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中國週刊》推出了一期特別節目，主持人白岩松赴日本採訪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這期節目中，不只是會議紀要和與會各方的觀點，最為可貴的是白岩松帶回了許多我們從未接觸過的新內容，比如他在被稱作中日關係“死結”的靖國神社門前發回了現場報道；他也坐上了當年鄧小平訪問時乘坐的新幹線列車；他還去了中國遊客和日本百姓買電器都會光顧的東京的秋葉原。

　　節目的開篇選擇了在日本街道的一個十字路口拍攝，白岩松説：“3月，春天已經來了，但中日關係的春天什麼時候才能來？目前還處在一個十字街口。” 近一週的親身體驗，近距離的觀察與思考，讓白岩松感受頗多，“日本是一個我們以為很熟悉，其實是很陌生的國家”。這次為期五天的實地採訪也促成了繼《岩松看台灣》之後的系列片《岩松看日本》正式開始籌備。

　　作為媒體先不談愛和恨

　　你這次去日本的初衷是什麼？

　　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是中日民間最高層次的直接交流，尤其現在中日關係又處在一個最敏感的時期，或者説是邦交以來的最低谷，同時日本的領導者有可能也要發生變化，這個時候非常敏感。

　　這麼多年我們一直都在關注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這五六年來尤其最近兩年，中國和日本雙方的實力和心態的變化達到了臨界點。日本經歷了十幾年的經濟衰退，它希望成為正常的國家，它想擺脫戰後的陰影。從中國來説，2005年GDP排到世界第四，有人説從購買力方面，中國已經超過了日本。這時雙方的心態跟過去就不一樣了。

　　小泉五次參拜靖國神社，我們的反日遊行，亞洲盃足球比賽出現了相對惡性的、負面的事件，這些事件不斷地刺激著原本就並不穩定的中日關係，使它變得更脆弱，更易感，更有點風吹草動就被大家知曉，這是一個被高度關注的事件。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媒體反而很難正面去觸碰最核心的內容。

　　目前中日關係處於低谷，你這次去日本採訪會不會有很大壓力？

　　説句實話，做中日關係問題的採訪比任何一個涉外選題都難，因為它強調一種分寸的感覺，如果僅僅是感性的發泄，它可能對國家利益不利，如果太過理性，可能觀眾又會有情感上的反彈。這是多難的一件事，我能理解為什麼媒體這麼多年不太愛觸碰中日關係的選題，恐怕也正因為在分寸上很難拿捏。

　　這次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會議中，委員們也多次談到，其實雙方的媒體不也是使目前中日關係處於低谷狀態的很重要的因素嗎？因為在彼此媒體的眼中都很難看到對方媒體的優點，當然在這點上日方的媒體做得更過激一些，中方的媒體總的來説還是相對客觀的。

　　這個分寸如此難拿捏，你的勇氣從何而來？

　　我覺得任何事情總要有人去碰。首先從大的方面來説，當你越來越深入地了解兩國之間的關係，了解了其中一些微妙的東西之後，信心會增長，對拿捏好更準確的分寸會有更強的信心，我才敢做。另外，這也是我們一個大計劃的前奏，今年將嘗試推出《岩松看日本》系列，這些都在前期的準備過程中，包括跟日本的NHK電視臺在聯絡，在諮詢各方面的專家，與雙方外交的主管部門也有所溝通，我覺得年底的時候是有可能成形的。

　　我記得上次你做完《岩松看台灣》的時候就説過想去看日本，但是要等一個合適的時機，現在這個時機來了嗎？

　　沒錯，我還在等待。原來我説過一句話：“我希望日本能有一個善意的改變，是《岩松看日本》成形的必要條件。”可是接下來一想，如果僅僅是等待，恐怕也很難，今年可能會有一些機會，比如今年9月份，從日本媒體現在的分析來看，小泉是去意已決，9月份肯定離職，甚至不排除有提前離任的可能，因此9月份是一個變化。因為現在中日的僵局就僵在小泉五次參拜靖國神社上，那麼新任的首相是誰？他的態度如何？他絕不會上任的第二天就去參拜靖國神社，總會有一些緩衝地帶，這時中日關係也成了雙方的一個挑戰。

　　同時日本國內的力量也不容小視，日本48家報紙，47家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或者説沒有公開支持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只有一家報紙支持，但是即使這一家，上周我在日本的時候，看到它剛剛公佈了一個最新的民調， 52.3％的人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明確支持的只有30％左右。可能很多的中國人不會去了解，我們感受到的只是日本右翼的聲音，可是另一方面你還是會看到有一些善意的空間的。所以這次我就説，在愛和恨之前先了解，以後的《岩松看日本》這也會成為一句主題詞。

　　到現在為止，我們市面上流行的研究日本的書還是幾十年前的那幾本，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人寫的《菊與刀》，戴季陶曾經説過一句話：“日本已經把我們放在手術臺上一樣研究，我們了解他們嗎？”所以我説，作為媒體我們先不談愛和恨，先去了解日本，這項工作必須要做。

　　靖國神社是菊與刀的融合

　　這是你第一次以中國新聞人的身份去日本採訪？

　　對。

　　之前去過幾次日本？

　　一次，其實那次也是以新聞人的身份去的，只不過是民間交流去大學演講，那次給我的感受也很深。我到名古屋大學演講，第一次感受到了日本年輕人的關注點。包括這次去日本，一個日本大學生就説，其實他從高一開始就沒有上過歷史課，他準備自己重讀歷史。日本的年輕人獨立思考的空間也很大，因此可能不像我們想象的，他們集體在否認歷史，不是這樣的。

　　可是今天我在網上看新聞，關於日本的第一條新聞還是他們在修改歷史教科書。

　　修改歷史教科書這種跡象和動向是非常可怕的，它反映了背後的一種情緒，但是真正修改的那些讓我們很憤怒的歷史教科書的使用率連5％都不到，這個數字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其實在前年因為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國內的媒體非常憤慨的時候，它的使用率不超過2％。當然，不能因為它的使用率不到5％我們就可以默認，這裡面代表了一種方向是非常糟糕的。我們有相當多的中國人沒有去過靖國神社，更沒有看過裏面的“遊就館”，如果知道了“遊就館”裏面的內容的話，恐怕大家更要蹦起來，可是蹦起來的同時，我們是否知道日本政府甚至小泉也從來不承認“遊就館”的歷史觀？所以，對日本我們要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們很容易被情感驅使，做出一些簡單的判斷，但是請在做簡單的判斷之前，能不能有更徹底的了解，去了解一個已經把我們放在手術臺上研究的日本。

　　你為什麼會選擇去靖國神社？這個讓中國人非常關注、非常敏感的地方。

　　其實之前我已經替姜文辯護過，首先我從來沒有進過“遊就館”，另外靖國神社本來就分參觀和參拜兩種意思，參觀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因此對一個新聞工作者，包括姜文要拍《鬼子來了》，當然要知道這裡面的氛圍是什麼樣的，這樣你才會有更加準確的判斷。而參拜是不可能的，你要提前預約等等，更何況我們怎麼可能去參拜呢？

　　如果你只是從情感上憎恨，最後我們發現憎恨的那些事情我們其實全然不了解，請問你能憎恨得更準確嗎？你能打擊得更準確嗎？在愛和恨之前冷靜下來，這種感覺對我來説是特別強烈的。

　　你看到的靖國神社是什麼樣子的，它和你想象的一樣嗎?

　　因為我們要拍攝，到靖國神社那天我並沒有進去，你如果注意了節目會發現，我們連中央電視臺的臺標都沒有露，如果一旦露出臺標，旁邊的右翼或者警察就會進行干涉。我們假裝遊客是用小機器拍的，説完一遍趕緊就走。

　　美國學者研究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菊與刀》，認為菊花和刀兩種如此矛盾性格的事物竟然融合在日本民族的身上。我到了靖國神社以後，這種感覺是很強烈的，僅僅從外表看的話，靖國神社沒有那麼鋒利。

　　那天是旁邊一所高校的畢業儀式，女生穿上和服，男生都是西服革履，學生們都在父母的陪同下留影紀念，他們有很多人是選擇在靖國神社門口旁邊的花園和樹林裏照相的。所以我説菊花是給我的第一個感覺，但是當你知道裏面的一些事實和他們的歷史觀的時候，會感覺到像刀子一樣刺痛你，因此去靖國神社真是菊花和刀的感覺。

　　這種感覺你不走近它，很難體會。那是民族性格裏的一種東西，包括你看到一個又一個日本人的時候，是不是首先呈現出一種菊花的感覺？潔癖、不願意身體接觸、非常有禮貌。在廣島亞運會開幕式結束以後，幾萬人的體育場內沒有留下一個垃圾，讓全世界感到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民族，當然從那一點上看又是一個可敬的民族。你看這些東西像菊花一樣吧？但是我們也經常會看到一些變態的事情，在大街上隨地小便的人，你能想象這會在日本東京經常出現嗎？地鐵車廂裏有專門的小姐車廂，因為色狼很多。你能把表象的一些特徵跟他們背後做的一些事情結合起來嗎？但就是結合起來了，就像硬幣的兩面，所以靖國神社也有硬幣的這兩面。

　　在國人的印象中，提到靖國神社總是浮現出一些穿著日本軍裝的人在那裏叫囂的場面。

　　起碼上周我看到的是穿著和服和穿著西裝的大學畢業生，在父母的陪同下照相留念，但是這只是表象，就像我剛才説的菊花與刀，它們同時存在。

　　對我們來説也不可能去拍攝靖國神社那些很平和的畫面，而我們更多的是反映靖國神社的那種囂張的軍國主義。

　　你的敏感點不在它的那些平和，就像看富士山或看櫻花一樣，也許平和的這一面和所有地方都一樣，你不敏感。但是一旦涉及到二戰甲級戰犯、日本鬼子和右翼的東西的時候，刺痛了你最敏感的神經，你當然要關注那些了。就像我去靖國神社，我從來不會把它想象成一個極美的地方，只要提到靖國神社這四個字，我馬上想到的是刀子，而不是菊花，儘管它的表像是菊花。

　　　　媒體沒有勇氣去發現對方的優點

　　你這次去日本親身感受到的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是什麼樣的？有人説中日兩國人民的親近感越來越淡了。

　　上週日本有個調查，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感的佔70％，其實我想如果在中國做這個調查的話，對日本沒有好感的比例會更高。可是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是一個群體性的調查，但是當你見到一個又一個個體的時候，反感度就沒那麼高。你去北京語言學院看看，日本的留學生們也有很多的中國朋友，他們對於歷史也會獨立的思考，也有不同的看法，個體交往就改變了一些對整體的反感。

　　有這樣一種説法，來中國次數越多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越多。就像你的身邊如果來了一個日本人，可能最開始的時候你會把他當成軍國主義裏的一分子，可是交往後你會發現他不是。後來你會知道原來是歷史書根本沒告訴他這些，他也有他的懺悔，他也有他在人際交往中很好的地方，你會把他當成戰犯一樣對待嗎？不會。我們這幾次去日本敵意也沒有那麼深，説到茶道日本人也會説：“這都是從中國引進的。”這週日本的一個志願者的團隊要來內蒙古植樹，他們年年都來，只不過我們的媒體沒有尋找這樣的新聞。

　　這是不是源於雙方媒體的一種誤讀或者説缺乏了解？

　　強大的憤怒的民意基礎，使媒體已經沒有太多的勇氣去發現對方身上的優點。

　　你這次日本之行發現了日本哪些優點？

　　當然很多。其實中國這麼多年的發展中，一直在心裏對日本是尊敬的，我們的憤怒是因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導致的。鄧小平1978年10月去的日本，坐在從東京到京都的新幹線上説：“中國要承認落後，我們不能因為自己醜非要把自己打扮成美女的模樣，要向日本學習。”坐在新幹線上的日本陪同人員説：“現在時速240公里，您感覺怎麼樣？”小平説：“對於中國人來説，太快了。”但是接著又説：“不過，中國現在需要跑。”他從日本回來不到一個月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此中國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

　　這次我們到日本感受最深的就是細節，地鐵車廂的底下會有暖風的出口，你就一下子明白了為什麼日本的小女孩冬天都會穿裙子。地鐵的座椅在上下班期間是撤掉的，所有人都站著，到了非高峰時段才恢復座椅，這樣的細節無處不在。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細節化的改革時代，因為粗線條的咱們做得已經很好了，細節化階段也是最難的階段，這些東西當然值得我們借鑒。

　　當然隔了一段時間再去日本的時候也會發現中國的進步，這種進步是非常迅速的。2002年我去日本的時候還能看到大街上有很多新的車型，但是這次看日本的街道最大的感受是似曾相識，像北京的街道一樣。另外現在到日本有一個強烈的感觸，你似乎沒有什麼可買的了，所以經常有人説去日本帶點醬湯回來吧，除此之外所有名牌中國都有，很多品牌的旗艦店反而都在中國。

　　我離開日本那天去大阪機場，到機場以後一看就像自由市場一樣人山人海。日方隨行人員説：“由於這十幾年經濟的衰退，日本機場的客流不足以維持它的運營，所以現在的機場不得已要在週末舉行各種各樣的博覽會，因此市民都到機場來玩。”看到這些你會清楚地看到，日本經濟的確面臨挑戰，但去年日本經濟已經顯露了復蘇的跡象。這次去日本有一句話對我的影響比較大：“中國人是樂天派，日本人是憂患派，剛感受到一點中國的威脅，日本就跳起來了，經濟發展得剛剛有點眉目，中國人就笑起來了。”我想説，中國能不能多點憂患，日本能不能多點樂天呢？

　　最近在日本國內還出現了“中國威脅論”，你這次去日本感覺日本的民眾、媒體、政府是何態度？

　　這要從兩個方面解讀。第一，我從來不排除有人是別有用心地在強調“中國威脅論”，這次21世紀中日友好委員會屢次在不同的場合被問到這個問題，不排除有人“別有用心”，而且現在談論最多的主要是軍事威脅論。

　　第二，我也能感覺到日本民眾當中有一種並非是“別有用心”的態度。畢竟這一兩代日本人從來沒有面對過一個這麼強大的中國，在他們的印象裏中國還是衰弱的，他們還帶著一種同情的目光看中國。現在中國的高速發展，你説會不會給他們一種威脅的感覺呢？這種民眾的擔心是不可怕的，因為通過長期的交往，這很容易被淡化。

　　媒體還能做什麼

　　現在籌備《岩松看日本》，你最想去日本看什麼？

　　政治問題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一定是最主要的部分，因為這不是媒體能承擔的，《岩松看日本》要看一些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比如日本在怎麼養老？我到日本發現很多六十多歲的人還在開出租車，養老是日本的大問題，可中國馬上就會面臨這個問題。還有日本的教育到底是怎麼回事？日本的細節之處特別值得我們借鑒的是什麼？還有很想採訪一些人，比如宮崎駿、村上春樹、高倉健、岩井俊二……

　　比如日本有一個在伊拉克做志願者的女性，她在伊拉克幫助遭遇不幸的孤兒和孩子，但不幸的是她有一次遭到綁架，日本絕大多數的人譴責她，認為她給日本添了麻煩。因此她回來之後居然閉門不見任何人，但即使面對日本這麼大的輿論壓力，她還是打算要回伊拉克，我更願意去看這樣的一些人和事。

　　《岩松看日本》和去年的《岩松看台灣》的目的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台灣是自己家，語言相通，就像是兩個兄弟不合。由於長期的家庭不和使得我們竟然都快不了解了，以為我們不是兄弟了。媒體是作為晚輩也好，親戚也好，或者説就是家庭的一個成員也好，不願意看到兄弟不和的問題長期存在。但日本不一樣，愛和恨之前先了解，總有人要先邁出這一步，總有人要在情感已經發泄了一段時間之後，慢慢讓理智開始恢復。

　　你現在已經從一個敏銳的、有獨立見解的新聞人逐漸轉變為一位發現者，可以説是國人之眼。

　　這是我從無意識變為有意識的過程，我一直在想媒體還能做什麼？過去沒有角度的時候，我們希望媒體提供一種新的角度，發出一種新的聲音，給百姓增加更多的信心。這十幾年來，媒體一直都在這樣做，接下來呢？當政治無能為力的時候，媒體可不可以做呢？當一種方向出現的時候，媒體可不可以先走一步呢？

　　我特別尊敬的美國《夜線》節目，在它剛開播沒幾年的時候完成了一個壯舉，《夜線》節目促成了南非黑人主教跟白人總統之間的溝通。在這個國家裏黑白巨頭的溝通是通過美國的《夜線》節目完成的，最後完成了民族和解。

　　媒體是媒介，是一個橋梁。對於中日關係，無論是從政治家還是民間，包括這次21世紀中日友好委員會當中，談論最多的是媒體、媒體、媒體，因為大家對彼此的了解是需要通過媒體來了解的。我覺得既然是眼睛，為什麼不能看得更遠一點呢？了解總是好的。當我們天天坐在一個屋子裏罵另外一個人的時候，任何他的喜怒哀樂你全然不知曉，假如有一天有意外遭遇的時候，你知道該如何面對嗎？

　　你現在的行動是不是也是基於社會大眾心態和開放意識的改變？

　　如果民眾一點理性的成分都沒有，僅僅是感性的成分，媒體就更不敢做了，只能陪著受眾一起罵。但不會的，你會看到即使是在網上，理性的聲音也很多。我再次強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愛和恨的問題，而是愛恨之前先要去了解，然後做出每個人更清晰的判斷。我真的很擔心，很多事情是在全然不了解的情況下只用簡單的情緒發泄，它是沒有意義的。中國慢慢地應該有大國的心態，在跟日本打交道的過程中大國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其實當你擁有大國心態越真實、越自信的時候，反而日本跟我們打交道更容易一些。

　　我是東北人我是記者

　　白岩松從日本回來我最想問他的問題是，當你站在靖國神社門口的時候想到些什麼？有沒有某種衝動？他的回答很是春秋，“你説呢，我是東北人”。

　　“但是我是一個記者，在面對中日關係這個問題時，必須解決好理智和情感之間的分寸，這是我的職業決定的。我個人依然不贊同一種簡單的發泄，先去了解日本好不好？”

　　白岩松講了個故事，北方交大有個大學生，在反日遊行的時候問他的老師：“我們能不能倡導所有的人抵制日貨？”他的老師回答説：“把你手頭的事做好，讓咱們的國貨比日本還強，還用我們抵制嗎？也許日本就該抵制中國貨了。”

　　日本是一個對強勢的國家、文化和能力格外尊敬並主動靠近的一個民族，有人開玩笑説他“傍大款”。白岩松這次去了京都，他説京都完全是倣照我們唐朝的長安建的，甚至連朱雀門都有，因為在那時中國的唐朝最為強大。

　　“可能現在我們嘴上喊得太多了，其實沒有什麼報復比自己強大更好。”

　　現在網絡上關於中日必有一戰的言論有很多，其實日本六十多年沒打過仗了，二戰後一直在走和平的道路。據説在日本有個調查：“假如中國要打日本，你做何選擇？”結果32％的人選擇逃跑，出乎很多日本人的意料，因為這個民族過去不該是這樣的，可是現在的日本人呢？

　　這次白岩松去日本帶了一本雜誌，有對中國生於1980年到1989年的群體調查，這批人可以説是現在網上抗日的中堅力量。他在和日本大學生交流的時候,把調查結果念給日本大學生聽，比如有一些怪癖、強烈的自戀、認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哲學家是自己，談到性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買避孕套，希望自己有獨立的空間等等。當他念完這些中國年輕人的共性時，一個日本大學生站起來説，我以為你是在説我，因為我也有這些特點。

　　中日兩國喝著可樂長大的這一代人在相近的文化和生活環境中是如此相似，但是這些如果不是白岩松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我們都還不曾了解。希望《岩松看日本》能夠順利成形，帶著我們去了解一個“我們以為很熟悉，其實是很陌生的國家”，畢竟多年前美國人寫的那本《菊與刀》離我們太久遠了。

　　我一直在想媒體還能做什麼？過去沒有角度的時候，我們希望媒體提供一種新的角度，發出一種新的聲音，給百姓增加更多的信心。這十幾年來，媒體一直都在這樣做，接下來呢？當政治無能為力的時候，媒體可不可以做呢？當一種方向出現的時候，媒體可不可以先走一步呢？（北京青年週刊 張磊 金昭）

責編：李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