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切可能性分化西方集團，爭取中立國。1955年，在蘇聯的積極促進下，達成了對奧地利和約，蘇聯軍隊同時撤出奧地利。同年又與聯邦德國建立外交關係。蘇聯在對奧和約問題上向西方作了很大讓步，不再堅持奧地利和德國問題一攬子解決的方案。1956年4月，赫魯曉夫與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訪問英國，兩國聯合宣言表示願意為和平共同努力。1956年1月26日，蘇聯與芬蘭簽訂赫爾辛基議定書，將波卡拉半島及地區財産移交給芬蘭，這是歸還二戰期間佔領的西方國家領i的少見事例。蘇聯在這方面的努力顯然沒有白費，西歐國家不僅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來謀．求經濟自主，政治軍事獨立傾向也有所發展（例如在法國），而且“尤其使美國感到惱火的是，西歐，特別是西德，法國和意大利，把價值約10億美元的戰略物資裝備運到了蘇聯”。改善與東歐各國的關係。1953年6月，蘇南兩國即恢復了正常的外交關係。1955年5月赫魯曉夫率領黨政代表團訪南，6月初雙方共同發表了《貝爾格萊德宣言》，強調了互相尊重，互不以任何理由干涉內政的原則。1956年6月20日鐵托回訪時，雙方再度發表聯合聲明：“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是不同的，……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強迫對方接受它的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形象的見解的任何傾向”。在同年10月30日蘇聯政府關於與社會主義各國關係的宣言中再次重申了這些原則。這無疑給當時社會主義各國、各黨之間的關係中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1956午12月到1957年5月，蘇聯與波蘭，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匈牙利簽訂了新的雙邊關係條約；通過這些條約，蘇聯與東歐各國的關係有了改進。1995年5月，蘇聯還將早已商定但遲遲沒有實施的事情付諸實行，如從中國旅順口軍港撤出全部蘇軍。對不發達國家迅速開展多種形式的援助。1955年，蘇聯與埃及和敘利亞簽訂了經援與軍援協定。1955年11—12月間，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訪問了印度、緬甸及阿富汗，與三國政府發表了聯合聲明，答應給予鉅額經濟援助。1956年10月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蘇聯捍衛了埃及的利益，在不發達國家中形成了一定影響。1957年蘇聯和伊朗在莫斯科簽訂了邊界條約，表明蘇聯願與毗鄰的弱小國家建立睦鄰關係的立場。國內政策也有較大幅度的變化。1955年8月12白，蘇聯政府在美英法對蘇提出的裁軍建議沒有做出實質性的回答前，宣佈單方面裁軍。1955年至1960年，蘇聯軍隊人數從576．3萬人裁減到362．3萬人。美國記者斯特朗也曾以讚賞的口吻寫道：蘇聯“沉着地把幾個坦克製造廠改裝成拖拉機製造廠，……並且第六次削減了消費品價格”。

1959年初召開的蘇共二十—大進一步肯定和闡述了新的對外戰略。然而，在50年代下半期，雖然蘇共在理論上和策略上基本完成了對斯大林對外戰略的修正，提出了“三和”作為新的對外戰略的理論綱領，從而形成了“和平滲透戰略”的基本原則，並且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具體政策付諸實施，但這種戰略轉變，在50年代結束時，還沒有全部完成。本文同意將赫魯曉夫對外戰略稱之為“和平滲透戰略”，但應該指出，在赫魯曉夫執政年代，以1962年10月導彈危機為標誌劃分的前後兩個階段；新戰略的實施情況是存在較大差異的，這樣才能説明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外戰略轉變的全貌。

倡導以談判與協商來解決一切國際衝突的蘇聯，在下列事件中頻繁使用了武力威脅或切實動用了軍隊，1956年11月，蘇聯政府以火箭攻擊相威脅，警告英法中止在·埃及的軍事行動，1957年10月，比約成員國土耳其與敘利亞關繫緊張時，1958年8月至9月間金門海峽危機時期，蘇聯都曾揚言要動用核武器；1958年11月，蘇聯準備以武力封鎖西柏林來壓迫美國同意舉行首腦會談；1961年8月，蘇聯又與美國因封鎖西柏林發生武裝對峙。正是在這個時期，蘇聯形成了新的軍事戰略，即認為核武器將貶低甚至取代一切傳統的常規武器，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唯一物質力量的火箭核戰略。蘇聯首先掌握了世界上第一顆氫彈，第一枚洲際導彈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等情況，使他們在50年代下半期一直認為其軍事實力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號軍事強國。這些都成了在大力提倡國際緩和時期頻繁進行威脅的重要因素。這個時期，在軍事技術方面，蘇聯確實稍微領先了一步，這是蘇聯採用核武器的心理基礎和物質基礎。

1953年9月，蘇聯宣佈掌握了氫彈，此後7個月，美國於1954年3月進行了首次氫彈試驗，1957年8月26日，塔斯社宣佈蘇聯洲際導彈試驗成功，5個月後的1958年1月10日，美國才宣佈掌握洲際導彈；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近四個月後的1958年1月31日，美國才發射了自己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甚至在60年代初，在宇航技術方面仍然如此；1961年4月，蘇聯發射了第一個載人宇宙飛船“東方一號”，飛行—個半小時，同年5月，美國發射了自己的第一個載人飛船，只飛行了15分鐘，1961年8月，蘇聯發射了“東方二號”載人飛船，繞地球航行了1？周，1962年2月美國發射的“友誼七號”載人飛船，只航行了3周。赫魯曉夫當時對此頗為得意。在1959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他説：“十分明顯，蘇聯既然能把火箭發射到幾十萬公里的宇宙空間，也就能把強大的火箭百發百中地發射到地球上的任何一點”。“現在”，是“我們在發展火箭技術方面佔優勢的時候”。在1960年1月舉行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赫魯曉夫再次表達了他對蘇聯核力量躊躇滿志的心理。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初，美國利用U一2高空偵察機，成功地進行了幾次間諜飛行，

對蘇聯的戰略核武器的部薯進行全面偵察，拍卞了大量間諜照片。U一2事件之後，美國情報部門很快還獲悉，蘇聯在數月前即發現美國偵察機的飛行，但由於其高度而束手無策。這些情況使西方迅速改變了由於蘇聯在戰略核力量上的誇口所得出的如下估計：“美國不僅目前在軍事上落後於蘇聯，而且在以後的10年或20年中也將繼續落後”。在重新估計了蘇聯的核能力後，1961年秋美國國防部公開宣佈：“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導彈差距’，美國仍然擁有相當大的戰略優勢”。這種局面的兩個關鍵原因在於，暫時處於微弱劣勢的美國利用自己的雄厚經濟實力急起直追，而蘇聯則希望在解決了火箭的固體燃料問題以代替第一代液體燃料之後，再成批生産洲際導彈。同時，蘇聯在導彈制導技術方面也落後於美國。

U一2事件之後，1961年8月至10月在柏林的武力對峙也毫無結果，使蘇聯領導人在西方的強硬態度和重新估價核格局的輿論中認識到自己的相對實力。此時，蘇聯對外戰略中軍事戰略的某些原則也開始出現變化。在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上，赫魯曉夫認為，當時蘇聯在“發展火箭技術方面佔優勢”，這是蘇聯“能夠擊退任何敵人的任何侵略”的保證。在1961年了月，他的看法則有所改變，他把戰略均等作為新原則，認為“相等的軍事力量”是國際政治事務中謀求“相等的權利與機會”的軍事基礎。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二十二大上説：美國總統不久前講，“我們是勢均力敵，就算同意他的説法，以戰爭相威脅也是顯然不明智的”。並且提出了“人民是爭取和平的決定性力量”的新口號。承認均勢實際上意味着蘇聯領導人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核劣勢。

在古巴設置中程導彈是蘇聯彌補自己戰略核力量，尋求核均勢的重要措施。運往古巴的中程導彈發射架大約有40件，由於地理位置的變化，對美國來説，它們相當於設置在蘇聯本土上的洲際導彈。1963年1月19日，赫魯曉夫在民主德國強調説，蘇聯撤走在古巴導彈後，美國仍處在80枚至120枚其它導彈射程內。這表明當時蘇聯擁有的洲際導彈數量。因而，古巴行動如果成功，實際上使蘇聯的戰略核力量提高了31％到50％。古巴行動暴露後，蘇聯的退卻清楚不過地暴露了蘇聯核力量和常規力量的劣勢。根據美國總統向國會提出的1962年初到1963年6月的軍事預算，美國要在這段時間內使自己的各種洲際導彈達到800枚。此後，蘇聯的武力威脅手段基本消聲匿跡。

可以認為，赫魯曉夫時期的兩種軍事態勢都是建立在火箭核戰略同一軍事戰略基礎上的。導彈危機前的炫耀武力和軍事威脅是基於自己火箭核力量處於優勢的估計，而導彈危機後謀求戰略均勢的守勢，則是在認識到自己的核力量的劣勢的情況下所採取的。此外，國內經濟情況的不妙（1962年和1963年兩年工業增長率不到3％，1963年農業又大欠收），國內要求進一步發展消費工業的壓力，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化，都成了促使赫魯曉夫全面奉行和平滲透戰略的附加因素。

1963年8月5日，蘇美英簽署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同時，蘇聯更加起勁地提出普遍裁軍，削減軍費的建議，積極開展與西歐國家（例如法國和西德）的對話。至此，以緩和為特徵的和平滲透戰略才被全面貫徹。赫魯曉夫在1964年6月的一次講話中，清楚地指出了其戰略口的：“為保證社會主義力量最終佔勝資本主義力量，為了在和平競賽中贏得勝利，和平是不可缺少的”。

應該指出，就蘇美當時的實力對比和國際政治軍事格局來説，蘇聯的和平滲透戰略，保護了自己，擴大了影響，對西方各國以抵制共産主義擴張為口號煽動擴軍備戰浪潮，在輿論上策略上處於主動，因而多少對其形成了一些遏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解決或部分解決了戰後遺留下的一些問題，基本上奠定了後來蘇聯在歐洲奉行“緩和戰略”的理論和策略原則，為後來簽定歐洲集體安全條約，解決德國問題創造了條件。

同樣也應該指出，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外戰略的某些方面，也無疑在國際政治中起了消極作用：過分誇大了國際事務中幾個大國的作用，過分誇大蘇聯在世界發展進程中的作用，以我為中心，以我劃線，過分誇大兩個陣營的矛盾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主導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貶低和低估了不發達國家、不結盟國家所起的積極作用；過分誇大局部戰爭轉化成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持一定程度的不支持態度，領導地位所造成的老子黨積習和新癖，使這時期的蘇共領導未能真正對其他執政黨的內外政策奉行不干涉不攻擊的原則。

戰後幾十年來，特別是70年代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既不可能用外來力量消滅，又不可能在軍備競賽中垮臺，對戰略優勢的無休止的爭奪，不但浪費和濫用了大量物資財富和精神財富，而且使世界處於經常的動蕩不安，和平受到威脅的狀態中，這促使我們在今天認真思考和平戰略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