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戰略沒有適應下列變化了的新情況；1）資本主義不再是唯一的世界體系，它們彼此間戰爭的可能性，因擔心社會主義陣營坐收漁利，進一步擴展自己的勢力而大為減低。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日趨增長，也使兩個陣營間戰爭的可能性受到抑制。2）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已為反蘇反社會主義陣營而聯合起來。當它們竭力阻擋蘇聯實現自己的政治軍事意圖時，不再象戰前那樣被自己內部矛盾所牽制，使蘇聯有可能直接迅速地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如1939一1940年蘇聯在東歐建立安全帶的計劃)。3）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意識空前提高，尤其是執政的各國共産黨要求平等自治的願望，成了各黨之間關係的新因素。4）帝國主義陣營在大戰中被削弱，使很多不發達國家迅速擺脫殖民枷鎖，成了…。支重要的國際政治力量。因而大戰結束後，蘇聯對外戰略雖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例如，軍事技術和國防力量迅速發展，使蘇聯成為世界強國，在東歐形成了較為鞏固的與西方對峙的新陣營，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由東歐一隅擴及到歐亞兩個大陸，並成為世界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但仍然很快在一些領域內陷入不利狀態和僵局：

（一）蘇聯國民經濟繼續處於嚴重的比例失調，並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加劇：“1952年的工業産量將為1940年的2．3倍”，而“消費品工業……1952年的産量大約將比1940年增長百60％”。

（二）在東歐各國實行高壓政策，以解放者恩人自居，損害了這些國家的利益。1948年開始的反南共聯盟及在各國黨內肅清鐵托分子的運動，不但削弱了陣營的團結，造成了巴爾幹半島局勢的緊張，而且使南斯拉伕在經濟上更多地依靠西方援助。如僅在1950年，美國即多次向南提供實物和貸款援助，而且力圖把南斯拉伕拉入西方集團，這也使蘇聯得不償失。

（三）邊界領土滲透和在異國建立軍事基地，損害了有關國家的利益，使他們採取了敵視蘇聯的政策。如1952年土耳其與希臘一起加入反社會主義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四）對西歐的僵硬政策，不僅無助於戰後遺留問題的解決，而且看來也沒有得到西歐各國人民群眾的普遍支持，從戰爭結束到1953年，只有意大利共産黨的人數有所增加，“在英國，共産黨員的人數從4．5萬人下降到3．3萬人，並且失去了在眾議院僅有的兩個席位。在法國，從1947年的90．7萬人下降到1953年的50．6萬人。在丹麥，黨只人數從4。5萬人跌落到1．6萬人。在挪威從4萬人下降到7千人，在西德從20萬人下降到7．5萬人，並且在荷蘭，瑞典和瑞士下降了一半”。5西歐各國政府更加依賴美國，並在1949年成立軍事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五）由於對戰後新獨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估計偏低以及由此産生的對於它們在政治經濟上的同情和支持也遠遠不夠。客觀上使美國拉攏這些國家，拼湊反共體系更加容易得手。如1950年10月的《美泰（國）軍事協定》，1951年8月的《美菲（律賓）共同防禦條約》，同年9月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安全條約》，後來在此基礎上形成了1954年9月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雖然這個條約沒有發揮什麼作用），1955年9月又在西亞建立了巴格達條約組織”。這使蘇聯在不發達國家處於較為被動的狀態。

從40年代的最後一年開始，蘇聯對外政策出現了一些新內容。1949年11月，共産黨情報局發起了和平宣傳運動。1952年9月，蘇聯政府提出有關德國問題的新建議，修改了原有的一些條件。但這只是以往戰略造成的不利後果面前的一種策略變化。1952年9月，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書中，仍然強調了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特別強調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過了15到20年的功夫”，又開始了新的戰爭。這與1946年的演講中要人民為在三個五年計劃中加緊發展軍事工業的提法是相呼應的。馬林科夫在一個月後召開的蘇共第十九大上所做的報告，仍然多次把英法與美國聯絡在一起，指責它們“竟然徹頭徹尾地與美帝國主義串通一氣”。然而，上述在僵持關係中尋求鬆動的新方針，肯定給斯大林的後繼者提供了啟示，使他們看到了對蘇聯對外戰略進行調整的可能途徑。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對外戰略的理論綱領和策略原則開始逐步改變和修正，這種變化成為50年代中末期新戰略開始形成的思想理論因素。

1954年3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指出：“蘇聯政府認為，在日前國際形勢中，沒有任何爭端是不能以和平方式解決的。”同年4月，他又談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和平共處是可能的，既然存在著兩種制度，那就必須加強它們之間的事務聯絡，而不應該挑起互相間的敵視和仇恨”。1955午2月，赫魯曉夫在接見一批美國記者時談到：“改變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的力量是會有的，健康的理智是會佔優勢的”。

國際事務中的一些新格局直接促進了新理論和策略方針的提出：蘇聯對外關係中的現時狀態給蘇聯帶來的損失；1953午朝鮮停戰和1954午法國從越南撤軍，使人們看到了由於各自力量的消長，東西方集團在某些問題上達成協定的可能性；1955年萬隆會議的召開，表明國際政治舞臺出現了兩大陣營以外的第三支力量。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共二十大上，戰後蘇共對外戰略理論觀點的變化得到了集中的扼要的表述：

（一）“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導致戰爭爆發的兩個國際條件都已“不復存在”：（1）帝國主義是無所不包的世界體系。（2）對戰爭不感興趣的社會和政治力量都是軟弱的，組織得不好的，因而不能使帝國主義者放棄戰爭”。“目前，情況已根本改變，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反對戰爭的各國人民也在“今天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這是對斯大林“戰爭不可避免論”的最大修正。

（二)兩個陣營間的和平條約和協議對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應當強調互不侵犯條約的意義，締結這樣的條約將有助於消除國際關係中現存的猜疑和不信任，並且有助於促進國際局勢的正常化”。“在若干重大國際問題上，大國立場有可能接近”。這與以往兩個陣營矛盾不可調和的觀點是不同的。

（三）“我們堅決主張和平共處，主張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進行經濟競賽”。“我們確信共産主義勝利的根據是，社會主義生産方式比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具有決定性的優越性”。

（四）承認廣大不發達國家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戰爭的巨大國際力量，能夠給予帝國主義戰爭勢力以“有力打擊”。

(五)在理論上承認社會主義各國間的平等關係。“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特點是它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完全獨立自主”。

（六）調整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現在“已經不需要象蘇聯從前那樣發展重工業的一切部門，蘇聯過去之所以要那樣做，因為它在很長的時間內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並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這就有可能騰出大量的資金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七）戰爭觀念出現變化。同意“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中將沒有勝利者”的觀點。在這些理論原則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蘇聯對外戰略的新政策和新策略：以“戰爭可以避免”論和“和平共處”論為理論綱領，重點立足於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和平國際環境，用和平運動，和平滲透方式擴大蘇聯在世界各地的影響，變立足於戰爭為立足於建設，利用最高首腦會晤，探討各大國、各集團之間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共同點，利用北約集團內部可以利用的矛盾，分而對之，以積極對話來謀取蘇聯對外戰略的進展，變少接觸為多會談；調整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各國的關係，變高壓政策為允許一定程度的各存己見；逐步開始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和軍事援助，希望更多地介入亞非事務，成為兩大洲不發達國家的&&人，變不重視為積極介入。為貫徹這個新的對外戰略原則，蘇聯主要採取了下列行動。在歐洲和國際事務中採取緩和矛盾的政策。1955年5月，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申請加入北約被拒絕後，成立了華沙條約組織，同時宣佈願意接納任何國家加入，並再次倡議建立歐洲集體安全條約。1955午7月18日在日內瓦召開的蘇美英法四大國首腦會議，是1945年波茨坦會談後十年來第一次最高級會晤，也是赫魯曉夫“首腦會晤外交”的發展，雖無重要建樹，但開始了戰後與西方大國的真正對話。蘇聯還多次呼籲裁軍，限制核武器，在國際輿論上産生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