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在我國，城區人口突破千萬的城市被劃分為超大城市，像這樣的超大城市已有10個（不含港澳臺地區）。我國已經進入“大國大城”時代。對於超大城市來説，人口聚集，資源集中，有利於産業發展，但同時也會帶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大城市病”。如何實現超大城市高效的城市運行，增進民生福祉？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在重慶考察時指出，重慶是我國轄區面積和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要深入踐行人民城市理念，積極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重慶的探索。

今年，重慶沙坪壩區磁器口進行了一場防汛演練。

重慶市沙坪壩區應急管理局副局長熊春蓉：“受上遊強降雨影響，嘉陵江磁器口段有可能迎來191.7米的過境洪峰，根據我們系統模擬演示，沿江9個街道238棟建築將會受到影響，屆時需要對6595名居民進行轉移和疏散。”

精準監測洪峰影響區域，點對點快速轉移疏散居民——搶險防災的多個部門正在有序緊張進行演練。演練使用的全新防汛搶險多跨協同應用系統，在數據上聯通了嘉陵江流域2800多個自動氣象站、32個水文站，陜、甘、川、渝四省市聯動預報等信息，實現嘉陵江全流域雨情、水情實時監測。

通過對嘉陵江沙坪壩段17.68平方公里沿江9個街道9000余個建築物進行三維建模，通過水利部門預測的最高水位，可以精準劃定受災範圍。這些數據會推送到市、區、街道三級體系，讓所有部門實時獲取，做好協同配合。

重慶市沙坪壩區應急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卿斌文：“系統可以根據不同防汛救災場景，自動生成‘誰出場、怎麼幹、幹什麼’的不同應急救災場景預案，相應的行業部門、鎮街、社區網格員根據應急救災預案就可以清楚知道自己該幹什麼、怎麼幹。”

作為一個典型的超大城市，重慶應急管理牽涉的部門繁雜、人員龐大，尤其是每年汛期，處在長江、嘉陵江交匯處的重慶防汛搶險任務艱巨。築起智慧化的超大城市風險防線是重慶打造數字化“城市大腦”的重要內容。

這套智慧化防汛搶險系統，在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把信息預警部門、決策部門、應急部門、後勤保障部門納入同一平臺，各部門能夠實時信息共享，統一指揮，高效協同。這樣做就是為了解決之前搶險應急中出現的指揮信息時效慢、不精準的問題。

磁器口古鎮位於重慶嘉陵江畔，是汛期全市應急搶險最為關注的地區。水利部門警示，今年重慶主汛期暴雨洪澇重於常年。往年洪峰過境，預警信息層層轉達，最後到基層街道的時候，由於信息延誤和不夠精準，難免疏散不及時、疏散範圍不準確。尤其是2020年特大洪峰，給當地造成重大損失。

重慶市沙坪壩區磁器口街道黨工委書記吳超：“（以前）預警信息靠人工手段不斷進行對接，影響了時效，第二是水利、氣象部門的信息來了以後，到底會淹到哪棟建築，會淹沒哪些住戶沒有精確定位。這當中最大的矛盾是疏散轉移時間過早群眾特別是商戶不太樂意、不配合，如果時間過晚又會造成風險。”

防汛應急搶險涉及水利、氣象、地質的監測預報、市政府的決策、應急隊伍的執行、民政的安置等多個部門，還涉及到河流上下游跨流域問題，部門之間的協調多、層級傳達的程序多，原有的工作機制不能完全適應應急搶險的高要求。

這套正在演練的防汛搶險系統，正是借助數字化城市大腦，把這些部門橫向、縱向貫通，建構起更加科學的搶險機制，強化多部門“一網統管”，三級貫通，高效協作。去年7月，這套智慧化防汛搶險系統正式上線。今年一進入汛期，磁器口就進行了第一次演練。

重慶市沙坪壩區委書記唐小平：“通過數字賦能實現防災減災的理念重塑、機制重塑、方法重塑。從過去被動搶險到現在主動防災，從以前坐著衝鋒舟驚險救援到現在從容坐上大巴車平安轉移，真正實現問題能看見、信息能觸發、處置能見底。”

數字賦能，實現從被動搶險到主動防災。重慶是全國十個超大城市之一，是我國面積最大、市區人口最多、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如何針對這些特點探索超大城市的現代化治理，重慶面臨不少現實問題，而在這諸多的治理工作中，針對防災搶險的應急管理是重中之重。

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周振超：“重慶治理負荷重，社會結構複雜，需要處理的事務繁多龐雜。要想實現超大城市高效治理，現階段如何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對加強城市治理和服務體系智慧化建設，構建精細化、有韌性的超大城市風險防線、安全防線和民生發展平臺尤為重要。”

除了防災搶險的應急管理，對於像重慶這樣的超大城市來説，涉及民生領域的交通問題同樣是城市現代化管理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而數字賦能，不僅可以重塑超大城市應急管理機制，還可以在解決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據統計，今年端午節期間洪崖洞景區僅單日接待遊客量就超過了10萬人次。跟其他超大城市不同的是，作為最受遊客歡迎的洪崖洞、解放碑、磁器口等熱門景點，重慶的這些景區都集中于街道狹窄的老城區。

重慶熱門景點基本集中在主城老區，原本就人口多，道路窄，且沒有拓展的空間。到了旅遊高峰季節，蜂擁而至的大量遊客使車輛和人流密集度形成一個疊加效應，造成老城區整體的擁堵，這是重慶有別於其他超大城市的一個交通特點。如何解決這個特定時段發生的交通擁堵呢？

按照以前的做法，主要依靠臨時限流來解決，然而這種方式既給人們帶來不便，也因為反饋滯後效果有限。怎麼把交通治理做得更加精細更加準確呢？作為超大城市治理的一部分，重慶市推出交通綜合信息平臺，這個平臺上匯集了來自公安、交管等12個市級部門的20類數據，形成了海量的交通大數據。能夠實時展示中心城區的人、車、路的現狀，並對比歷史狀況進行分析。通過大數據收集和算法運用，能夠發現問題，找到原因，智慧化提出解決方案。

借助於大數據，相關部門提前預知了人流峰值，在達到80％承載前，應急通訊車已提前到場保障通訊，文旅部門通過短信、戶外電子屏等發佈出行提示，公安機關根據人流變化趨勢，適時調動警力，採取局部點位人墻分隔、改道分流、封橋讓路等措施，來排除景區人流超限的風險，也使遊客能在景區玩得安全舒暢。

隨著城鎮化率提高，2020年重慶主城都市區由9區擴容到21區，人口從1000萬人擴容至近2200百萬人。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私家車保有量也快速增多，這是超大城市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而重慶地形先天不足，主城區內多條河流穿過以及多山的地貌導致道路狹窄，同時道路設施規劃沒能跟上快速城市化的過程，隨著城市的發展，交通壓力也越來越大。如何緩解交通擁堵，科學規劃建設交通大數據平臺勢在必行。大數據平臺上線後，系統能夠自動識別出道路堵點、路網瓶頸點，在緩解交通擁堵的問題上成為相關部門的決策助手。

重慶市參與治理交通擁堵的部門有市政府緩堵疏散辦公室、住建委、大數據局和交管局，這些相關部門都在這個網絡平臺上，系統分析的數據和智慧化解決方案同步在線共享，實現集中、協同、高效，“一件事一次辦”。平臺還能梳理出路網中、長期的堵點和痛點，給交通治理的管控方案和城市規劃提出前瞻性建議。

周振超：“打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與風險預警的平臺協同和‘最後一公里’，打破數據壁壘，整合情況感知、風險預判和應急管理等多項功能，推動跨系統、跨部門、跨地域、跨層級等多跨協同，實現超大城市治理的三級貫通、橫向協同和一體運行，編織智慧化的超大城市風險防線。”

數字化手段不僅率先運用於應急搶險、交通治理等領域，重慶市還在積極構建“多網融合、一網統管”智慧治理體系。把推進“一件事一次辦”作為數字重慶建設的重要內容，切實提升公眾在數字重慶建設中的獲得感。

周振超：“重慶做法的特點是對城市治理體系和組織模式進行梳理重塑，通過‘城市大腦’匯聚數據力量，構建城市運行和治理智慧中樞。通過條塊協同、流程再造和規則創新，消除制度藩籬，建立與超大城市治理相適應的三級數字化治理模式，讓超大城市治理更智慧、更精準、更高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的是以“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做好預案、精準管控、快速反應，有效處置各類事態，確保城市安全有序運行。我們看到，重慶強化數字賦能、科學規劃建設大數據平臺和網絡系統，強化聯合指揮和各方協同，在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方面不斷探索，重慶的“數治之路”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