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焦點訪談》的《電影又回水峪村》，百感交集。

　　農村的農民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要看上一場電影，成了一種奢侈，一個夢想，它發生在山西省大同市的水峪村。主持人翟樹傑，差不多30年前，還是部隊的一名電影放映員時，就經常到這裡為老鄉放電影。歲月如梭，之後隨著部隊的調離，觀看電影從這裡的人們的生活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老年的農民還能將記憶中的老電影的臺詞細節，如數家珍的脫口而出，樂不可支；而年輕的一代，連電影為何物，都要向長輩打聽，一臉好奇。問他們：“張藝謀知道嗎？”回答是：“不知道。”問他們：“陳凱歌知道嗎？”回答是：“不知道。”不能想象，在已經是21世紀的今天，在山西大同的農村，人們的文化生活到了如此這般的地步。

　　電影在水峪村的消失，不是孤立的；據大同市電影公司總經理説，在大同的農村，至少有100個村都是這種狀況。而産生的原因，主要是原先的由財政撥款改為自負盈虧，於是，農村的電影市場，至少在大同的農村，一落千丈地成為回憶的過去。其它地方怎麼樣？不清楚，所以不能亂説。我在想，山西的大同，在西部地區中，還是不算最差的，竟至於此。真的不敢想開去。

　　現在講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幫助農村，這是一個清醒的認識，戰略的選擇。從農村的電影市場的枯萎，它折射了農民的苦，農村的窮……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的起步，對於9億農民來説，它是又一次的革命，可以預見，農村文化生活的根本改變，是其中重要的方面。有著光榮傳統的農村電影市場，也必定會走在前列。

　　國家廣電總局和文化部，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農村電影“2131工程”，就是説要在21世紀初，基本實現一村一月一場電影。筆者不明白的是，1998年到2006年，其間7、8個年頭過去了，電影放映隊才終算來到了水峪村。盼望已久、如饑似渴的村民們，徹夜難眠；鄰村的聞風而來，翹首以待。這一天，水峪村象過節一樣。我高興不起來，我很難過。

　　我想，一個農村電影問題的解決，卻要經歷這麼漫長的時間的等待；那麼具有改天換地意義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而光榮的事業，她需要經歷的考驗和困難，也肯定是前所未有的複雜和曲折。特別是西部有些地區的現狀，它的實際的情況不堪目睹。起碼的生存環境都岌岌可危，聽天由命。水的問題，糧的問題，住的問題，路的問題，橋的問題，醫的問題，教的問題……。

　　一部《奇襲白虎團》，依然在水峪村的老人的腦海裏，盪漾起幸福的漣漪。是喜？是悲？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