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3月3日電（記者 朱繼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形成了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主體，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為輔助，以民間借貸為補充的農村金融體系，這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農村金融機構長期以來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功能不清、利益衝突、機構單一的局面，但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深入發展及“三農”問題解決的全面提速，目前的農村金融體系已越來越明顯地制約著我國農業的結構性調整、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和農民的增産增收。作為一位農村長大的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通威集團總裁、通威股份董事長劉漢元委員接受新華網專訪時認為，制定和完善農村金融服務政策，已成為國家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迫切要求。

　　劉漢元委員説，從目前農村金融體系構成來看，作為主體部分的農村信用社雖然網點分佈較廣，但資金來源渠道狹窄。據資料顯示，全國農村信用社2005年底不良貸款額為3851億元，佔比達17.54％，相當部分農村信用社資不抵債，虧損嚴重，難以承擔服務“三農”的重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業務面很窄，功能發揮不充分，成了專注于糧、棉、油流通領域的政策性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在追求商業利益的過程中，貸款重點向優質客戶、大客戶傾斜，已逐漸淡化了農村中、小客戶，兩大農業銀行在農村經濟發展中所應發揮的重要作用已日漸減弱。此外，郵政儲蓄規模迅速發展，已成為了分流農村資金的主要渠道。2005年，郵政儲蓄在全國農村所設網點已達到24000余個，大量地吸收農村剩餘資金，截至2005年末，全國郵政儲蓄存款餘額達1.3萬億元，其中各鄉鎮及所轄農村就佔50%以上。這些資金通過向上存入人民銀行，從而使本來就緊缺的生産、建設資金游離于農村經濟和發展之外。

　　劉漢元委員認為，目前我國農村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服務現狀，已無法適應和滿足解決三農問題的實際需求，甚至制約著三農問題的解決，尤其是資金大量外流，已直接影響到了農村發展資金的整體供應，導致資金本來就十分短缺的農業、農村和農民雪上加霜。據專家測算，從1979年到2005年間，通過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等機構的資金凈流出量，超過了2000億元。與此同時，各大商業銀行紛紛向大、中城市轉移和集中，縣及各鄉、鎮機構網點大幅減少，即使仍存在的部分網點也收縮了放貸權限，限制了相關服務職能，這樣就很難滿足廣大農村和農戶持續發展的金融需求。

　　三農問題有其非常明顯的特殊性，第一是農民本身的資金少，帳目小，每個農戶的經營規模小，幾萬，幾十萬的多，上百萬的很少；第二是帳目本身不完善、不健全，很多農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資産；第三是金融機構的服務責任和意識不明確。在城市裏，每單一千萬可能都小了，但在農村，往往就是幾十萬元一單，甚至更小，從而導致很多金融機構不願承接這樣的業務，這與金融機構對城鄉發展的差異認識不足，服務意識不到位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農村金融工作今天的現狀。

　　作為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農業發展銀行應如何重新定位呢？劉漢元委員認為，農業發展銀行應該將營業網點鋪設到縣級及中心鄉鎮，並延伸服務對象、擴大業務範圍，圍繞農業結構調整和産業化、規模化發展，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務。國家同時應通過制定適當的政策措施，引導商業銀行把一定比例的資金用於農業發展，鼓勵和支持各大金融機構參與到三農問題的解決中來。特別對於中國農業銀行，可制定出相應的政策性規定，使其在農村吸收的存款必須有相當比例的資金用於農村信貸，為三農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

　　針對農村經濟發展現狀和農民的實際需求，“龍頭企業+金融機構+政策機制”解決三農問題不失為一種切實可行的模式。劉漢元委員最後指出，在該模式中，金融機構以信用貸款形式投入農業發展資金；農業産業化龍頭企業則作為加工中心、信息中心、服務中心和科技中心，對農戶實施全方位的帶動；農戶則在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龍頭企業的技術、服務支持下以養殖為基礎。通過公司、農戶和金融機構三方的密切配合，逐步建立起覆蓋生産、加工、銷售的健康、良性合作關係，充分利用金融機構的資金優勢，利用企業自身的技術、市場、管理和服務優勢，幫助農戶集中有限的資源來進行高效的養殖、種植、加工。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優化農村經濟結構，提高農業産業化水平，降低農戶的經營風險，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農村經濟健康良性發展，最終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撐，從而使農村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