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均益採訪札記：阿拉法特一個時代的悲劇
晚上八點半，當我走進釣魚臺國賓館十八號樓的一層大廳時，薩法日尼大使迎面走了上來。
“老朋友，不要著急，採訪主席的時間有變化。”薩法日尼大使用熟練但卻略有一點阿拉伯口音的中文對我説，同時給我來了一個阿拉伯式的擁抱和左右臉頰的親吻。我感到臉上有一陣由胡茬子引起的輕微刺痛。
“有一位中國醫生九點鐘要來給主席按摩，大約需要半個小時，所以你們的訪問怕是要推遲半個小時了。”大使探過頭來，在我的耳朵邊悄悄地對我説。我們原定採訪阿拉法特總統的時間是晚上九點。
我點點頭，拍拍薩法日尼大使的肩膀，對他説：“沒問題，我們等他一會兒。”
薩法日尼是巴勒斯坦國駐華大使。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我先後幾次採訪過他。漸漸地，我們也成了好朋友。薩法日尼的父母原來也是駐華的巴勒斯坦外交部。他從小隨父母住在中國，在中國的小學上學，和中國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後來他又在北京大學讀了中文。他不僅中文很好，而且對中國的情況非常了解，是一個典型的“中國通”。他經常會説出一些讓我目瞪口呆的話，比如什麼“五講四美三熱愛”啦、“反腐倡廉”啦，甚至還有“泡妞”之類的黃色小詞。薩法日尼很給我面子，他從沒有拒絕過我採訪的要求。在此之前，我曾經採訪過三次阿拉法特，每一次都是他親自出面替我爭取。當然，每一次採訪前，他都不會忘記在我耳邊悄悄地叮囑我：“等會兒別忘了替我説兩句好話。”
阿拉法特的臥室在二樓。九點半的時候，我看見一位穿著白大褂的老太太從樓梯上走了下來。釣魚臺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她就是按摩大夫。估計差不多了，我招呼攝製組人員立即準備，自己也走進了只擺了兩張沙發的會客廳。十分鐘過去了，卻依然不見阿拉法特出現。正在這時，薩法日尼大使氣喘吁吁地走了過來。
“很抱歉，今天可能不能採訪了。”薩法日尼大使對我説。我看見他禿頂的腦門上滲出了黃豆大的汗珠。
“怎麼回事？”我不解地問。
“剛才大夫在按摩的時候，‘爸爸’睡著了！”大使臉上帶著歉疚的表情。阿拉法特被巴勒斯坦稱為“ABU AMAR（開創者之父）”，薩法日尼按照中文意思將這個名稱直譯為“爸爸”，並往往在關鍵時刻將阿拉法特稱之為“爸爸”。
“他太累了，他已經三十個小時沒有睡覺了，我沒有辦法叫醒他。”薩法日尼大使説。
阿拉法特的確三十多個小時未曾合眼。在此之前，他從加沙趕到的黎波裏看望扭折了腿的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然後又馬不停蹄經突尼斯到安曼一路趕來北京。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也就是在中國醫生的按摩中熟睡過去的第二天早晨，阿拉法特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他依然是那身戰士的裝扮，黑白相間的阿拉伯方格頭巾以及戰鬥式的墨綠色緊身短上衣，顯得非常精神。然而，坐在離他僅有一米的地方，我發現，阿拉法特老了。我清晰地看到了他臉上的疲倦。他比兩年前我見他時消瘦了不少。他的手背上又多了一些老人斑。他説話時下嘴唇在不住地顫抖，而且，有的時候抖得很厲害。
我們坐定之後，阿拉法特便主動開口對我説：“我已經見過你好幾次了嘛。”
我回答説：“這主要是因為您經常來中國，我才得以近水樓臺。”
我接著問他，這是第幾次來中國。阿拉法特回答説，第十二次，還不包括中間一些非正式訪問。還沒等我反應，他又接著説：“我第一次來中國是在一九六四年。當時，我們剛剛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我和我的兄弟阿布 傑哈德一起來到中國，我們對中國的領導人説，我們要奪回我們的土地，希望中國能幫助我們……”
阿拉法特是一個傳奇人物，又是一個極富爭議的政治家。
一九二九年八月四日，阿拉法特出生在耶路撒冷一個阿拉伯商人的家庭。也許這個出生日、這個出生地就已經註定阿拉法特的命運將和這個時代、這個地區的悲歡離合緊密地連在一起。
在一九六四年到中國來請求毛澤東為巴勒斯坦的事業提供支援之前，中東地區已經經歷了十幾年的血雨腥風。而這個時期，阿拉法特本人也已經由開羅大學工程系的一名學生，由科威特的一位百萬富翁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革命家。他和千千萬萬個巴勒斯坦熱血青年堅定地相信，一九四七年聯合國所作出的讓一個名叫“以色列”的猶太國家和他們的巴勒斯坦共享同一塊土地的181號決議是不能接受的。雖然這期間他參加的阿拉伯國家聯手和以色列進行的兩次戰爭（第一、第二次中東戰爭）都以以色列勝利並佔領更多巴勒斯坦土地而告終，但是阿拉法特和他的戰友們依然相信阿拉伯是強大的，他們相信要奪回失去地靠的只是武力，是他們手中的槍。
於是，阿拉法特和他流亡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巴勒斯坦戰友們成立了地下的武裝組織“法塔赫”。在這個基礎上，一九六四年，他們又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帶著那個時代的痕跡，阿拉法特賦予巴解組織一個誓言——以武力奪回巴勒斯坦的土地。
一九六七年，高喊著同樣“誓言”，埃及、約旦、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發起了第三次中東戰爭。然而，和前兩次戰爭一樣，這場戰爭的結果同樣是更大的悲劇。以色列不僅反敗為勝，而且還佔領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戈蘭高地、加沙和包括阿拉法特出生地耶路撒冷在內的約旦河西岸，甚至還佔據了埃及那一大片在亞洲的土地——西奈半島。
戰爭、流血與失敗留給阿拉伯人的是更深的仇恨。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阿拉法特。三次中東戰爭之後，巴解組織所屬的幾十個武裝派別不斷地從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進行武裝襲擊。在使用手榴彈、“卡秋莎”火箭和自殺性爆炸的同時，巴勒斯坦人採取了更為極端的手段，他們向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以色列人發起了恐怖主義襲擊。
一九七二年九月，在西德慕尼黑舉行的奧運會上，爆發了舉世震驚的“黑色九月”事件。幾十名以色列運動員被殺害。而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組織則被認為是這一恐怖事件的幕後。
阿拉法特從一開始就屬於巴勒斯坦事業。他屬於巴勒斯坦這個被蹂躪、被剝奪權利和土地，心中充滿著仇恨的民族。然而，阿拉法特又是矛盾的。經過了幾十年的血雨腥風，他發現，他所信奉的槍桿子不僅沒有幫助他奪回一寸土地，相反，戰爭、爆炸和恐怖襲擊卻使他離自己的土地越來越遠，也使他聲名狼藉。“黑色九月”後，阿拉法特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地方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阿拉法特開始改變政策。他將目光投向了和平的手段。一九七四年，阿拉法特來到紐約，參加了那一年的聯合國大會。在聯合國的講臺上，阿拉法特第一次用他嘹亮的嗓音向全世界表明了他的和平意願。
“我記得很清楚。我當時還是戴著這個頭巾，站在講臺上。我對會場的代表説：‘我來到聯合國。一隻手拿著橄欖枝，另一隻手拿著一把手槍，一把為了保護橄欖枝的手槍。’我對他們説：‘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的手中掉下來，握住它……’”一九九六年我第三次採訪他時，頭戴阿拉伯方巾的阿拉法特這樣回憶道。
當時，他的手在空中作了一個非常有力的由下到上的動作。
“我當時擔心的是沒有人相信我會舉起橄欖枝，當然，我更擔心的是我手中的橄欖枝很快會被戰爭打下來。”阿拉法特對我説。
阿拉法特的橄欖枝説服了大多數聯合國成員。那一年的聯大決定接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聯合國觀察員。然而，正如阿拉法特所料，他舉起的橄欖枝並沒有被他的敵人，甚至是他的阿拉伯朋友所接受。道理其實很簡單，那個時代還不是一個理解妥協的時代。國仇家仇使得阿拉伯世界在那個時候同仇敵？而以色列就更無法相信這個“十惡不赦”的阿拉法特，因為到那時為止以色列仍然認為巴解的目標就是“消滅以色列”。
阿拉法特無法改變這一切。
他不僅以煙酒不沾的儉樸生活和獨身的現實將自己獻給了阿拉法特事業，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作為中東問題核心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象徵。他只能順應那個時代的潮流，而且要站在最前列，所以，當一九七九年埃及和以色列簽署戴維營協議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加入了阿拉伯世界以“叛徒”的名義將薩達特的國家開除出阿拉伯陣營的“拒絕陣線”。
時光飛逝，轉眼就到了一九八八年。
以色列悍然出兵黎巴嫩，圍攻巴解武裝的那一幕已過去六年。那一次，巴解組織設在黎巴嫩境內的大部分基地都被攻陷。阿拉法特不得不率領著巴解總部遷到突尼斯首都。遭到了重創的巴解組織到了突尼斯後更顯得勢單力薄。何去何從成了阿拉法特再一次必須面對的問題。
世界局勢在一九八八年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冷戰接近尾聲，和平佔據了世界的主流。阿拉伯世界內部希望與以色列媾和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阿拉法特看準了時機，再一次伸出了橄欖枝。九月份，他在阿爾及爾宣佈成立巴勒斯坦國，並表示巴解組織不再將消滅以色列作為其宗旨。緊接著，他又在聯合國宣佈，巴解組織放棄恐怖主義並承包包括以色列在內的所有國家在中東地區生存的權利。
一九九零年，阿拉法特又將和平攻勢更推進了一步。他宣佈承認以色列國。阿拉法特勇敢的行為為他迎來了全世界的喝彩。
然而，就這一年，阿拉法特卻又令人不解地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
一九九零年八月二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略了科威特。在全世界的一片譴責聲中，阿拉法特卻突然站出來宣佈：支持伊拉克。阿拉法特的這一舉動給他和巴勒斯坦事業帶來了幾乎是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
海灣戰爭還沒有開始，站在科威特一邊的海灣國家就將憤怒泄向了所有巴勒斯坦人。上百萬巴勒斯坦僑民被趕出了海灣。這些僑民每年匯向巴解組織的幾十億美元的僑匯也隨之消失。與此同時，在過去幾十年裏曾以“石油美元”向阿拉法特慷慨解囊的沙特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國家也毫不留情地收回了他們的支票。
而對於阿拉法特本人來講，這一行動給他帶來的則是：在他眾多名稱中又多了一個稱呼——“與狼共舞者”。
幾年之後，在一次採訪中，我問阿拉法特：“您現在是否認為當時的那個舉動是一個失誤？”
阿拉法特沒有正面回答我。他告訴我，他當時的動機是想要反對某些人（當然是指美國）在中東問題上所採取的“雙重標準”。記得他當時依然一副氣氛的樣子説：
為什麼伊拉克佔領科威特，而且只要是阿拉伯兄弟之間的事，就會有人出來管，就會有幾十萬多國部隊把他趕出去？而為什麼以色列人佔領了我們阿拉伯人的土地幾十年都沒有人管，沒有多國部隊也幫我們趕出去呢？”
阿拉法特將一隻手手掌向上攤在半空中，半晌，又追問了一句：“為什麼？”
這就是阿拉法特。
他身上帶著這個時代阿拉伯人重重的烙印。他們是被淩辱的人，是被傷害的人。然而，他們卻頑固地以同樣的淩辱傷害來還擊對方。他們被錯誤地對待過，然而，他們卻曾經天真地相信那種被稱為“冤冤相報”的抗擊手段。
當一九九零年阿拉法特站錯隊的時候，許多人認為他的事業已經完結。然而，僅僅在三年後，阿拉法特的命運卻因為一位偉大的以色列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政策而出現了轉機。
一九九二年，以色列工黨領袖拉賓黨員為以色列總理。拉賓上臺後順應歷史的潮流，主動啟動了中東和平的車輪。一九九三年九月，拉賓與阿拉法特簽署了巴以和平條約。八個月後，雙方又簽署了巴勒斯坦自治協議。以色列同意分階段從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撤軍，並最終討論巴勒斯坦的地位問題。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在外漂泊了二十七年之久的阿拉法特與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
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場面。那一天，阿拉法特頭戴著阿拉伯方巾，率領著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回到了加沙。在向天鳴放的槍聲中，在阿拉伯婦女那特殊的用舌頭髮出的歡呼聲中阿拉法特走出了汽車。他匍匐在地，深情地地親吻了那屬於自己的土地。
一九九三年採訪阿拉法特夫人。兩年後，我向他問起了當時的情景。
“從電視上攀登您英雄般地回到加沙，並且親吻了土地。在您當時的感受中，這一刻意味著什麼？是一個夢想成真，還是一個新的開始呢？”
我以前總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對所有的朋友説：我們是在一條隧道中航行，在隧道的盡頭，我們看見的是我們的國家，是耶路撒冷的教堂、清真寺，甚至於那裏的每一塊石頭。在那個時候，很多人不相信我，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快看到這一天了。阿拉法特自豪地説著。
在燈光下，阿拉法特那銀白色的鬍鬚分外耀眼。他挺直著腰板坐在鬆軟的沙發裏，談笑風生。那一年年初，阿拉法特剛剛當選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而就在前一年，他年輕的夫人蘇哈給他添了一個可愛的女兒。阿拉法特曾發誓終身不娶。他説：“巴基斯坦的事業就是我的妻子。”
當他與比他小近三十歲的蘇哈結婚時，他的有些戰友曾擔心他這一舉動會削弱他獻身巴勒斯坦事業的鬥志，但堅持他心中依然裝著巴勒斯坦人民。
阿拉法特並沒有撒謊。當我問他，為什麼他在親吻加沙的土地時會哭泣的時候，阿拉法特動情地説：“因為在那個時刻，我想起了我的那些犧牲了的戰友和同事。當我回到加沙的時候，他們本應該站在我身邊，一起目睹這一歷史性的時刻……我當時控制不住了。”
説到這裡，阿拉法特的眼圈濕潤了。這是我唯一一次親眼看見阿拉法特動情。
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阿拉法特親眼看見數不清的戰友在他的身邊倒下。而戰爭、仇殺的年代也使得阿拉法特本人成為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各個國家各種派別暗殺的目標。他曾歷經幾十次天災人禍而大難不死，被譽為九死一生的傳奇人物。一九八五年，以色列派出兩架當時最先進的F－16戰鬥機將巴解在突尼斯的總部夷為平地，然而，阿拉法特卻在這次以他為主要目標的轟炸中安然無恙。一九九二年，阿拉法特的座機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失事，機組人員全部遇難，而阿拉法特卻奇跡般地兩次住在同樣一個地方。他經常親自改變自己的行動路線。直到今天，他還堅持即使是在會見外國領導人的時候也要隨身佩戴一把左輪槍的習慣。
“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威脅要殺我的事情太多了。有人承認，曾經十三次試圖刺殺我，也許你還記得我們在突尼斯的總部被襲擊……這種威脅實在太多了……如果我要説下去的話，恐怕我得寫一本書了。我堅信命運，我相信上天，任何事情都是命中註定的。”阿拉法特在一次採訪中對我説。
我必須承認，我欽佩阿拉法特的勇氣和信念。儘管他曾經被認為是十惡不赦的恐怖分子，儘管他曾經經歷了那麼多的失敗，儘管他這一生幾乎是在黑暗中爬行，然而，阿拉法特從沒有放棄希望。從一九九三年以來，每一次我採訪他，幾乎都要問他對巴勒斯坦事業的信心。每一次他都表示了堅定的成功信念，然而每一次他都用那個英文詞來修飾他肯定的答覆：ABSOLUTELY（絕對地）。
在我最近一次採訪阿拉法特之前，我看到了一些報道，説阿拉法特正在患病，可能是帕金森氏綜合症，外加心臟病。甚至還有報道説，他已經寫好了遺囑。
但是，每當有人（也包括本人）問及他的健康狀況時，阿拉法特都堅定地表示，他身體很好。他甚至神秘莫測地引用過《古蘭經》中的話説：“及時你躲在防衛嚴密的供電室裏，死神也會抓住你。”
當我第四次坐在他面前，看著他不住地顫抖著的嘴唇時，我換了另一種提問的方式：
“總統先生，人類已經接近走入下一個世紀。您本人也進入了老年，您認為在本世紀之前，或者再説遠一點，在您的有生之年，我們還能看到中東實現和平嗎？”
阿拉法特的嘴唇抖得非常厲害，他半天沒有説話，以至於我當時認為他不準備回答這個問題了。
終於，他開口了，第一個詞還是那個“ABSOLUTELY”：“絕對地。我們為和平流了許多血，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們不久將要實現和平。我乞求真主，幫助我們最終在這塊土地上實現所有人都需要的和平。”
阿拉法特説得很慢。每説一個字幾乎都要停頓一下，而且嘴唇不停地抖動。這時候，我看見阿拉法特的眼睛微微地向上抬了一點，眼皮一眨一眨地，似乎想起了什麼。
我無法判斷阿拉法特想起了什麼。也許此時他也想起了童年記憶力耶路撒冷小街道裏的那一塊塊青石；也許他想起了在埃及的讀書時光；也許他想起了五十年代他和幾個“哥們兒”歃血為盟成立“法塔赫”組織的情景。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阿拉法特由一個出生在宗教聖地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兒童，到開羅大學工程系的大學生；由一個家財萬貫的商人到一個巴勒斯坦地下組織的領導者；由巴勒斯坦事業的一個象徵到一名榮歸故里的英雄，這中間到底有多少夢想與失望，我無法判斷。
也許阿拉法特此時想起了他還有一個最終的目標沒有完成：建立巴勒斯坦國。雖然這個目前在地圖上還不存在的國家已經得到了一百多個國家的承認，雖然阿拉法特也表示將在一九九九年正式宣佈巴勒斯坦國的成立，但是包括阿拉法特在內的每一個人心裏都明白，這個目標是很難的，也許還是遙遠的。
半個多世紀來發生在中東的風風雨雨澆滅了人們心中太多的希望，也釀造了太多的悲劇。阿拉法特就是這悲劇的一部分。至今，我時常在想，如果阿拉法特是雪萊或者普希金那樣多情善感的詩人，那麼，他現在也許會夜夜難眠。然而，阿拉法特並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阿拉法特。他出生在一個多災多難的地區，他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他是那種決心讓悲劇發展，直到有一天悲劇終於結束的人。儘管阿拉法特本人不一定能親眼看到這一天。
|
|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