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代書制度的表達與實踐

“官代書”，即官方考取代鄉民寫狀之人。有清一代，官代書作為一項基本司法制度在全國範圍內設置，官代書制度在地方運作的情況如何？法律文本的表達與實踐之間呈現出怎樣的景象？隨著各地州縣檔案的發現與利用，為考察上述問題提供了契機。

本文以浙江《黃岩檔案》為個案進行考察，原因在於《黃岩檔案》狀式後面的《狀式條例》中，關於官代書的規定有9條之多，這在目前所見州縣檔案中數量應是最多的，極大地細化和拓展了法律規定，對其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從區域脈絡下考察清朝官代書制度的實際運作。

清朝官代書制度的法律表達

清朝關於“代書”的法律淵源可追溯至清軍入關之前。據《清實錄》記載，崇德元年就已對“代書”進行規制：“滿洲、蒙古、漢人凡有奏上及告狀等項，代書者務要照本人情辭書寫，後寫代書的名字。如有代書筆帖式分別假捏情辭，不寫自己姓名，問以應得之罪。無代書的名字，不準。”（張晉藩、郭成康：《清入關前國家法律制度史》）“代書”要如實書寫詞狀，並將狀式上有無“代書”名字作為案件準理的條件。不過此時並未明確地説明“代書”是否為官府所考取。

據康熙五十五年鄂海所輯《六部則例全書》記載，康熙後期有官員上奏稱：“凡妄言控告，將原告研審多有供説，此等言詞我不知道，俱係寫狀人恣意寫的等語。嗣後凡滿漢所告詞狀，務必連寫狀人姓名寫上控告。如不寫實詞，仍照前妄寫重情將寫狀人一併治罪。凡寫狀之人，令其寫錄告狀人真情控告。若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並架詞越告，以致人傷財害俗者，令地方官嚴拿，照律例從重治罪。”此時仍未從法律層面要求設置代書，只是要求在呈狀上寫明“寫狀人”姓名。

不過，該則例頒布後，有官員以之為依據設置官代書。戴兆佳于康熙年間所著的《天臺治略》中記載：“照得衙門官代書之設，稽查匿名、杜絕謊狀。是以《現行則例》內開：凡寫狀之人，令其寫錄告狀人真情控告。若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駕詞誣告以致傷財害俗者，嚴拿治罪等語。”

至雍正七年頒布定例：“內外刑名衙門，務擇里民中之誠實識字者，考取代書。凡有呈狀，皆令其照本人情詞，據實謄寫，呈後登記代書姓名。該衙門驗明，方許收受。如無代書姓名，即嚴行查究。其有教唆增減者，照律治罪。”此條原來專指省府、州、縣。至雍正十三年，京師刑名衙門設立官代書。至此全國各刑名衙門皆設置官代書。

嘉慶二十二年定例進一步明確官代書的職能：“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詞俱責令自作。不能自作者，準其口訴，令書吏及官代書，據其口訴之詞，從實書寫，如有增減情節者，將代書之人，照例治罪。”能自作呈狀的自作，不能自作呈狀的由書吏和官代書據實書寫。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官代書的法律規制遠遠滯後於官員的自主實踐。受明朝制度的影響，清早期的個別官員在司法實踐中就已經設置官代書。如朱昌祚《撫浙疏草》（康熙三年刻本）記載，他對訟師裝點詞狀的行為，“深可痛恨，相應設立官代書以杜捏誣唆訟，合行選報。為此牌仰仁錢二縣掌印官，即便遴選官代書十名，開注花名藉貫住處，解院查驗，每期責令在於本院門首代書呈狀，尾後填注姓名，以便查閱，以杜匿名虛誑。如或審出虛誣，代書及原告一併重責治罪，枷示以為誣控者戒”。

又如康熙早期的黃六鴻，據其所著《福惠全書》記載，在他任知縣時就曾考取官代書，頒發官代書戳記。所立狀式上設置有“代書某人”，《狀式條例》中規定：“狀尾無考定代書姓名者，不準。”

《黃岩檔案》所見官代書制度的表達與實踐

2000年7月，浙江省台州市黃岩區發現百餘宗訴訟檔案，較為完整的有78宗。檔案時間始於清同治十三年，止于清光緒十五年，前後歷時16 年。這是晚清時期黃岩縣衙司法審判活動的真實記錄，頗具史料價值。在這78宗案卷的狀式後面均有《狀式條例》，其中涉及官代書的有9條之多，具體內容如下：

呈詞有來稿者，代書查問做狀人姓名，務須註明確切姓名，如違究處。

詞訟如為婚姻，只應直寫為婚姻事，倘如田土，錢債、店賬，及命盜、為姦拐等事皆倣此。如敢不遵，仍前做造注語者，提代書重處。

假托控告書役為由，不用代書戳記者，不準。

不遵狀式並雙行疊寫，無代書戳記，副狀及呈首不填寫新舊字樣，並不另紙粘歷次批語者，不準。

凡人名有鄉民無知，字涉違礙者，代書即更改繕遞，如違重究。

歇家住址及有功名者必須實填，如有捏寫者，代書記責。

原、被人有某人即某人，名號互異者，代書務確查註明，不得任其參差不符。呈內如只有混名，無確切姓名者，定提代書究處。

呈內字畫務須端楷，不許潦草，如蠅頭細字，除不準外，定提代書重究。

舊案不註明經差姓名，定提代書責處。

由前文可知，關於官代書的法律非常簡略，只是規定了各州縣設立官代書，官代書在面對來稿時要寫明做狀人姓名。而《黃岩檔案》則在法律規定的基礎上，賦予官代書更多的職責與義務。

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黃岩縣的官代書在州縣司法運作中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是否如《狀式條例》中規定的那樣？要回答這一問題不得不關注《黃岩檔案》狀式上的詞狀製作者信息，第1-29號狀式上印刷有“做狀人”一欄，第30-78號狀式上同時印刷有“做狀人”“寫狀人”兩欄。這一現象在目前所見的州縣檔案中亦屬僅見，值得深入研究。

所謂“做狀人”是指實際起草構思詞狀內容之人；“寫狀人”是指將創作完成的狀稿謄寫至正式狀面之人。雖然第1-29號狀式上只有“做狀人”一欄，但實際上當時已經存在“寫狀人”。理由有二，分述之。

其一，在1-29號狀式中，蓋有官代書陳佐治戳記的詞狀有8件，官代書最基本的職能便是代鄉民作狀，若是官代書陳佐治獨立完成詞狀製作，或是詞狀為當事人攜帶的“自來稿”，經官代書陳佐治核查無誤，這兩種情況皆應由官代書陳佐治謄寫至狀式，筆跡應該一致。然而事實是這8件詞狀的筆跡皆不相同。由此可知官代書並不謄抄詞狀，此時已有其他群體專門從事謄寫詞狀的活動。

其二，狀式專門設置“寫狀人”一欄與歐陽知縣嚴格控制詞狀製作者及製作流程有關。歐陽知縣任內狀式上的各項欄目很少空白，可見其嚴格要求規範地填寫狀式。而此前諸任知縣任內的狀式許多欄目均空白未填。“寫狀人”一欄應是歐陽知縣到任後發現當地詞狀製作情況比較複雜，採取了維持原貌的規制措施，將詞狀製作情況擺在明面上來，有問題時便於歸責。

第1-29號狀式，僅有1件（第3號）明確可知為官代書創作的狀稿，其餘詞狀並非官代書創作和謄抄，官代書僅蓋戳。第30-78號狀式，除4件無法直接判斷外，有24件詞狀由“做狀人”創作狀稿、“寫狀人”謄寫至狀式，21件詞狀“做狀人”“寫狀人”為同一人，官代書同樣僅鈐蓋戳記。

綜上所述，《黃岩檔案》詞狀大多由“做狀人”創作狀稿，“寫狀人”將狀稿謄寫至狀式，有時“做狀人”與“寫狀人”是同一人，官代書僅鈐蓋戳記。就清代的黃岩縣來講，官代書在州縣司法運作過程中更多的是審核詞狀並加蓋戳記，很少創作並謄抄詞狀。這離法律所規定的代寫詞狀的基本職責相去甚遠。

通過對官代書制度實際運作情況的考察，或許可加深我們對《黃岩檔案》中“官批民調”現象的理解。“官批民調”的成因之一，或與詞狀製作者和語言風格有關。這些詞狀大多並非官代書書寫，觀其內容又多是戶婚田土之類，語言表達亦有虛構誇大的成分，這極易給官員留下興訟主要是因教唆而起的印象，因此促使州縣官作出“官批民調”的批詞，將糾紛退回民間處理。清代區域脈絡下詞狀文本的製作與生成對司法實踐的影響可見一斑。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