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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説，需要對經濟發展中工業對農業、城市對農村、城市人口對農村人口、富裕人群對貧困人群的反哺予以高度自覺的再認識： 第一，農業是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基礎産業。沒有農業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不僅城鄉人口不能解決基本的吃飯問題，許多工業部門所需的生産原料也難以得到滿足。 第二，隨著現代工業的高度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在工業部門的推廣和應用，相對農業而言，工業産值以幾何級的速度不斷提升。人們更加關注汽車、房地産、IT這樣的創富産業，而對於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已經有些淡薄。 在水稻棉花等新品種的研發不斷取得成功之後，特別是隨著轉基因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很多的人相信技術萬能，把糧食等農作物生産看作小菜一碟。 其實，與大自然關聯度最高的農業産業是否與時俱進，是人類文明程度的最高標誌。所謂可持續發展、和諧發展，最終要看人們對於農業的態度，看農業的發展水平。 第三，由於農村對於自然環境保護的要求比城市更高，其社會經濟價值反而沒有城市顯得突出。於是，人們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一般舍得對城市化予以資金、人力以及政策上的投入，而對農村的三項投入明顯低很多。並且這個思維模式已經被廣泛認同，不僅造成了城鄉發展不和諧的後果，也成為制約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主觀因素。 實現城市反哺農村，就要果斷地採取措施，寧肯把工業産值目標調低一些，也要把資金、人力、政策資源更多地反哺到農村。 第四，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富裕人群與貧困人群之間的關係，不是單純拿基尼系數可以解釋的。從各國各地區的現代經濟發展史來看，經濟快速發展本質上都體現為工業對農業的掠奪、城市對農村的掠奪。 儘管不斷輸送到農村的工業産品客觀上提高了農業現代化的水平，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但由於現代經濟強調以工業為引擎，定價機制強調投入産出，農産品處於定價遊戲規則的弱勢地位，農業因而繼續處於“隱性的”為工業轉移支付的地位上。 因此，近百年來的經濟學發展基本體現為工業經濟學、創富經濟學；需要補上農業經濟學、和諧經濟學或者叫做可持續發展經濟學這一課。筆者以為，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當中，城市人口反哺農村人口、富裕人群反哺貧困人群，是題中應有之意。 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目標是“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並且強調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這是十分務實的。結合我國人口眾多的特殊國情，實現這個美好的目標就愈顯難度巨大：其一，我們不能簡單效倣他國的城市化做法；其二，中央和地方財政反哺農業農村的力度可能有限，特別是按照人均衡量，就更加有限；其三，農村農業的配套改革欠賬過多過大；其四，農業人口和農業農村的管理者的整體素質比較低。 因此，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既要高估困難，不追求一蹴而就；也要堅決果斷，抓住機會，適當加快反哺水平。進補過快，可能引起身體不適；慢了，可能貽誤時機。筆者以為，加大農村教育、科技以及農民養老方面的反哺力度，或許應當成為重點。而在住房等城市化設施建設上，或許更應當因地制宜，適度把握。 總體而言，從建國以來至今的56年余，為支持國家城市經濟、工業經濟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廣大農民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和犧牲。國民經濟的積累、國家實力的增強和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都是與三農的支持密不可分的。我們今天反哺三農，就國內而言，是還歷史欠賬；就全球潮流而言，也是健全現代市場理論體系、完善現代經濟文明的必要之舉。 |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