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的困惑：一個女海歸回中國的逆向文化震蕩

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01日 17:51)

　　回矽谷已經一年多了，經常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約我吃飯，非常好奇也非常誠懇地詢問我回國的經歷。儘管最近媒體風傳海歸變成海待，在矽谷的中國人圈子裏，闊別多年的祖國，依然像一顆巨大的磁石，吸引力有增無減。

　　中國加入世貿後經濟增長勢頭穩健，海歸的就業市場也頗有好轉，不時聽到朋友在國內找到高薪高職的工作，於是想借此機會談談我的海歸經歷。

　　我二零零一年從斯坦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不顧朋友勸阻，決定回國，加盟麥肯錫大中華區北京公司做企業戰略諮詢顧問。記得剛回國的時候，心裏非常興奮非常激動，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覺得像做夢一樣，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闊別七年的祖國。

　　第一次和同事去嘉裏中心旁邊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飯，特別高興，心想在美國可吃不到這麼地道，又這麼便宜的中餐。回國的前四個月象蜜月一般，覺得中國處處都好，可不用在美國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這輩子不需要回美國去了。

　　沒想到蜜月總有結束的時候，四個月之後，開始懷念美國，同時漸漸發現自己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記得回國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説，當心回國後有”ReverseCulturalShock”逆向文化震蕩，意思是説我需要重新適應中國的文化。當時不信，心想我從來是很中國的，在美國這麼多年，因為中國情結太深太重，總是有意識地抵觸美國化，保持自己的中國本色，回國後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難道還需要適應我自己國家的文化不成﹖

　　結果不幸被好友言中，發現潛移默化中自己已經吸收了美國文化的很多東西，反而對中國文化不習慣了。那麼就來談談我回中國的逆向文化震驚吧。

　　語言震驚

　　回國兩月有餘，第一次去相親，對方是媽媽同事鄰居的兒子，北師大畢業，人大的工商管理碩士，在北京一家民營的證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歲，地道的本土派，儀錶堂堂，爸媽頗為滿意。

　　記得第一次見面，交談不久，對方冷不丁問我中文裏夾的英文詞“impressive”是什麼意思，我被問愣了。在美國已經習慣了講中文的時候帶英文詞兒，從沒想到過需要把英文的口頭禪翻成中文。冷不防被問到，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怎麼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譯，但聽起來很蹩腳，中文不用這麼長的形容詞兒。翻成“很好的”好像意思沒有完全表達出來。仔細一問，原來我交談中不自覺帶的很多英文詞兒他並沒有聽懂，只是不好意思問罷了。

　　大學的時候讀圍城，記得錢鐘書先生把海歸夾在中文裏的英文詞兒比成“夾在牙縫兒裏的肉屑”，當時為錢先生的刻薄叫好，並對海歸的這種行為大不以為然。沒想到十年之後，自己講話也變成了“夾在牙縫兒裏的肉屑”。

　　真想對錢先生説，先生冤枉啊，我夾英文詞兒可一點都沒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實在是習慣了，脫口而出，真要一點兒英文都不夾還很費勁呢，因為要在説話前把腦子裏現成的英文詞兒現翻成中文(還得找到合適的中文詞兒)。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海歸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語言關。

　　在麥肯錫第一次和中國客戶打交道，同事對我説，注意講中文，客戶不喜歡我們説話帶英文。於是給聯想做項目的時候，講話特別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講，但一不注意英文詞兒還是脫口而出(比如説strategy,competitiveanalysis之類的商業用語)。

　　好在聯想的客戶很尊重麥肯錫，也很願意向麥肯錫學習西方的先進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響不知不覺講話也帶上了英文詞兒。想想很對不起錢鐘書先生。

　　生活文化震驚

　　海歸遇到的語言震驚是很容易發現也是相對來説容易克服的，而海歸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異，則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點一滴裏，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記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談到聰明和智慧的區別，他問我説，你覺得自己是聰明型呢，還是智慧型的﹖我當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是既聰明又智慧型的”。朋友驚訝地看了我一眼，説道，你到是一點兒都不謙虛啊。我當時一愣，突然意識到在東方文化裏，即使別人誇獎你的時候也應該謙虛地説，“那裏那裏，還差得遠呢”，那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道理﹖

　　在美國呆久了，習慣了心裏想什麼就説什麼，忘記了謙虛，也忘記了謙讓。西方文化直來直去，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説十分(如果不是説十二分的話)。學會推銷自己是在美國謀生的先提條件。東方文化則比較含蓄，經常拐彎抹角，嘴裏説的不一定是心裏想的。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會説八分，留著二分讓對方去猜。

　　在上海做項目的時候交了一個上海男朋友偉，本土派的，其實也算海歸，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還東方，所以我們在一起經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異。一個週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從北京來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間裏。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週末苗該見她的朋友就見她的，我給苗要了一張房卡，這樣我們倆互不影響，行動自由。

　　跟偉一講，他很生氣，説你怎麼能這麼對朋友呢，中國人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當然應該陪好朋友玩了。我覺得很委屈，在美國，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間也是很獨立的，有空約時間見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麼就各兇員悌沒什麼可客氣的。

　　在我看來很自然的事，在偉眼裏是“不講姐們兒義氣”，解釋了半天也解釋不清，本來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偉去無錫玩，結果我們兩個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剛剛出差去過)，也沒玩好，因為我和偉吵架，三個人都掃興而歸。

　　企業文化震驚

　　生活中的文化差異像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擊才會迸發，即使發生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有時會給平靜的生活平添一些樂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異，則像是一股旋流，會有一種被它吞沒的感覺。

　　在麥肯錫北京公司工作，感覺肩上的責任比在美國大，更有挑戰性，比如説給微軟這樣的財富五百強跨國公司或中國電信，聯想這樣的國企民企領頭羊做企業總部發展戰略，但是最大的感覺就是累，幾個月下來身體透支得很厲害。回斯坦福商學院參加我們2001屆MBA的一週年聚會,和在美國麥肯錫做的同學一聊天，發現同是給麥肯錫打工，我在中國的工作時間是我同學在美國工作時間的兩倍。

　　在中國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樣的感覺，在中國工作工作時間加倍長，工作強度加倍大。為什麼呢，我想有兩個原因。

　　其一，經濟差異，中國仍在飛速發展的階段，而美國經濟已相對成熟，好比馬拉松賽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兩個小時的對手，自然會跑得累很多。

　　其二，文化差異。美國文化強調個體的重要性,強調individuality，個人利益第一，企業利益第二，如果問100個美國人，工作和家庭哪一個更重要﹖99個會回答説，這還用問，當然是家庭重要。剩下一個會被大家認為是workaholic(工作狂)。晚七點以後和週末是法定的個人時間，偶爾老闆讓加班，還要很抱歉地地對你説，不好意思讓你加班了，做完趕緊回家吧。

　　而亞洲文化，強調集體的重要性，強調conformity，企業利益第一，個人利益第二，個人服從集體，老闆覺得你的時間都是他的，加班理所當然。況且中國文化崇尚堅忍，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在麥肯錫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做得那麼辛苦，大家卻也習以為常，沒有人因為工作時間長就炒老闆魷魚。習慣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捲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後，突然有一種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

　　女海歸的交友震驚

　　回到矽谷後，碰到和我年紀相倣，想回國的女同胞，問我回國的感受，我第一句話就問，你結婚了沒有﹖有沒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是沒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矽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國找不到男朋友的。為什麼呢，那就談談我回國的交友震驚吧。

　　在美國洋插隊了七年，回國的時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齡女青年，我的婚姻問題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在美國的時候心想，中國有十三億人，男同胞應該有6.5億吧，市場足夠大了，自己條件又不錯，找個老公總不成問題吧。殊不知自己大錯特錯也。回國半年多，居然一個約會都沒有(相親不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想想在美國七年，什麼時候擔心沒有男孩子約我呢﹖如果我想約會的話，去一次矽谷中國工程師協會組織的舞會，或是郊遊，自然能認識好幾個單身男士，約會不成問題。矽谷男女比例失調，女孩子是大熊貓，不愁沒人追的。沒想到回國之後突然之間門庭冷落，空守深閨了。海歸的舞會，郊遊，或是派對也去了，認識的人也不少啊，可好像從來沒人主動給我打電話，偶爾有男士約我出去，還以為對方喜歡我，交往一陣子後發現對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紅顏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者——第一者還沒著落呢，哪有時間去做第三者﹖

　　想想不對，用麥肯錫的2X2市場吸引力，企業競爭力矩陣一分析，突然發現自己在交友市場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競爭力也是零，處在要被麥肯錫建議退出市場的原點上。

　　為什麼呢，先談目標市場吸引力，我的目標市場是海歸男士，覺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隊回城的，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吧。沒想到海歸男士不想找海歸女士，自己掙錢已經足夠多了，何必再找個女強人呢，還是找一個本土派的賢妻良母比較好。

　　那麼擴大目標市場，轉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國兩個名牌大學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年薪十萬美金，足以讓本土派男士望而卻步。我曾試過在新浪網上交友，email告訴對方自己的學歷和經歷之後，對方只回了四個字，高山仰止。

　　大學的時候就在雜誌上讀到過女碩士女博士找對像是高射炮，找不到目標。現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市場吸引力是沒了，再看看自己的競爭力，既不年輕，也不是特別漂亮的那種，可能也不夠溫柔，在美國習慣了獨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從不依靠任何人，東方女性的順從謙讓都忘到腦後了。

　　和本土派年輕漂亮溫柔賢惠的女孩子比起來，似乎也沒有競爭力。怎麼辦呢，難道真按麥肯錫的矩陣理論，退出市場不成﹖可總不能一輩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無望之際，偶然在上海做項目訪談時認識了偉。偉比我高一屆，88級的，大學畢業後趕上出國潮，東渡日本留學五年，回國後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銷售。我在上海給一家跨國公司做中國市場的戰略諮詢，在做市場訪談的時候碰巧認識的。

　　因為工作關係請偉吃中飯，聊得很投緣，所以約好週末一起出去玩。在上海出差幾個月了，還從沒在上海好好玩過，每次都是來去匆匆，週日晚上從北京飛到上海，週五晚上又急急忙忙飛回北京。這回決定在上海過週末，反正公司報銷五星級酒店房費。

　　週日偉帶我逛上海，在豫園品茶﹑吃南翔小籠包，在外灘坐渡船，登上東方明珠塔最高層看外灘的夜景。上海的夜景很美，可以和舊金山相媲美，但比舊金山更有情調，因為上海夏夜的風是溫暖柔和的，像是戀人的手，不像舊金山的海風，即使是夏天也吹得你透心兒涼。

　　和偉在一起的日子時間過得很快也很開心，是我回國一年中最開心的時光。曾有想過在上海找個外企的工作，紮根中國，就把美國放棄了吧，這也是父母的心願。但不知為什麼，心裏總有一種失落落的感覺，像是有個添不滿的黑洞。其實我自己知道是為什麼。二十歲到三十歲這人生成長中最關鍵的十年，我有七年是在美國度過。儘管自己一直在抵觸美國文化，但潛移默化中美國的文化，美國的價值觀已經成了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美國的一半，成了我和偉之間最大的障礙。我們倆之間總是會碰到中西方文化的衝突，我知道偉永遠不能夠理解我的另一半，那個我生長在地球的另一端。三十歲的我，發現僅有愛情是不夠的，我需要找到一個soulmate,一個真正能了解我的全部，分享我的全部的知己。我想了很久，覺得我和偉是不會有長久的幸福的，激情褪色之後，我們倆之間的差異會在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小事中體現出來。偉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一直不願讓我為他放棄美國。

　　回國前朋友都勸我留在美國，這回父母姐姐倒是都勸我留在中國(因為當時美國經濟太糟)，但內心深處的我，知道自己如果不回美國的話一輩子都會後悔的。所以我鼓起最後一點勇氣，在二零零二年那個寒冷的冬天和偉告別，在矽谷經濟一片蕭條，公司裁員風聲鶴唳的時候，孑然一身回到了矽谷。

　　海歸的美國情結

　　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想家想得發瘋，第一次給家裏打電話就哭了。出國前從國內帶了盤校園民謠之二(九四年最流行的)，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帶著點流浪的喜悅我就這樣一去不回，沒有人告訴我想家的苦澀滋味”，每聽到這句詞兒，都會忍不住流淚。在美國辛苦奮鬥了七年，總算回國了，以為可以擺脫纏繞我多年的鄉愁了，沒想到回國不久，鄉愁換了個名字，又重新回到了我身邊。走在北京喧囂的，塵土飛揚的大街上，開始想念矽谷碧藍如洗，一塵不染的天空。

　　上班堵在三環路上，自行車比出租還快的時候，開始想念在280高速公路上時速130公里開車飛馳的自由的感覺。還有我最喜歡看的好萊塢大片。每次回美國度假，都要一個人跑到電影院裏，連看好幾個電影，享受在超大屏幕前看指環王，哈裏波特的感覺。

　　想想海歸好慘，洋插隊幾載，辛辛苦苦適應了美國，回國後又要克服逆向文化震驚，重新適應中國，在美國的時候想中國，在中國的時候又想美國，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最後總要做一個選擇，無論選擇魚或是熊掌，總免不了一分割捨的痛。

　　記得在國內的時候，有一位本土派朋友，在國內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有車有房有存款，可是出國夢仍未圓。琢磨著去美國讀書吧，捨不得在北京的高薪投資銀行工作和舒服的生活，不出吧，眼看公司裏海歸同事越來越多，總覺得自己缺了點兒什麼。舉棋不定，向我討教。

　　我對他説，出國一定要慎重，如果你想長期在國內發展，一定要找到合適的機會再出國，而且出去時間不要太長，在國外呆一兩年鍍個金就好了，出去時間太長國內機會成本太大，回國又要面對逆向文化震驚，有可能得不償失。如果你想長期在美國發供對出國的機會倒不需要那麼挑剔。不過做好得失的思想準備。

　　回到美國後，我悲哀地意識到，我和父母永遠隔著一個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父母不適應美國，我不適應中國，這個現實我永遠無法改變，這是每個第一代移民都要付出的代價。

　　説了這麼多海歸的困惑，似乎海歸不是那麼有吸引力。那麼到底是歸不歸呢﹖中國和美國實在是各有各的好處，海歸與否因人而異，不能一蓋而論，主要是看你想要什麼了。我個人以為對海歸來説，中國可能有更大的事業發展空間，而美國生活質量高些，更適闔家庭，舍魚或舍熊掌，全看個人喜好。

　　我在加州伯克萊大學讀書時的一位好友，零零年回國，已經在民企裏摸爬滾打了四年，對我説現在已經徹底本土化了，“別人都看不出我是海歸了，説我看起來跟北京小痞子沒什麼區別”，海歸做到這份兒上，也算是修得正果，取到真經了。

　　來源：中新網

責編：張娜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