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救荒制度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05日 14:36)

　　兩宋時期，由於外敵侵擾，內政不修，以致水旱、蝗螟等災害頻繁發生，災民遍野，餓殍滿地，社會秩序紊亂，嚴重威脅封建政權的穩固，因此，官府必須採取救濟措施，安定民生，恢復生産，以維持其封建統治。兩宋政權採取的主要措施是：

　　給於賑濟或貸給種食

　　兩宋時期，對受災人民不分主客戶，視災情輕重，直接發放常平、廣惠倉粟，或給於賑給，或貸給種食，使其維持生計，恢復生産。如本地倉儲不足，則轉漕于他路或遣使馳傳發省倉（中央倉儲）；或勸募富室捐助錢粟賑給，由官府酬給官爵；或勸諭官吏出資賑濟，許書歷為課，若有貸資為救貧困者，秋成後由官府理償。有時也發放皇室內庫金帛，或出售祠部度牒，集資救濟。東南各地災荒，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以賑濟之。

　　減免賦稅徭役

　　兩宋時期，在發生災荒之時，租賦未徵收或徵收未完成的，可視災情輕重，或量予減少，或完全免除，或留待下年徵收；賦稅有折變、支移的免除之，免除力役，免除多年舊欠等。

　　災民流亡他鄉，關津給予方便

　　兩宋時期，災民流亡他鄉的，關津給予方便，不收渡錢，所至信在官第或寺觀，為煮糜粥以食之，或每人每日給口糧。其能歸鄉複業的，則計日給與資助遣之使歸；其無家可歸的，則或授以閒提案，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者人修工役；其老幼弱疾不能自存的，則由官府收養。對因疾疫死亡的，由官府埋葬，並賜給其家屬錢谷。由於官府採取這些應急措施，對安緝流亡，使災民安定生活，不致流離失所、造成社會不安，起了重要作用。

　　分散饑民，隨地儲糧，勸民出粟

　　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河北、京東西大水為災，人相食，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時富弼知青州，以為饑民眾多，應使分散各地，擇所部豐稔者，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加上官儲，隨地地儲糧。各地擇寺觀及以私空舍與依山岩為窟室，得十多萬區處，散處饑民，以彼岸薪水給用。分遣寄居閒散官員，並輩流民中曾為吏胥走隸者主持賑濟並供簿書、給納、守衛等役，官吏皆給其祿，並書其勞，約為日後奏請賞賜，並每五日遣人以酒肉飯糗慰勞，使其就災民所聚居處，選老弱疾病者廩之，以此人人盡力”（《續資治通鑒》卷50，仁宗皇祐元年二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死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

　　官府倉儲不敷，出爵賞勸誘富室捐粟

　　南宋時期，由於官府倉儲不敷，乃特出爵賞勸誘富室捐粟，用以救濟災民。紹興元年報1131），詔富室出粟濟糶者賞各有差，糶米3 000石以上者，給守闕進義校尉；1.5萬石以上者給進武校尉；2萬石以上者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蔭不願補助者，比類施行。孝宗乾道七年（1171），湖南、江西旱災，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無官之人，1 500石補進義校尉；2 000石補武校尉；4 000石補承信郎；5 000石補承節郎等。對文武官吏亦勸出粟，按額數多寡給予升轉。

　　禁止遏糶，以利糧食週轉，便於救濟災民

　　淳熙七年（1180）九月，禁止各路遏糶，即禁止各路限粟出境，以利糧食週轉流通，便於救濟災民。淳熙十一年（1184）七月，浙西、江東大水為災，禁止各州遏糶。光宗紹熙五年（1194）二月，禁止江西、湖南遏糶。寶慶三年（1227），監察御史汪剛中言：“豐穰之地，谷賤傷農，兇歉之地，濟糶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糴，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申嚴遏糶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鬻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推行，不致文具。從之。”（《宋史食貨志》）寧宗慶元元年（1195），還曾制定告藏法令，凡屬商販不準囤積，必須盡數糶出，如有囤積，許人告發，給予懲處，並獎告者。正如《宋史食貨志》中所説的：“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賑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

責編：肖闊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