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的航海活動與海洋想象

　　連通地中海、紅海和尼羅河的地理位置，賦予埃及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就已掌握了較為成熟的航海技術。他們開闢的航海路線與尼羅河水道以及境內外陸路共同組成了人類早期歷史上最複雜的海陸交通網絡之一。

　　古埃及人海洋航行所獲得的主要物産是木材和香料。木材沉重，只有在具備航海能力並開拓相應的海洋貿易路線後才能夠便利運輸。經海路輸入埃及的木材在社會生産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尤以産自黎巴嫩的雪松為貴。古埃及人偏好使用雪松製作船舶、傢具、雕像和棺木。這種木材香氣濃郁，與埃及本土産樹木相比，更為輕便耐用、不易腐蝕，是造船的極佳原料。自第一王朝起，王室墓葬中已使用西亞進口的木材；帕勒莫石碑中提到，第四王朝時期有“裝滿四十艘船的針葉林木”輸入埃及。在新王國時期卡納克的阿蒙神廟中，一幅塞提一世浮雕展現了黎巴嫩王子率眾砍伐、拉曳樹木以向古埃及進貢木材的場景。

　　香料是地中海文明圈貿易的重要商品，古埃及人舉行神廟祭典和喪葬儀式時需要消耗大量香料。據艾德福神廟、費萊神廟墻壁鐫刻的銘文記載，乳香、沒藥、肉桂和小豆蔻都是製作香膏、香水的重要原料。代爾·巴哈裏的哈特謝普蘇特祭廟浮雕刻有船員用筐運送沒藥樹的畫面。除香料外，古埃及人還從蓬特帶回了烏木、樹脂、象牙、豹皮、長頸鹿等異域珍奇。圖坦卡蒙墓中的小型座椅就是烏木所制；長頸鹿常作為寵物豢養于王室動物園中。新王國時期，古埃及主導的海洋航行促進了北非與地中海東岸、阿拉伯半島等地區的交流。

　　19世紀20年代商博良破解埃及語以來，人們對古埃及人航海活動的認識幾乎全依賴於文獻和圖像，缺乏實物證據。有學者甚至認為古埃及人只能在尼羅河上航行，而無航海能力。但近來的考古發現不僅用實物證明了古埃及人的航海水平，也大大加深了人們對其航海活動的認識。

　　從2001年起，那不勒斯東方大學、波士頓大學等機構合作對紅海沿岸的格瓦西斯港口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地質探測表明，掩于塵土中的遺址在4000年前地處一個面向紅海的海灣，古埃及人在中王國及新王國前期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而將之作為港口。發掘出的森努斯瑞特二世、森努斯瑞特三世、阿蒙內姆海特三世、阿蒙內姆海特四世統治時期的銘文，記錄了十余次古埃及人的航海活動。工作人員還發現了8個人工窟穴，窟穴內外有錨、舵槳、雪松木製成的船板和甲板等船體組件，以及數十捆船繩。此外，遺址還出土了來自紅海南部地區的陶器、黑曜石和烏木殘片。這些實物展現了古埃及人航海的技術細節和貿易狀況，而其航海經歷亦催生了內容豐富的航海文學作品，使我們在今天能夠通過這些作品認識古埃及人面對海洋的精神世界。

　　古埃及人對海洋始終抱有警覺、畏懼的想象。在古埃及語中，海洋即被稱為“巨大的綠色”。這種對海洋的畏懼，也使海洋成為疾病和痛苦的代名詞，進入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咒語中，古埃及人寄望驍勇善戰的塞特來制服像海洋一樣令人難以對抗的疾病。無邊無際的海洋顯然給站在海岸邊的古埃及先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王國時期的文學作品《遇難水手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海難來臨的情景：“當我們在海上時，暴風雨來了。我們還沒登上陸地時，風變得更強，海浪有八肘尺高。”新王國時期的文學作品《溫納蒙曆險記》則直接將“海洋”與“危險”聯絡在一起，以文中人物之口勸説主人公“不要來海裏尋找危險”。在新王國時期的雜抄《蘭辛紙草》中，古埃及書吏針對大海的變幻莫測和漫長航行的潛在危險告誡道：“水手船員從埃及離開，啟程去敘利亞，每個人信奉之神都伴隨他們。但是他們中並無一人敢説‘我們還會再次見到埃及’。”暴風、觸礁、潮汐等危險及其帶來的恐慌與海洋聯絡在一起，構成了古埃及人海洋想象的底色。

　　儘管古埃及人將海洋想象為一個險惡之地，但細讀航海文學作品的細節，我們仍不難發現海洋在其認知中亦是充滿機遇之地。在《遇難水手的故事》中，主人公水手身負王命出海卻遭遇風暴而沉船，但他奇跡般地活了下來，漂流到一個海中荒島上，遇到一條揚言要將水手“變為灰燼”的大蛇。水手與大蛇經過一番交談，從大蛇處獲贈了沒藥、香油、香水、眼膏、長頸鹿尾、象牙等珍寶，攜之歸國後被國王賞賜二百僕人。古埃及人航海時既要面對自然界的危險，也要面對人帶來的風險。《溫納蒙曆險記》詳述溫納蒙從埃及前往畢布羅斯求取木材而歷經艱險的旅程。溫納蒙途經德爾港時，貨物為船員盜竊；抵達畢布羅斯後即遭驅趕，面見王子求取木材又被拒絕；更糟糕的是，以劫掠海船為生的切克爾人又來搶劫溫納蒙的船隊。最終，埃及本土送來金銀及麻衣、麻布、繩索等手工製品以換取木材。在這兩部航海文學作品中，主人公雖遭遇危險，但憑藉自己的航海技能，以及對異域的知識，最終逢凶化吉，不僅帶回了被時人視為奢侈品的異域物産，自身也得到了更高的地位。這種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收益，正是古埃及人將航海活動視作機遇這一認識的現實基礎。對於古埃及人來説，海洋是難以預測、難以掌控的存在。他們敬畏海洋的無常，祈求海洋的善待，也積極地探索海洋自然規律，積累航海經驗。對海洋充滿畏懼的想象，與航海技術互相交織，使古埃及人基於現實利益積極開展包括貿易、探險和遠征在內的航海活動。可以説，航海文學中遭遇海難的無名水手和溫納蒙是當時古埃及人的縮影。

　　由古埃及人航海活動開闢的北至地中海東岸，南至紅海沿岸的貿易網絡，為公元前4世紀以降希臘、羅馬治下埃及所繼承，並逐漸發展為連接紅海、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廣闊貿易網絡。這一貿易網絡與古代中國在陸上、海上的連接，促進了中國與域外的物質和文化交流。戰國時期山東、廣東等地的多個墓葬中都發現了蜻蜓眼玻璃珠，其中最為著名者自然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170余顆蜻蜓眼玻璃珠。經成分測定，它們主要由鈉鈣硅酸鹽玻璃製成，與中國本土所産鉛鋇玻璃迥然有別，而與出土自同時期埃及與地中海東岸的玻璃珠相近，可能是産自這一地區並輸入中國的舶來品。

　　目前，古埃及考古工作對沿海地區遺址的關注依然有待提高。這也表明，對於包括古埃及在內的早期文明歷史的“海洋面向”極富研究旨趣和潛力。我們有理由期待，未來的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將繼續推進人們認識、理解海洋在古代文明演進過程中的地位，以及諸古代文明構建起的海上貿易網絡對人類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作者：張悠然，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係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