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全球化新趨勢：市場競爭與大學排名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01日 17:09)

　　近日，由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資助的“墨爾本學院澳大利亞大學國際聲望排行”揭曉。

　　近幾年來，大學排名似乎風靡全球。大學排行為何越來越頻繁？澳大利亞的高教專家認為，高等教育全球化和由此引發的激烈的教育市場競爭，是一些國際機構熱衷大學排行的原動力之一。

　　高教市場“蛋糕”多大？專家認為：每年300億美元！

　　高等教育與其他服務性貿易一樣，很難用一個數字簡單地估出它的價值。但是，一些西方的教育專家早已開始用經濟學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了。

　　記者最近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一個研討會上，就第一次聽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悉尼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著名的教育實踐學家安東尼韋爾奇(Anthony　Welch)教授認為，據保守估計，全球高教市場從現在一直到2010年每年至少有300億美元、140萬學生。

　　韋爾奇認為，教育將成為全球服務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絕對領先，或者取得完全的國際領導權。高教的國際化進程也將進一步打破國界，高教國際化勢在必行。他説，近幾年來，世界教育學費市場日益擴大，僅1998年，全世界國際學生所帶來的所有收入(包括生活費用)最少也是200多億美元。其中，澳大利亞的教育已經成為超過農業貿易收入的最大服務輸出領域，例如，2000年至少為澳大利亞的經濟輸入了21.5億美元，佔到澳大利亞服務貿易的12%。上世紀90年代早期，新西蘭的教育輸出收入超過了葡萄酒貿易的收入，2000年美國從留學生那裏獲得了102.8億美元的收入。

　　韋爾奇發現，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特別是新西蘭在擴大留學生招生規模方面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績。上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高校招收的國外學生增長了350%，從1980年到2000年則超過1000%。1996年到2001年間，國外註冊的招生比例從24%增長到37%。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留學生招生人數佔總量的75%，在過去的20年裏幾乎翻番。1999年，4個主要的英語國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招收的留學生數佔世界總數的54%，佔所有來自亞洲留學生的70%。

　　韋爾奇認為，當前的高教競爭主要是英語國家之間的競爭，在國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多數都是英語國家的大學。在英語國家之間的大學競爭中，國際化程度越高，排名就越靠前。以《泰晤士報》排行為例，世界前100名大學中60%以上是英美大學。

　　墻外開花墻內香？澳大學排名“應運而生”

　　有證據顯示，儘管澳大利亞大學的留學生數量呈現逐年增長趨勢，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學生，但是這些學生中大約一半以上的最終選擇並不是澳大利亞。如果可能，他們寧願選擇美國或英國作為留學的最後目的地。墨爾本大學教育研究專家威廉姆斯(Ross　Williams)教授認為，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亞大學國際地位不明朗，外國學生缺乏對其國際聲望的相關信息。因此，弄清楚它們的國際地位，對應對進一步加劇的國際競爭非常重要。

　　2004年11月公佈結果的“墨爾本學院澳大利亞大學國際聲望排名”是由墨爾本大學資助、墨爾本大學的墨爾本應用經濟學和社會研究學院主辦的。主要研究人員是墨爾本學院威廉姆斯教授和美國斯坦福大學范戴克教授(Nian　Vandyke)。

　　據悉，這個評價指標是首次採用了客觀指標和業內評價相結合的指標體系，同時考慮到了大學的科研能力和教學表現，因而也更具科學性。

　　為了設立“更加科學的指標體系”，墨爾本大學的研究小組開展了全球調研，先後向全世界最好的大學校長和澳大利亞高校的院長們發放了調查問卷。

　　有40位世界著名大學的校長回復了問卷，他們中約一半人認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墨爾本大學處於世界高校的前80名之內。這個結果與上海交大的排行結果基本一致。在《泰晤士報》的排行中，澳大利亞也有14所大學名列世界前200名。

　　澳大利亞國內大學院長們的問卷結果也大致如此，只是名次比較高些。為了形成“墨爾本澳大利亞大學國際聲望評價指數”，調研小組綜合了調查的數據和定量分析的結果。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解決了兩個其他類似國際評價中存在的爭議性問題：一是評價的變量指標過於側重科研行為。在墨爾本大學的指標中，變量指標評價的範圍擴展到了教學和研究培訓領域。二是在傳統研究中，各指標變量的權重大小僅簡單地由研究者自己來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知名高校的校長和澳大利亞國內大學院長們的意見是如此的一致。他們建議，大學評價的指標主要應該是：

　　1.教學人員的水平和國際名望，比重應為40%；2.研究生的課程質量，比重應為16%；3.本科生生源質量，比重應為11%；4.本科生課程質量，比重應為14%；5.資源水平，比重應為11%；6.同行評價，比重應為8%。

　　每一組指標中還有若干不同的變量。教學人員的國際名望是通過科研成果、論文被引用情況、參加高級學術機構的成員以及獲取海外研究獎勵的情況來測量的。本科課程質量是通過學完本學位後考取更高學位的比率、學生評價和師生比來測量的(研究生的課程質量評價方法與此類似)。其他的標準還包括學生的成績、錄取分數線、師生比以及學生和每門學科的平均資源水平。第六個指標是最新指標，它綜合歸納了40名國際著名高校的大學校長與80名澳大利亞大學院長的調查意見。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強調科研指標的重要性，同時師資質量也被他們看作最重要的因素。

　　澳大利亞的教育專家認為，排名結果比較準確地反映了澳大利亞高校的辦學質量與國際聲望的一致性。這次排名中澳大利亞大學8校集團(Go8)的學校都名列前茅，然後是創新科技類(IRUA)和科研體大學(ATN)，最後是新生代大學(NGU)，排名如下：

　　威廉姆斯教授認為，大學的國際聲望排名依據的只是大學可測的標準。今後還應該增加更加具體和針對性強的指標，例如大學對本地區發展的貢獻大小以及對國家福利的貢獻，並且對那些與全體學生有關的教學質量表現方面的測量指標要儘量細化。

　　主觀評價還是客觀表現？排行標準難離辦學主旨

　　教育專家們對於大學排行所依據的指標體系的建立歷來都存在爭議。《泰晤士報》和上海交大的排行結果公佈後，在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大學儘管心中暗喜，但也頗有微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在幾次排行中都名列世界前100名，但是該校校長愛蘭卻評價説：“所有的這些排名都是不完美的，因為他們依據的是不一樣的統計指標。”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圖書館館長考林斯(Colin　Steele)甚至説，過分重視科研論文的引用率，導致了世界著名專業刊物質量下降，重科研輕教學的排名體系也歪曲了大學的首要任務——人才培養。

　　昆士蘭科技大學校長皮特考得利克(PeterCoaldrake)認為，大學評估和排名需求的持續火爆，是受到了基金代理機構、媒體和大學本身的操縱，越來越成為一種商業化的操作。

　　那麼，大學評價比較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是什麼樣呢？

　　莫納什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西蒙馬金森(Simon　Marginson)認為，一個好的大學評價標準體系應該滿足5個條件：簡單易行、透明、基於現實的實際情況、不帶任何偏見、有利於促進大學和國家整個高等教育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他認為，基於大學客觀的辦學成就(資源、教職工素質、科研成果、教學表現、生源的國際化程度)的排行與基於同行評價和聲望的排行，是有很大區別的。主觀的名望評價告訴我們誰在市場上有地位，但是不能夠反映出大學的真實質量水平和表現實力。排名不能把主觀評價與對實際情況的測量結果混淆在一起。

　　他分析了國際性大學排名中比較引人關注的上海交大排名、《泰晤士報》高教副刊排名和墨爾本學院“澳大利亞大學國際聲望排行”。認為：

　　上海交大排名在一定範圍內是可行的，它並沒有試圖提供可供比較判斷的有關教學質量的所有資料，但是它比較的是最可行的兩個客觀因素：科研能力和實際表現。重要的是，它包括了質量和定量研究的考察。

　　《泰晤士報》高教副刊排名側重國際化程度，它的範圍更廣，包括了大學的聲望、科研、人均資源、教職工和學生的國際化程度等。但這個排名也不完美，它自己説設計者試圖儘量客觀，而50%的指標卻取決於主觀的名望調查。

　　這個排名的一個積極的意義，是把教師和學生的國際化程度放在一個顯著位置，而這個因素恰恰是聰明的排名研究者們關注的變量之一。

　　“澳大利亞大學國際聲望排行”立足於可測量的客觀現實之上，儘管僅僅局限在澳大利亞國內，但它易於操作，有透明化特點，而且綜合考慮了大學的科研能力和實際表現。

　　但是，這個排行也有不足之處。第一，既然是國際聲望排行，那就應該在國外進行(這個排行使用了國際認可的國內聲望的排行措施)。第二，應該增加國外學生和教職員意見的調查內容。第三，科研成果的測量不僅包括當前的成果，還應該包括過去10年來的成果。

　　它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比較教學質量的測量指標。資源的投入産出比是定量的測量指標而不是質量測量指標，學生的主觀評價意見也受到他們所在立場的影響。

　　此外，這個排行最主要的缺陷是採用了澳大利亞國外大學校長和國內大學校長、院長對大學名望的判斷，而且這個判斷佔總分數的8%之多。同樣的問題還有，要求調查對象給這些指標打分，而這應該是研究者自己事先設計好的事情。(記者　姜言東)

　　來源：中國教育報

責編：張娜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