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董們“利用”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07日 14:41

　　劉雪松

　　

　　據説躍軍放下信就給寫信人打了個電話——這事靠譜。

　　於是我就接到了主編劉年的深夜通知——編委會決定動手。

　　與此同時，前方記者正在就位。

　　接下來就是和老董、其他拆遷戶以及前方記者之間反反復復的電話。“老董究竟是怎麼被困在拆遷樓中的？事情的來龍去脈到底如何？有關部門是否干預了呢？”——這是前方和後方最初都最迫切希望知道的。

　　然而——

　　正如大家之前所預料的，有關部門閉口不談，

　　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前方記者李娟被當地派出所扣留。

　　這第一期節目怎麼説呢？説什麼呢？

　　直到今天，困守27天的老董究竟是自己反鎖在室內還是被拆遷公司封堵在房間裏，這仍舊有待有關部門的鑒定。但對節目來説，這其實並不重要。一個更重要的，並且無可辯駁的事實就是：在一棟正在拆除的樓裏，一個拆遷戶困守27天，其間，無水無電，拆遷公司的保安也不允許外界將食品送入，並且，沒有任何有關部門進行有效的干預。公眾或許最關注的是“老董的命運如何？”，而實事求是的説，我們更關心的是：有哪個部門在關心老董們的命運。經過與編委會對節目走向的反復討論，定下了後來這個方案：通過對事實的記錄與陳述，堆積疑問，最終追問事實真相更深的一個層面——如此肆無忌憚的野蠻拆遷為什麼持續了這麼久，有關部門在其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經過製片人劉愛民的努力，四個小時後，前方記者終於可以離開派出所，隨即繼續採訪。

　　然而，隨之而來的各種信息卻很紛亂，有説是開發商找的拆遷公司在拆，有説是開發商委託拆遷辦在拆，那麼對於前者來説，這樣的野蠻拆遷得以進行，拆遷辦作為管理部門是失職；對於後者來説，那拆遷辦更是分明站在了開發商的一邊。這就相當於足球場上，裁判上場幫著開發商隊一起往拆遷戶隊的球門裏灌球。甚至開發商隊場上打了拆遷戶隊的人，裁判還跟著一起打。按照律師王才亮的話來説——“很荒唐”。其實，對於後方，無論前者還是後者，節目都可以操作。但是，如果沒有弄清這個事實，節目註定是虎頭蛇尾。那麼，事實到底是怎樣呢？

　　這個時候有了新的線索。

　　通過和其他拆遷戶的電話溝通，得知有三個當地的拆遷戶正在北京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其中一人正是後來觀眾在電視中看到的那個手持《憲法》坐在挖鬥車旁窗戶上的律師陳德海，輾轉取得聯絡，立刻請到辦公室。交談中，陳談到曾經有一份瀋陽市房産局的拆遷糾紛裁決書，並且“記得”：被委託拆遷人是“和平區拆遷辦”。

　　“這個我可以保證”——陳德海説。

　　“你保證沒用，觀眾不信”——我們説。

　　三個小時後，這份裁決書連同拆遷戶們拍的野蠻拆遷現場照片隨著前方記者拍攝的素材到了送到了南院的辦公室。這最終成為了和平區拆遷辦確實是“上場踢了球”的有力證據。

　　接下來就是為了兩期節目的播出，前方後方連續兩天的馬不停蹄。同時加派了正在進行其他採訪的王芳參與前方。可以想見的是當地有關部門與此同時的超高效率的“工作”。好在嘉禾的拆遷節目剛剛做完，組裏對這樣的節目操作頗有經驗，主編親自飛往前方坐鎮。

　　第二期播出前的晚上，前方後方真是一片忙碌。

　　前方各路記者收隊，由主編劉年帶領赴鴻門大宴，據説酒席上時而刀光劍影，時而斛光交錯。

　　後方製片人劉愛民親入機房緊盯製作，因時間緊急，“播出第一”，我和後方編導關田也是為了短片和連線的素材採集和時間分配上“衝突”不斷。

　　後來就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兩期節目看到的瀋陽。

　　兩期節目播出後，反應正如意料。當地政府緊急公關加速運轉，公眾網上質問連連，各地類似問題的申訴紛至沓來。媒體成為信訪辦，我心中暗自悲哀。

　　通過網站報道的反饋，我很驚訝的看到，不少人在同情老董的同時，也表達著這樣的觀點：瀋陽野蠻拆遷事件是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所不可避免的，為了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政府採取雷霆手段，以犧牲一些像老董這樣的“釘子戶”的個人權益是值得的——但是，不敢茍同的是，我始終懷疑這種以犧牲個人合法權益換來的“社會發展”是否是必需的，這樣的代價換來的“社會發展”又是否能夠持久——這樣的偽命題在我看來似乎更像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幌子。

　　也有人認為我們被“釘子戶”董國明利用，給了他一個作秀的舞臺。實事求是的説，董國明確實比一般人要有心眼。記得第一期節目播出後，一大早我給老董打電話詢問進展。老董原話——“外邊現在人山人海，我擔心政府會衝進來把我帶走，我該怎麼辦？”想了片刻，我只能説：“作為媒體，我不能也不應該給你任何建議，我們也不會代替你去和政府談判，但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處理”。沒錯，自始至終，我們清楚的明白——老董是在利用媒體——但不是利用媒體去爭非分的要求，而是利用媒體在保護自己應得的利益。正如他自己所説：“我不認為我是賴，這是我的家，我理所當然地應該在這裡住，並且我應該有出入的自由。”——正是“時空連線”對老董們的這種最基本公民權利的認同，節目得以播出。從這個角度講，媒體同樣在利用老董發揮自己最大的力量。

　　我為自己可以被老董們這樣 “利用”而深感榮幸與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