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面臨“三農”問題挑戰

　　理清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今天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事業的重要意義。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於片面追求發展，中國農村的自然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壞，計劃經濟體制形成城鄉之間的藩籬，使廣大農村無法形成統一完整的市場。而“取多予少”在成就以工業為主的城市建設的同時，也使農村、農民這一“供體”的利益遭到損害，中國農業的基礎地位日益脆弱。

　　從小生活在洪湖岸邊，在農村長大的棋盤鄉“父母官”李昌平，以自身的真切體驗，道出了“三農”問題的真相。“三農”問題不是湖北一省、監利一縣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廣泛的共性問題。

　　農村改革的成就早已惠及億萬農民，這一點毋庸置疑。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幾年中央和地方都增加了對農業農村的投入。但與農業農村發展的要求相比，與國家財政每年增收的規模相比，投入還是偏低。用於農村教育、衛生、道路等方面的支出比重與農村人口比重相比還不相稱，農民享有的公共服務與城鎮居民相比差距仍在持續擴大。

　　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正處在工農關係調整的轉折時期。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研究所所長張曉山研究員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指出，農業發展、農村社會和農村改革面臨著幾個深層次、有一定規律性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當務之急，也是重要的突破口。

　　在農業發展方面，專家們分析認為，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農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將越來越低。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30%以上，降到近兩年的15%以下。而現代農業發展受消費需求驅動、新科技革命和市場化影響，派生出諸如生産資料供應、食品儲藏、保鮮、運輸、精深加工等相關聯的許多産業，農業的産前、産中與産後形成了越來越多的環節，初級産品佔農産品的份額越來越低，這既表明差距的存在，也意味著有發展空間。

　　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農産品生産經營活動各個環節的市場化、專業化和商品化程度越來越高，農業承受的市場和自然風險也更大，收入預期上的不確定性在增大。在此，務農勞動者通過何種方式來獲取或分享初級産品進入二、三産業後的增值利潤，如何減少他們的市場風險成為農業面臨的嚴峻挑戰。

　　由於長期以來農村落後於城市，農村社會事業又落後於經濟發展，目前多數地方基層政府財力不足，本身難以支撐社會事業方面的開支，在農村公共産品的提供和基本社會福利方面欠債很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研究所所長張曉山研究員説，如果繼續維持目前的農村公共品和社會福利供給制度，依靠增加農民收入、通過使用者付費的辦法來提高農民獲取公共服務和個人的社會福利水平，農村人口將很難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其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權都得不到保障。

　　實際上，農業發展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所涉及到的問題是，新農村建設如何才能具備厚實的經濟基礎和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問題。“這個問題只有通過深化農村改革才能解決。”張曉山説，“農村稅費改革這場深刻的變革的真正內涵不只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而更重要的是調整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這是一個惠民利民的重大舉措。但實現免徵農業稅的目標只是農村稅費改革邁出的第一步，免徵農業稅解決的問題可能沒有引發和凸顯出來的問題多。這也使得深化農村改革勢在必行，也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新的契機。”

　　新農村建設發揮“一石數鳥”效應

　　“三農”問題緣何在２０年前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突出，而目前卻變得如此尖銳？林毅夫認為，“三農”問題是從上個世紀９０年代末開始日漸變得特別尖銳起來的。在改革開放後的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農業生産增長很快，鄉鎮企業發展很快，農民“離土不離鄉”就能工作，“三農”問題因此並不突出。90年代初，農民工開始出現，大量離土離鄉的農民轉移出來，但這段時間“三農”問題也並不十分尖銳。

　　“三農”問題在90年代末變得尖銳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1998年出現了通貨緊縮，生産能力過剩，新增投資較小，新增就業機會少，造成應該流動的農民流動不出去，已經流動出來的農民出現返流現象。加上競爭加劇，大量鄉鎮企業紛紛倒閉，大量農民又回流到農業，出現農民收入增長特別緩慢的現象。

　　“三農”問題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攔路虎”，其原因是“計劃經濟時代長期形成的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仍未最終打破，現有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嚴重向城市傾斜所致”。張曉山説，“三農問題反映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其解決在於宏觀經濟社會政策的取向。在目前的財政制度下，政府財力向上集中。縣以下行政機構發展資源不足，使得縣、鎮兩級行使職能受到影響，提供公共産品的能力因而不足。資源再分配機制也存在不合理因素。”張曉山認為，“這不但極易演變為權力資源尋租，而且對基層發展也弊多利少。”

　　張曉山將農村存在的種種問題歸因于農村“官”“民”位置倒錯。他説，農民是鎮、村治理的真正主人，但事實上他們的發言權被虛置了。在實行村民自治方面，本該享有最高權力的村民會議不少地方一年開不了一次，非規範選舉出來的村官反客為主，村委會從辦事執行機構異化為權力機構，村民對村幹部的監督制衡難以實行。

　　當前鄉鎮政府的主要職能在於執行上級的指令任務。張曉山認為，作為一級政府，為本地群眾提供公共服務、促進本地經濟發展應該是其最主要的職責。要有效實現鄉鎮政府職能轉變，根本出路在於通過推進鄉鎮機構、財稅等制度改革，給地方留出更多的發展資源。

　　目前，許多人強調解決農業問題要大力發展非農産業、鄉鎮企業；解決農村問題，要推進城鎮化，促進小城鎮的建設；解決農民問題，要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鼓勵農民進城。但一個將長期困擾我們的現實問題是，大量農村人口仍將存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估算，到202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會有近7億人，到203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30%，也還有5億人。

　　林毅夫認為，從長期來講，農村最可持續的發展是一方面農村勞動力不斷轉移，另一方面農民生産力水平不斷提高，這是兩個輪子。如果農村勞動力不能不斷地轉移出去，單靠提高農村生産力，必然會造成農民增産不增收、谷賤傷農。

　　當一部分農民轉移出去，城鎮化進程加速，非農産業發展了，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的這部分農民如何發展？中國的農業如何更具有競爭力，既保證農産品的有效供給，又能使務農勞動者的收入增加？在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大背景下，鄉村治理結構應如何改革與完善，以保證農村經濟與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應如何加速農村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和法制建設，使農民的權益更好地得到維護？張曉山説，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十一五”規劃在農村發展方面的重點內容，恰逢其時。

　　既然“三農”問題是新農村建設無法繞開的難題，那麼，新農村建設對解決“三農”問題能起到多大作用？林毅夫斷言這是“一石數鳥”，能四兩撥千斤。“因為在通貨緊縮、生産能力過剩條件下，一般依靠財政政策來解決。而財政政策最重要的是把財政投下去，能啟動很多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一般來講，財政往往都投資在城市，但這部分的杠桿卻作用不大。而投在農村，杠桿作用會更大，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投資需求，同時也會啟動消費需求。改善了消費環境，需求就會增加。”

　　新農村建設需要轉變思想觀念

　　其實，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概念並不是現在才出現，早在幾年前就已提出，今年黨中央國務院以“一號文件”的形式為其高度定位，它也為“後農業稅時代”的中國農村和農民勾畫了未來圖景和政策路徑。

　　這幾年，溫鐵軍教授在農村基層搞了一批新農村建設試點，其間的酸甜苦辣他感慨頗深。溫鐵軍以試點的切身感受直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首先遇到的困難是認識上的問題。“許多人還沒有緊跟中央提出的重大戰略而轉變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在思路上、觀念上還有很多與中央的戰略不統一的地方。”

　　溫鐵軍所説的認識上的困難還得追溯到2002年。時任中國改革雜誌社總編輯的溫鐵軍在翟城建立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而這個旨在為中國農村發展與生活方式找到新方向的學院從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坎坷之途。

　　2004年，學院在從村委會買來的80畝試驗地裏種的西瓜收成比村民的少許多，這成了村裏久傳不衰的笑話。這不僅只是村民們對知識分子稼穡不力的諷刺，也是村民在觀念上對學院的知識分子的天然鄙視。

　　夏天雜草在試驗田路邊瘋長。溫鐵軍等強烈反對農業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他們設法用辣椒、煙葉汁等土辦法來殺蟲。因為堅持3年草籽兒多鳥兒就多，生物防治環境就會逐漸恢復。為此，村民議論紛紛，意見很大。而這還不是最大的爭議。

　　當初翟城村委會請溫鐵軍等辦學院是花了大價錢從村民手中收回的地，買下的學校是希望在此辦學能夠對村裏經濟發展有所促進，但最終願望落空。

　　雖然學院不能直接給鄉村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但溫鐵軍卻試圖告訴村民，要想在市場中贏取利益，就要成立經濟合作社。合作起來才有力量。合作社的倡議一齣，村民紛紛響應。但很快因為在統購統銷種子化肥、上項目等問題上出現分歧，合作社又胎死腹中。

　　先天不足與後天乏力是合作社無果而終的關鍵。溫鐵軍總結説，在沒有尖銳矛盾的鄉村中，分散的小農很難形成利益上的合作需求，很難培育出合作意識。而難以得到金融制度和缺少政府資源的支持，使其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

　　溫鐵軍感覺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認識上不統一也是正常的。“這可能是從局部利益和個別地區利益出發的結果。”溫鐵軍説，“只要思考一下，目前中國有13億人口，將來可能會達到15億甚至更多的人口。我們的資源環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證這麼龐大的人口的需求？這個問題值得深思。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現在的資源環境的不可持續性表現得已經非常明顯了，環境破壞的系數是經濟發展系數的1.7倍。多年的工業建設，産值增長了10倍而資源消耗卻增長了40倍，不得不靠大量進口資源。如果我們從全局和長遠利益出發，從子孫後代的利益出發，就應該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初衷。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本身，就是在農村貫徹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指導思想的重要部署。”溫鐵軍希望人們把認識統一到這個高度上來考慮現存問題，這樣可能會少一些阻力。

　　對於如何克服困難，溫鐵軍指出應該看到積極的一面。他説，自2003年初黨中央明確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來，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中央近幾年又不斷增加對農村公共品的投入，不僅加強對農村管理的投入，解決鄉村基層的管理開支，而且開始增加對農村醫療教育的投入。在財政開支過程中，中央特別強調要增加財政用於農村公共投入，主要是投放到縣以下基層，讓農民直接獲利。而以往儘管也增加農村的財政開支，但往往是各個部門把財政盤子分了，真正縣以下農村基層得到的很少。黨中央國務院已經莊嚴承諾：到2007年所有農村貧困家庭的子女入學問題都要解決。不僅是一般的義務教育，今年教育部出臺的文件規定，凡貧困家庭子女交不起學費的，先入學後解決。在政策上已經極大地朝向了貧困人群，朝向了農村的開支，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措施，對新農村建設非常有利。

　　來源：《遼寧日報》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