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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新增15項世界遺産 細數新時代中國世遺“年輪”

來源: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2年10月25日 09:44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2年10月25日 09:44
原標題: 10年新增15項世界遺産 細數新時代中國世遺“年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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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在草原春日的映襯下,元上都遺址顯現出壯觀的景象。

新華社記者 彭 源攝

圖為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遺産博物館。

新華社記者 陳欣波攝

2022年9月至10月中旬,世界遺産地哈尼梯田的稻穀相繼成熟,從山腳到山頂,村民們陸續開鐮收割。

新華社記者 江文耀攝

花山岩畫吸引了大批遊客慕名前來參觀。

何華文攝

梵凈山分佈著以黔金絲猴、梵凈山冷杉為代表的野生動物和植物,是中亞熱帶生物多樣性最重要的棲息地之一。

圖為2022年4月在貴州梵凈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拍攝到的紅胸角雉雌鳥、橙翅噪鹛、紅胸角雉雄鳥和松鼠。

新華社記者 李 鶴 楊文斌攝

圖為泉州古代七城門之一的朝天門。

新華社記者 宋為偉攝

2012  元上都遺址

2012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召開的第36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將中國申報的元上都遺址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元上都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北依龍崗,南臨灤河。元上都遺址由城址(含宮城、皇城、外城)以及城垣外的關廂和城市防洪渠組成,包括城墻、城門、道路、護城河、防洪渠遺跡以及宮殿、寺廟、民居、倉庫等各類建築基址和墓葬群等。

它完整呈現了元代“夏都”的整體格局與營造特色,是中國元代都城系列中創建最早、歷史最久、格局獨特、保存最完好的遺址。

2012  澄江化石地

2012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召開的第36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中國澄江化石地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填補了中國化石類自然遺産的空白。

澄江化石地位於雲南省玉溪市澄江縣境內,面積512公頃,距今5.3億年,于1984年被發現,被譽為“20世紀最驚人的古生物發現之一”。

澄江化石地精確記錄了寒武紀早期生命大爆發的史實,是寒武紀早期生命大爆發最好的例證。同時,澄江化石具有顯著的物種多樣性特徵,展示了完整的寒武紀早期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態系統,是了解寒武紀早期生物群落結構的窗口。

2013  新疆天山

2013年,第37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將中國申報的新疆天山列入《世界遺産名錄》。此次申報的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遺産地,由博格達、巴音布魯克、托木爾、喀拉峻—庫爾德寧等區域組成。

位於中亞腹地、遠離海洋並被廣闊沙漠所包圍的天山,展現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溫帶乾旱區山地綜合自然景觀,具有顯著的景觀多樣性和獨特的自然美。與此同時,“新疆天山”具有顯著的生物多樣性,是中亞山地殘遺物種以及眾多珍稀瀕危物種、特有物種的重要棲息地,突出代表了這一區域由暖濕植物區係逐步被現代旱生的地中海植物區係所取代的生物進化過程。

2013  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

2013年,第37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將中國申報的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所體現的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素同構”系統具有突出普遍價值,其完美反映的精密複雜的農業、林業和水分配系統,通過長期以來形成的獨特社會經濟宗教體系得以加強,彰顯了人與環境互動的一種重要模式。

2014  大運河

2014年,第38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國提交的申請,“大運河”作為文化遺産正式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大運河世界遺産分佈在8個省(直轄市)27個城市,由31處獨立的遺産區構成。大運河世界遺産包括中國大運河河道遺産27段以及運河水工遺存、運河附屬遺存、運河相關遺産共計58處遺産。這些遺産根據地理分佈情況,分別位於31處遺産區內。這些遺産展示了歷史的發展、河道航行景觀、水管理技術設施以及與運河相關的城市景觀、歷史遺跡和文化傳統。

大運河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內陸交通運輸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國經濟繁榮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4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

2014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線路跨度近5000千米,沿線包括中心城鎮遺跡、商貿聚落遺跡、交通及防禦遺跡、宗教遺跡和關聯遺跡5類代表遺跡,共計33處,中國境內有22處考古遺址和古建築,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境內各有8處和3處遺跡。

2015  土司遺址

2015年,在第39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中國申報的土司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土司遺址位於中國西南山區,包括一系列部落領地。土司遺址反映了13至20世紀初期古代中國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區推行管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制度。土司遺址系列遺産見證了古代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對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區獨特的“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這一管理智慧促進了民族地區的持續發展、有助於國家的長期統一,並在維護民族文化多樣性傳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義。

2016  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

201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辦的第40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中國申報的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寧明縣、龍州縣、江州區及扶綏縣境內,由岩畫密集分佈的、最具代表性的3個文化景觀區域組成,包含38個岩畫點(共107處岩畫,3816個圖像),岩畫所在的山體和對面的臺地以及約105公里左江、明江河段。

2016  湖北神農架

201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第40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湖北神農架獲准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神農架自然保護區具有完整的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1990年,神農架加入教科文組織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2013年被列入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名錄。世界遺産委員會認為,神農架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垂直自然帶譜,其生物多樣性彌補了世界遺産名錄中的空白。

2021年,在中國福建福州召開的第44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重慶五里坡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通過邊界微調程序,成為世界自然遺産湖北神農架的組成部分。

2017  青海可可西裏

2017年,在波蘭克拉科夫舉行的第41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青海可可西裏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可可西裏位於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可可西裏申遺項目于2014年底正式啟動,覆蓋總面積約600萬公頃。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評估報告中説,可可西裏一望無垠,幾乎沒有受到現代人類活動的衝擊,美景“令人讚嘆不已”。這裡保存著藏羚羊在三江源和可可西裏間的完整遷徙路線,藏羚羊可以不受干擾地遷徙。

2017  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

2017年,在波蘭克拉科夫舉行的第41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位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市的“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獲准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鼓浪嶼島位於九龍江出海口。該遺産反映了一個複合的現代社區,這個社區由具有多樣化的本土和國際建築風格的931組歷史建築、自然景觀、歷史道路、歷史花園等構成。通過本土居民、還鄉華僑等的共同營建,鼓浪嶼發展成為具有突出文化多樣性和近現代生活品質的社區。鼓浪嶼作為文化融合的獨特例證,是多年來文化交流的産物,清晰地反映了幾十年間不斷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所形成的有機城市結構。

2018  梵凈山

2018年,在巴林首都麥納麥舉行的第42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中國申報的梵凈山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梵凈山遺産地面積402.75平方公里,其生態系統保留了大量古老孑遺、珍稀瀕危和特有物種,擁有4395種植物和2767種動物,是東方落葉林生物區域中物種最豐富的熱點區域之一。

2019  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

2019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審議通過將“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遺産名錄》。該項目具有的“突出普遍價值”和中國政府採取的保護措施受到肯定。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認為,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潮間帶灘塗,是瀕危物種最多、受威脅程度最高的“東亞-澳大利西亞”國際候鳥遷徙路線的中心節點。第一期項目所在的江蘇鹽城黃海濕地有超過680種脊椎動物和500多種無脊椎動物,其中包括415種鳥類,是全球數以百萬遷徙候鳥的停歇地、換羽地和越冬地。

該區域為23種具有國際重要性的鳥類提供棲息地,支撐了17種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物種的生存,包括1種極危物種、5種瀕危物種、5種易危物種。同時,這裡還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遷徙候鳥勺嘴鷸、小青腳鷸的存活依賴地,也是中國丹頂鶴的最大越冬地。

2019  良渚古城遺址

2019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位於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位於中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遺址向人們展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一個以稻作農業為支撐、具有統一信仰的早期區域性國家。該遺址由4個部分組成:瑤山遺址區、谷口高壩區、平原低壩—山前長堤區和城址區。通過大型土質建築、城市規劃、水利系統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體現的社會等級制度,這些遺址成為早期城市文明的傑出範例,並以其時間早、成就高、內容豐富而展現出長江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多元一體”特徵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2021  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

2021年,在中國福建省福州市舉行的第44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中國的文化遺産申報項目“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遺産組成部分包括行政建築遺址、宗教建築和雕像、文化紀念地史跡、窯址和冶鐵遺址以及由橋、碼頭和航標塔組成的交通運輸網絡,反映了宋元泉州的海洋區域、社會文化結構和貿易結構。通過系列遺産組成部分,突出地展現了高度整合的區域結構和關鍵性的行政、交通、生産、交易和社會文化因素。

(本文資料來源:國家文物局等)

編輯: 何丹妮 責任編輯: 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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