悟性不錯，但在思維的過程中，有時鏈條和鏈條之間接不起來，這都是知識的缺損造成的。大家看我是個知識女性，但我自己知道，讀書不夠系統，根基不夠紮實。大家説我渾身洋味，是個國際化的形象，但真不好意思“I'm sorry”，我甚至不會英語。我雖然在努力，但依舊缺得太多了，所以在面對真正的學者時，永遠慬小慎微，心底發虛，知道自己哪根根兒在顫。還用我們湖南話説，這叫"我服行（h ng）"。
徐俐的談話中，出現得最多的字眼是“棒”、“擲地有聲”、“冷靜”、“剛性”、“睿智”這些閃爍著金屬光澤的字眼兒，忽又聽得她用鄉音説“我服行”，心底真是為之一動。我問：“你所形容的這種匱乏會不會成為將來做深度節目的障礙呢？”
徐俐：也許吧。但這會成為我不斷激勵自己的動力。我是一個敬業和認真的人，知道自己的短處，我會下功夫，在你們看出我不行之前就讓自己靈光起來。
在海外中心，我幫海外專題部做過十幾期《中國報道》，屬於臨時救火性質的，準備得不是特別充分，在節目中的表現也不是很理想，但那種工作狀態，那種與各方面專家的彼此溝通，已經很吸引我了。
其實面對學者和專家，話題中技術層面的東西不是最困難的，這是基於兩點，第一，專業問題的探討在電視節目中不會深到我聽不懂、進行不下去的程度，否則，對觀眾也就沒有意義了。第二，案頭前的“惡補”歷來是我的長項，事先做盡可能的準備，對我來説是可以做到的。
我真正怕的是這種情況：我希望在節目中展現自己獨特的關懷，釋放某種張力，而恰好對方的精神張力遠遠大過我的，讓我顯得特別羸弱，這就慘了，説明從根兒上自己就不具備對話資格。我怕的就是這個。所以，多年以來，我一直在養自己的“氣”，人文之氣，浩然之氣，女人談浩然之氣似乎有些誇張，但那是個多好的東西，女人為什麼要放棄呢？
我能感到徐俐那顆充沛安穩的心在勃勃地跳動，她説的浩然之氣令人嚮往，更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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