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廣西賓陽縣委書記施漢飛風塵僕僕趕到北京來領取全國質量先進縣的獎牌，在機場，我們的手又一次握到一起。從相識到相知到分別，從喝第一杯酒時的陌生到離別時的一醉方休，從曾經的制假大縣到全國質量先進縣，對於我們、對於賓陽，短短一年都有太多的記憶和留戀：火熱的基層，充實的生活，實踐的課堂……。

　　一年賓陽行，對我人生最大的幫助是補上了三堂在北京學不到的課程。

　　知識課使我重新認識中國社會

　　我在縣裏分管招商引資，最初很多朋友表示願意到我那裏投資，一是支持，二是東部地區土地緊缺，勞動力成本高，到西部去不失為一種突圍的方法。深入了解之後發現，我認為與東部相比不應該有問題的地、電、勞動力等資源在當地非常緊缺。地在農民手中，要得到幾百畝地，農民的工作很難做，何況還有國家農田保護政策的限制。電本是廣西的優勢，但廣西的水電站是廣東投資的，去年下半年電力緊張，廣西的電要按合同供給廣東，造成全縣大停電。勞動力有，但農民工們寧可背井離鄉，也不願在我們的企業中就業，因為廣東的工資更高。我做過計算，種水稻，一畝地的收益是500元，種甘蔗800-1000元，我們人均不到一畝地，靠種地溫飽勉強，要建新農村必鬚髮展工業，特別是農産品的深加工。而發展工業，地、電、人是基本要素，不能在土地政策上獲得對西部的特別支持，不能説服農民舍小家為大家，不能獲得土地，經濟發展將是難以突破的怪圈。

　　前不久，我們的一個欄目批評了廣西的某地限制農民將甘蔗外運。今年糖價高，甘蔗成了一種搶手的資源，一些有糖廠而不種甘蔗的地方，通過提高原料蔗價格的方式爭奪資源。那些花費了很多土地資源種植甘蔗的地方則展開了甘蔗保衛戰，要把資源留在自己的糖廠。限制甘蔗外運表面的理由是糖廠為農民提供了種子和化肥，形成了事實的合同關係，實際的背景則是財政收入，在取消了農業稅後，種甘蔗對政府收益的關鍵是甘蔗在本地深加工。廣西的大部分縣還是吃飯財政，財政最大的負擔是農村基礎教育，因為教師要佔到財政供養人口的一半左右，失去幾千萬的甘蔗財政，對於一般只有兩、三個億財政的縣來講是不能承受的。所以，不與農民逐利是對的，維護政府運轉和基礎教育的穩定也是對的，好和壞的差別只是處理的方法是否更加科學和人性化。

　　上述只是兩個局部的事例，在基層工作我們每天都會遇到許多這樣的矛盾，對與不對是相對的，必須放在一個大的背景中來思考，才能得出一個比較正確的結論。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要做到客觀準確，需要學習、學習、再學習。

　　感情課拉近了我與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之間的距離。

　　到賓陽不久，一位鄉鎮書記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電視上鄉鎮幹部的形象總像個惡霸？我很詫異，但細想在我們的節目中出現的基層幹部很多是在批評報道中，不僅有鄉鎮幹部，還包括縣一級。其實到地方看看，基層幹部真的不容易。收入菲薄：賓陽的縣委書記月工資加補貼是1200元，鄉鎮一級幾百元，村官補貼幾十元；生活艱苦：相當一批幹部是異地為官，同我一樣住在單身宿舍，每月只能回一兩次家，我們戲稱是“已婚享受未婚待遇”；壓力極大：GDP是硬指標，客觀條件不具備，主觀來補。縣裏的招商局曾經給我安排了一個活，到廣東代表賓陽縣向一家不大的企業落成致賀，原因是這家企業的股東在本縣有投資，這可能是我參加過的最小企業的落成儀式了，招商引資可謂煞費苦心。而對基層政府來講，招商引資是加法，計劃生育和社會治安則是一票否決，有位鄉鎮的同志在向我介紹計劃生育工作時哭了，傷心處是得不到鄉里鄉親的理解，在計劃生育工作中，他們付出的不僅有努力還有鄉情。我想，我們在報道時往往會不自覺地站在弱勢一方，與我們這些中央媒體記者相比，其實基層幹部也是弱勢群體，做錯了應該批評，但要留有餘地，多一份理解，畢竟他們才是維護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基石。

　　到基層有了更多接觸農民的機會，對他們的感受首先是同情，特別是看到農民辛苦一年的收入還不夠我們在北京吃一餐飯時，歉疚感就格外強烈，農民對社會的貢獻遠大於社會的給予，他們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隨着工作的開展這種感受有了新的發展，經常會“恨鐵不成鋼”，明明是為農民好，為什麼他們就是不理解不支持呢。當我真正坐到農民的家裏和他們喝米酒的時候，我才看到了真正的農民，吃苦耐勞，講奉獻，講感情的農民。這時我理解了所有溝通的障礙其實只是“信任”倆字，如果幹部不高高在上，都把農民群眾作為父母一樣來關心，像兄弟一樣來愛護，就沒有説不通的理，辦不成的事，農民會向你掏心窩子。在挂職的一年中，我這個北京來的書記經常帶着米酒到農民家裏做客，看到農民朋友誠摯的眼神，內心非常的感動，也很感激他們對我工作的支持。

　　感情上近了，自然會設身處地地為對方着想，假設一下，我們在報道中如果把自己與當事人換位思考一下，是不是報道會更客觀、更準確呢？這就是挂職的收穫。

　　實踐課增強了我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

　　臺領導經常要求我們要想管、會管、敢管，到了基層才真正理解了它的重要性。在基層不想管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項工作都有它的難度，如果疏於管理，小事也可能釀成大禍。不會管也是不行的，群眾不理解是生硬地開個群眾大會提要求，還是跟他們促膝談心，甚至吃餐飯，會管與不會管真可能謬以千里。不敢管就更不行了，一百萬人的縣，幾十個部門，不敢管如何樹立威信？保持政令暢通？我們開玩笑説：不敢管，轉眼都成了“刁民”。

　　賓陽是一個特殊的縣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稱為“小香港”，民營經濟發達。九十年代，假冒偽劣盛行，“賓陽貨”成了假貨的代名詞，縣域經濟遭到重創。經濟的下滑導致各種矛盾日益激化，最極端的表現是在上世紀末，農民把縣政府砸了。我挂職的這一屆政府，是在賓陽社會治安和計劃生育兩票否決之後上任的，大部分是外地人，面對複雜的政情、社情，他們採取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方法，迅速穩定了局面，等到我離開的時候，賓陽被評為全國質量先進縣，終於走出了低谷。

　　總結賓陽的工作經驗，有三點印象深刻。一是謹慎，凡事都要經過深入的調研，再做出切合實際的決策，力爭水到渠成。二是秩序，非常強調工作中的秩序，特別是各級、各部門的關係，防止矛盾的産生，保證政令暢通。三是務實，對群眾工作不搞花架子，思想工作既紮實又細緻。

　　我到賓陽，上的第一堂課，是配合我的縣委辦同志給我講“規矩”，什麼是我管的，什麼不能管；什麼字可以簽，什麼字不能簽；什麼時候要講話，什麼時候應該由下級或上級先講話；甚至在接待中如何坐，怎麼敬酒等等，清清楚楚。過去我們最反對官場規矩，但進了官場才發現秩序是保持團結最好的穩定劑，因為它能把責任和權利明確化，每個人做好自己的事，不去踩別人的腳，而且能夠把複雜的人際關係處理到一種程序化的簡單，對於大多數人來講，按規矩辦實際上是最輕鬆，最有效率的。我是挂職幹部，又是北京來的，大家都敬我三分，我還能“不越雷池一步”，自然與地方同志相處融洽。

　　處好關係，不等於就可以把工作做好，作為副書記做決策的前提是“慎言”，只有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才可以發表意見，否則很容易“禍從口出”。我分管的一項工作是推廣數字電視，很多地方在推廣數字電視時，引起了群眾的不滿，甚至衝突，起因往往是操之過急。為此，我們先用兩個月的時間在電視上做宣傳，然後問卷調查、社區走訪，了解群眾的認知度和意願，當確認大多數人已經願意接受了，才真正進入具體實施階段，這期間還組織到試點縣去了解在實施過程中出現過什麼問題，如何避免。等萬事俱備，才從容進入小區試點，最後全面鋪開。總結數字電視的工作經驗，我認為嚴謹的工作作風是關鍵，我們要對群眾負責。

　　印象中，在我們媒體中出現的基層幹部很多都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事實上，做基層工作，大家都很務實，都要想方設法地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我們有個雙江村，在前年一場大水中被沖毀了，縣裏決定把它重建起來，要成為示範村。雙江村的群眾基礎不好，兩個大姓互不買帳，在重建規劃上，兩個姓都要求把通向公路的橋修在他們這邊，既要建新村，就要求房屋朝向統一，許多村民又提出風水問題，一家一個想法，新村規劃做不下去了。最後常委會決定，派兩個縣委常委帶着從雙江村出來的縣裏的幹部進駐雙江村，一戶一戶做工作，經過一個月的努力，群眾思想通了，雙江村終於重新建了起來。在基層，群眾不會從理性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思想通與不通，往往決定一項工作的成敗，甚至又增加了幾個上訪戶，所以學會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成為基層幹部的一個基本功，方法多種多樣，像我這樣來自北京的幹部，語言又不通，只好帶着米酒，靠真誠去去打動群眾，效果也不錯。

　　回想一年，基層真是一個大課堂，只要用心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常對朋友講，在北京“晃”一年，不如到基層去學一年，在基層增長的才幹是最貼近中國實際的，它可以使你受益終生。

海外新聞部 范昀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