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像方志》甘肅卷 涇川篇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編纂的《涇川縣誌》記載，涇川一帶，西漢時置縣屬安定郡，後曾改稱涇州。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此地因涇水穿境而過，得名涇川。千百年來，浩浩涇水，養育了一代又一代涇川子民。來自西域與中原的不同文化，在西北高原迅速發酵，形成這裡開放、包容的涇川精神。
古絲路驛站千年珍寶驚艷世界
2012年的最後一天，甘肅省涇川縣大雲寺東墻外，修路的幾位村民，意外地挖出了一個佛像。考古部門隨後在這裡進行發掘，一個一米見方、四週平整的地宮赫然出現。當時，隨陶棺出土的一塊銘文磚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據銘文記載：“維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涇州龍興寺曼殊院，念法花經僧雲江、智明，同收諸佛舍利約二千余粒，並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薩殿內葬之。”
智明大師安奉于龍興寺地宮的兩千余粒舍利，皆是他和師兄雲江，歷時二十余載，從各地收集而來。
宋龍興寺佛舍利出土之前，涇川縣已出土過兩批佛舍利，分別是1964年出土的隋代大興國寺、武周（唐）大雲寺佛祖舍利，以及1969年出土的北周寶寧寺佛舍利。
古絲綢之路，分為南北兩路，涇川就位於古絲綢之路東段、北路之上，它是往來商旅、僧人西出長安、東入中原的重要驛站，這為涇川成為“佛寶聖地”提供了便利。
百里石窟見證文明交融
1925年春天，一個名叫陳萬里的中國學者，在西安意外購得一組石碑拓片，拓片上關於甘肅涇川一處石窟的種種記載，讓人耳目一新。這位學者，循著碑文拓片的指引，踏上了西去涇川的路。這註定是他一生中，一次意義非凡的西行。
“石窟外之力士神，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極精美，窟內三面均有巨丈立像，余見之，惟有瞠目結舌而已。”這是陳萬里在《西行日記》中記述的他初見涇川南石窟寺時的情景。這段記載，一度讓南石窟寺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南石窟寺，位於涇河北岸，涇川縣城以東7.5千米處。寺內現存五個洞窟，帶給世人最大的驚喜，就是一號窟中這七尊佛像。
七佛造像造型風格獨特新穎，殿堂式的洞窟形制也獨具特色。窟頂東北西三面殘存彩繪浮雕，刀法純熟，線條流暢，展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南石窟寺僅僅是涇川石窟群中的一處，涇川境內有大小石窟六百餘個，這些石窟依山脈走勢自然分佈，被稱為“涇川百里石窟長廊”，1988年，南石窟寺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涇川是東西交匯的重要驛站，西來僧侶進入長安之前，會在這裡休整，因為離長安近，也有許多僧侶就在這裡閉關修行，所以留下如此眾多的石窟。
獨特的“西王母信俗”
涇川縣城以西，涇河、汭河兩河交匯處，有一座蒼翠山峰，古稱回山，依山勢而上，有一條蜿蜒小路，通往一處幽靜之所——王母宮。
據清代乾隆版《甘肅通志》記載，涇川回山王母宮建於西漢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
宋代《重修回山王母宮頌碑》的碑文上寫道，宋開寶元年（公元968年）農曆三月二十，涇川地區重修王母祖廟，並將這一天作為西王母廟會的正會。從此西王母廟會作為盛大的民間活動，在涇川地區相沿成習，傳承至今。
據《爾雅》記載：“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這是遠古的四個部落，其中一個部落的首領叫西王母，這個部落也叫西王母。經過千百年的融合、演變，西王母逐漸成為了集和平、博愛、智慧等為一體的華夏母親的形象。
2008年，作為涇川地區流行的一種包含歷史、宗教、民俗、節慶等諸多內容的傳統民俗文化，西王母信俗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
和諧發展 綠意盎然
自1973年開始，到1980年短短七年時間，原梁村造林面積達到150萬平方米，育成林木30萬株，新增耕地面積20萬平方米。黃沙漫漫的西北高原，在原梁人的耕耘下，煥發新生。
在涇川歷屆政府的統一指導下，全縣鄉鎮開始紛紛效倣原梁村。到今天，涇川縣森林覆蓋率由原來的不足1%增加到了47.38%，水土流失治理程度達到82.4%，成為黃土高原環境治理的“隴東榜樣”。
涇川縣地處西北黃土高原溝壑區，海拔高、光照足、土壤通風透氣，非常利於蘋果生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全縣造林“大接力”之後，涇川縣的蘋果樹種植面積逐年增加。
如今，涇川縣大力發展蘋果産、供、銷一條龍産業鏈。涇川蘋果也已經開始走出國門，遠銷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涇河兩岸的果園裏，生産線前，處處可見涇川人勤勞的身影。讓荒山起死回生，在西北高原開拓出一片生機勃勃之地，這是不服輸、不認命的涇川人，在黃土地譜寫下的綠色篇章。
播出時間：8月5日 2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