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今天繼續“開闢中國式現代化廣闊前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創新決勝未來，科技是國之利器，是牽動世界格局變動的重要力量。前沿科技靠創新，創新要怎麼實現呢？創新早就不是砸在科學家頭上的蘋果，而是需要翻越的一座又一座大山。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科技創新的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就是要把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轉化成競爭優勢，贏得戰略主動。100多年前，量子科學誕生的時候，我們還只是看客，今天，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次量子革命”的重要推動者和引領者。這就是所謂的彎道超車，它所體現的就是創新體制機制的優勢。

在中國科學院量子信息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的實驗室，科研團隊正在加緊超導量子計算的研究工作。不久前，我國量子計算領域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經過十餘年的持續攻關，潘建偉院士團隊成功構建了超越經典計算機的量子計算模擬器，在量子計算領域寫下亮眼的一筆。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量子信息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院長潘建偉：“它的計算能力全面超越了目前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在整個量子計算研究途徑當中的三個階段性目標，相當於是第二個里程碑的含義。”

這個成績是我國加速推動科技創新所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中的一項。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國科技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院長潘教峰：“我們進入到創新型國家行列，研究實現了數量和質量的躍升，整個科技呈現出上天入地下海、宏觀微觀貫通、頂天立地結合的生動局面。”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科技創新成為重要引擎。與此同時，固有體制機制的局限和障礙日漸凸顯。重要關口，船載千鈞，關鍵在掌舵定向。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系統部署和強力推動下，一場深刻的科技體制機制變革拉開大幕。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改進科技評價機制對科技項目的管理實行改革，加強中央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一系列稅收優惠措施，改革對這些成就起到了巨大的支撐作用。”

在科技飛速發展的過程中，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精準指出：我國面臨的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根子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

薛瀾：“黨的十八大以後，總書記特別重視基礎研究，看到中國到了這個發展階段，基礎研究是我們的一個瓶頸。”

潘教峰：“研究課題都是在追蹤國際前沿、國際熱點，我們比較少能夠從科學本源問題上提出科學問題。”

在一系列基礎研究中，量子科技是其中一項重要課題。回顧第一次量子革命，激光、半導體等重大技術發明為人類生産生活帶來巨大變革。來到第二次量子革命的關口，我們能否把握住機遇，構建我國科技發展制高點？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便對此敏銳判斷、作出部署，指出：科學家們開始調控量子世界，這將極大推動信息、能源、材料科學發展，帶來新的産業革命。

潘建偉：“總書記作出的是一種戰略性判斷，把量子科技發展轉化成國家戰略。”

基礎研究往往涉及多學科交叉融合，需要構建科學、高效的科技創新組織模式。而在當時，各單位各領域單打獨鬥依然是普遍現象。

面向國家重大需求，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社會資源共同攻關，正是新時代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從協同創新中心團結高校間人才，到啟動“率先行動”計劃、集聚中國科學院優勢力量，再到搭建國家實驗室創新平臺、實現全國優勢力量匯聚，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的不斷完善讓量子科技的發展進入快車道，“墨子號”“九章”“祖衝之號”等一批重大成果集中涌現。

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不僅要夯實基礎研究這一重要支撐，儘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也是關鍵。而在十多年前，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對國外的依賴還比較普遍。

潘教峰：“那時候，很多産業技術源頭不在國內，我們往往採取的路子是從國外引進、消化、吸收。”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的光纖技術現在已經部分領跑全球，但在十多年前，這家公司走的正是從國外引進、消化、吸收的老路。2013年，總書記在長飛所在的光谷考察後，留下囑託：“我們這麼大的國家，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一定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為擺脫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長飛瞄準國際最先進的工藝技術，組建自己的研發團隊自主攻關，但起初也困難重重。

自主創新要頻繁試錯，付出昂貴成本，而且面臨著結果的不確定性。這是當時很多科技企業在繼續引進技術還是自主創新之間嚴重搖擺的主要原因。可要突破“卡脖子”技術，這些科技企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讓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企業的創新活力被激發。長飛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也按下加速鍵，提前實現了領跑世界的目標。

對企業的托舉和支持，絕不僅僅是推出幾項政策那麼簡單，它涉及方方面面，要做的工作千頭萬緒。正是以這種“啃硬骨頭”的精神大力推動改革，我國的一系列核心技術攻克難關，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C919大飛機實現商業運營、“嫦娥”攬月、“天問”探火……體制機制改革産生的效能讓科技創新打開了新局面。

科技創新的重要意義之一是為了轉化成生産力和實際應用，但這同樣也面臨諸多難題。武漢同濟醫院的汪道文團隊經過科研攻關，找到了解決暴發性心肌炎早期診斷難問題的方案。雖然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醫學界，但這項成果在申請專利後，卻遲遲找不到轉化的門路。

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後一公里，制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按比例賦權”、“先確權後轉化”、“先使用後付費”……一系列舉措落地，讓更多科技成果更及時地從實驗室搬上生産線。2023年底，以助力科技成果轉化為使命的武創院工作人員主動敲開了汪道文團隊的大門。

武漢産業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李錫玲：“我們在這中間要做科學家的助跑者，整個轉化過程中需要什麼，我們補足什麼。”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內科學系名譽主任汪道文：“幫助我們組織團隊，有強有力的運營人員來幫我們推進項目，初級産品已經形成了，我們預期不超過一年，就能夠把它變成臨床産品。”

創新之道，唯在得人。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很重視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強調“鼓勵年輕人大膽創新、勇於創新，讓青年才俊像泉水一樣奔涌而出”。

在天津的一家研究所裏，平均每兩天就有一項專利産生，用二氧化碳合成澱粉的重大科研成果，就在這裡首次實現。不過，它的研發者蔡韜和團隊在2015年最初接到這項科研重任時也曾猶豫過。

中國科學院天津工業生物所青年科研人員蔡韜：“這個課題極大概率是失敗的。你一段時間如果沒有很好成果積累，不管是原單位的考核，還是到新單位找新的崗位，都會面臨非常大的問題和挑戰。”

深化創新體制機制改革，其中構建起科學的人才評價機制是一項重要內容。 以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四唯”現象為突破口，為科研人員鬆綁、減負；通過“揭榜挂帥”、“賽馬制”，讓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正是全新的人才評價和任用機制，讓蔡韜敢於接下這項科研重任，勇闖無人區。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錨定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我國科技創新事業必將再攀高峰。

推動科技創新，新時代，我們交出了這樣的答卷：我國全社會基礎研究投入持續增加，從2012年的499億元提高到2023年的2212億元，佔全社會研發投入比例從4.8%升至6.6%；科技型企業迅速壯大，企業研發投入佔全社會研發投入的比重連續多年超過75%；我國研發人員總量世界第一，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從2012年的325萬人年增長到2022年的635萬人年；青年科技人才成為科研主力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的80%由45歲以下的青年人員承擔。

突破瓶頸，改革體制，用創新托舉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