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改革轉型期的中國，由於缺乏嚴謹的理論支持和未來定型社會目標，短視的機會主義發展觀成了改革開放的特徵，使國家的改革政策長期處在非“左”即“右”的“模糊選擇”狀態中，尤其是在“重工輕農”的偏激式發展中，非此即彼的利益傾斜成了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主要現象，最終釀成了以三農問題為主要社會矛盾的問題成堆的社會現實。今天，當反思改革的浪潮把中國推向理性改革“中途島”時，中國終於迎來了矯正改革航向的機會。

　　三農發展，是中國崛起沒有理由忽視的基礎支柱，不論中國的現代工業多麼重要，三農發展都是中國的生命基石，這是由中國人口大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因此，三農發展與現代工業是不分彼此同等重要的。日前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一五規劃》展現出來的政治智慧，最終讓全社會認識到了“農民不富，中國不富！農業不強，中國不強！農村不好，中國不好！”的“中國真理。”由於過去改革開放的種種原因，使三農發展在中國經濟奇跡面前顯得相形見拙，處於掉隊位置，佔人口2/3的龐大農民群體不但在改革進程中犧牲最多、貢獻最大，而且分享的改革成果最少、利益最小，最終“淪陷”為中國最大的弱勢階層。這一現象不但嚴重地影響到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而且還演變成了中國社會最大的潛在危機因素。正因為此，中國高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急”改革戰略轉向（詳見愚下昨日文章《牢騷怪論：“內需”與“內急”的改革新方向》）一文，才會取得多年來少見的廣泛改革共識，並得到了全社會一致的擁護和支持。毫無疑問，三農問題是中國社會最大最複雜的問題，只要解決好了三農問題，中國社會的其他問題都將有可能迎刃而解，換言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改革，就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內因突破口。

　　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兩會的高調、報告的定向、規劃的藍圖、代表的熱議、傳媒的引導、國內的參與、國外的關注等等現象，構成了中國未來理性發展的光明前景。兩會的大幕已經落下，新農村的建設已經啟動。尋著《十一五規劃》新農村建設的六條主線，第一，發展現代農業。第二，增加農民收入。第三，改善農村面貌。第四培養新型農民。第五，增加農業和農村投入。第六，深化農村改革。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社會幫助農民，這一系列的新農村實施方案，全社會好像沒有任何理由懷疑這樣的改革方向。其實不然，藍圖固然不錯，目標非常明確，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民究竟最需要什麼？卻並沒有明確的答案。

　　誰都知道一個簡單的道理，國家有關重大的國計民生發展決策，都必須獲得強大的政治支持，沒有政治支持的任何重大決策都是無效決策。而政治支持的表現形式是通過民主制度這一程序完成的，而中國的民主制度程序就是兩會決策機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十一五規劃》也正是在這樣的民主制度決策機制下獲得政治支持的。儘管如此，通覽《十一五規劃》，六條主線告訴我們，建設新農村的第一生産力始終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農民，而其他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努力都是輔助力，即便是注入的科學技術，也只能算是第一輔助力。既然農民是建設新農村的第一生産力，那麼，農民就必須享有與支配這種生産力相適應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才能讓新農村的建設減少阻力，一帆風順。但遺憾的是，有關農民在建設新農村的改革中應有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論是本次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是《十一五規劃》，幾乎都沒有涉及到這一重要問題，是疏忽？是大意？還是其他原因？愚下不得而知。

　　平等的政治地位，是社會發展的第一要素，民主的決策權利，是制度的必然選擇。眾所週知，幾十年來，中國農民一直被二元化的戶籍制度排除在平等的政治地位之外，而遭受諸多不平等待遇，從基層到高層的各級兩會民主制度，農民的民主權利始終難以表達。也就是説，假如千載難逢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改革機會，都不能解決農民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的話，新農村的美好夢想能否實現，的確難以預料。對於這個問題，不論是兩會代表的熱議，還是“正確輿論導向”的宣傳報道，不論是《政府工作報告》，還是《十一五規劃》，都鮮有提及，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政治地位的平等，農民就有建設新農村的主人翁意識衝動，民主權利的實現，農民就有當家作主的社會責任感。假如農民不能享受政治地位平等的待遇和實現民主權利的渠道，那麼，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社會幫助農民的新農村建設的所有舉措和辦法，不論從底氣還是口氣上看，都有可能淪為對三農的補償或者施捨的尷尬嫌疑。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該做得到。廢除二元戶籍制度，兩會增加農民代表，讓農民享受政治平等，讓農民擁有民主權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才不會是畫餅充饑，才不會是紙上藍圖。由此可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民究竟最需要什麼？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２００６－３－１７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