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學：視野開顯中的文明“共情”

作者：韓驍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11月在北京成功舉辦，為中國、希臘兩國和世界各國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平臺。“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學”的交相輝映，也讓“古典學”概念的豐富內涵被充分激活，彰顯了古典文明對於我們今天生活的奠基性意義，必將極大地促進文明間的相互理解，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注入強勁的思想動能。

布格羅作品《荷馬和他的嚮導》（局部） 資料圖片

Ⅰ

“古典學”（classics,classical studies）在國際學界通常指專門研究古希臘羅馬典籍和文明的學科。學界一般認為，現代古典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4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對於古希臘羅馬文學、藝術、科學、醫學和相應典籍的重新發現、整理與闡釋。此後幾個世紀，法國、英國、荷蘭等國學者開始採用一些現代批判方法研究古典文獻，這為古典學在德國的成熟與繁榮打下了基礎。18世紀後期，弗裏德里希·奧古斯特·沃爾夫嘗試對古典語文學進行系統化重塑，創立了現代學科意義上的古典學。19世紀以降，對於古希臘文學、藝術的巨大興趣和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結合，讓古典學逐漸成了以古典語文學為基礎，橫跨古代歷史學、古典考古學、文學、藝術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的綜合學科。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西方的古典學已經高度成熟，在學科範式、研究方法、教學體系、文獻積累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較為穩定的傳統。但自20世紀中後期以來，在各種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衝擊下，傳統的西方古典學也面臨著種種亟待回應的挑戰和危機。

中國古典學的概念，是在文明交流互鑒的全球文明視野下提出的。一方面，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學有相互呼應之處。中國古典學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下出現的學科概念，很多現代的研究方法、學術成果、問題意識都在此得到應用。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西學構成了中國古典學必然要與之對話、互動的一個潛在“他者”。另一方面，中國兩千餘年來自本自根的經史傳統，註定不可能被簡單粗暴地直接砌入19世紀中葉以來發端于歐洲的學術分科體系。作為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國古典學是中華文明立足於自身的文化主體性，以現代形態自我賡續、自我發揚的成果。如劉小楓先生所言，中國古典學概念的提出，是為了讓古代經典蘊含的深刻哲理和文化價值發揮現代作用，培養“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擔綱者。對中國古典學和西方古典學、中國古典學和西方漢學以及傳統“國學”等概念作出區分，也並不是為了限制“古典學”概念的邊界，而恰恰是希望通過深入的探討，讓古典學獲得熔鑄古今、會通中西的學術視野和理論空間，併為增進文明間的相互理解提供新的學科支撐。

托馬斯·科爾所繪古羅馬鬥獸場內景 資料圖片

Ⅱ

實際上，就其在西方文明傳統中的原始含義而言，古典學也有著可供開顯的深層內涵。西方古典學始終面對著各種研究範式的比較與競爭，尤其是人文主義與歷史主義、實證主義之間的持續張力。一方面，學科建制日趨成熟，必然會導致研究議題的不斷細化和專業化。古典語文學本身要求研究者在古典語言和文獻方面有著極高的造詣；實證主義歷史學和古典考古學又在現代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下，以準確、精細地呈現客觀史實為宗旨。但另一方面，西方古典學在興起時就有著突出的人文主義關懷與訴求。無論我們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學家如彼特拉克、伊拉斯謨，還是現代古典學科的創始人弗裏德里希·沃爾夫，都會發現他們是帶著明確的文明意識來研究古羅馬和古希臘文獻的。對於他們而言，古典文明提供了一種有別於基督教和現代文明的世界理解，一種關於真、善、美等理念的不同價值秩序。相應地，古希臘羅馬對於道德理想和靈魂品質的理解，也有著純化道德、教化人格的意義。研究古典文明，意味著重現一種可欲求的古典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因此，即便此後隨著實證主義歷史學和考古學的興起，古典學的面貌發生了改變，但在一些古典學家看來，“據事直書”的實證研究並非古典學研究的唯一目的。第三波古典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著名古典學家耶格爾就曾付出極大努力，試圖調和古典人文理想和實證主義、歷史主義間的緊張關係。他對典籍和歷史作出的探索，是為了揭示古希臘世界中“作為一種建構性原則的文化理想”，以及作為歐洲文明“原型”的希臘精神，它們仍然保持著對於現代文化的“指導性動力”。人文理想、義理闡發與實證考據，都是古典學概念所蘊含的可能面向。

今天西方的古典學研究與19-20世紀前期相比又有了很大變化。英國學者莫利指出，隨著專業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西方古典學窄化為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門類中的一種；並且由於古典學與哲學、歷史、文學、藝術學、考古學等學科邊界存在諸多重合，因此也面臨著消融于這些學科的潛在危機。此外，在種族、階層、性別、意識形態等議題上，傳統的西方古典學研究也不斷遭遇質疑和批判；這使得西方古典學在20世紀60年代後不斷反思、調整著自身的形態。例如，今天越來越多的西方古典學系承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邊界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與亞、非、歐大陸之間的各種古代文明有著頻繁互動；古代文明的起源本身也是多中心的，在不同的地理和歷史框架下，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文明敘事。因此，隨著對“東方主義”的檢討和反思，以及對於西方古典學“孤立”傾向的打破，原本被西方學界劃歸在“東方學”範圍內的埃及學、赫梯學、亞述學等也開始進入西方古典學的討論視域。甚至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博德曼、伯克特等學者還提出了“東方化革命”等頗有影響的概念，以強調埃及、利凡特、美索不達米亞等亞非文明對於古希臘文明形成塑造的重大影響。這些變化都表明，即便在西方古典學界內部，“古典學”的含義也在不斷進行自我革新，文明交流互鑒的觀念在逐漸代替東方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中一度被建構出來的種種想象和虛構。

吳為山青銅組雕作品《神遇——孔子與蘇格拉底的對話》 資料圖片

Ⅲ

中國古典學概念的提出，讓一種“大古典學”的理念得到了更加徹底的彰顯。這種古典學理念從根本上超越了以某種特殊文明為中心的封閉視野，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歷史與時代的高度，讓各個古典文明的“群星閃耀”“交相輝映”成為可能，同時也為古典文明與現代文明的相互鏡鑒與融合提供了空間。

第一，中國古典學的概念擺脫了以西方理解範式作為唯一文明解釋框架的刻板觀念。從目前英語學界通行的“classics”“classical studies”或者古典學在德國學界的名稱“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nschaft”來看，古典學的含義就是對於古代經典的研究。這一含義自然也適用於中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文明古國。而對於像古代中國這樣有著豐富經典體系和悠久經典注疏傳統的文明而言，以西方理解自身的方式來理解中國文明，極容易錯失其中最為高明與精微之處。同理，當我們以西方進行自我理解的範式來框定希伯來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時，都會遭遇類似的問題。中國哲學界圍繞“以西釋中”“反向格義”展開的爭論正是為了讓古代經典“如其所是”地向我們呈現。中國古典學概念的提出，也蘊含了從中華文明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出發的基本立場。

第二，中國古典學概念立足於古今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宏大視野。西方古典學在文獻考證詮解、義理髮揮、史實還原等方面一直有著內部張力。這一張力在人文主義理想和實證主義、歷史主義的衝突方面有著突出體現。無論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維拉莫維茲和尼采的論戰，還是萊因哈特對於耶格爾《教化》一書的犀利評價，都是上述問題的很好例證。這背後其實是追求心性涵養、靈魂和諧和美、善等價值理想的古典文明，與被進步主義、歷史主義、相對主義、後現代主義貫穿的現代文明之間曠日持久的爭執。而當我們思考“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時，雖然所處的歷史脈絡和文化背景與西方的古今之爭完全不同，但同樣涉及如何辨識中國古代文明與由西方啟蒙運動發端的現代世界之性質差異，如何繼承與安放中國古典文明遺産，如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等一系列問題。我們今天對古代文明的理解，顯然無法擺脫現代文明的基本視域；而要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不能回避西方文明無處不在的影響。古今中西問題是我們必然要面對的基本生存處境，它只有在對文明源頭的追問中才能得到激活。

第三，中國古典學的概念指向“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文明前進方向。無論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還是古今中西的視野開顯，都是為了讓我們增進對於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理解，為更好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慧和指引。“利用科學的力量復活已逝的世界”，這構成了西方古典學很長時期內的重要任務。近代以來最重要的古典學家之一維拉莫維茲也提醒我們：“由於我們要努力探尋的生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我們的科學也是渾然一體的。把古典學劃分為語言學和文學、考古學、古代史、銘文學、錢幣學以及稍後出現的紙草學等各自獨立的學科，這只是人類對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種折中辦法，但無論如何要注意不要讓這種分門別類窒息了專家心中的整體意識。”不過我們還需要看到，“已逝的世界”中不只有文獻、史實、器物、建築，更有古人對於自身生活世界的生命經驗，這才是一切精神和文化構成物的源頭；在生命與生活世界的關聯中，也有著他們所追求的價值理念在具體人格和歷史處境中的投射與表現。如張祥龍先生所言，我們應當“在朝向事情本身的動態比較情境中”觀視不同文明所蘊含的哲理，而這只有基於充分尊重不同文明的自主性，建立文明間——不僅包括東方與西方，同時也包括古代與現代——的“共情”，才能真正實現。我們也有理由在這種不齊而齊、各適其性的文明觀中，在人們對於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中，期待不同文明價值間的深入對話，以及更多文明間價值共識的獲得。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光明日報》（2024年12月0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