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消息：在日本戰後的幾十位首相中，善於影響民眾的小泉算是一個，而最幫小泉影響民眾的莫過於日本媒體。當前，中日關係惡化，日本媒體對華報道的狀況折射出中日關係的複雜性。

　　對華報道上的三大悖論

　　日本有五大全國性媒體，分別是《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産經新聞》、《日經新聞》，都綜合運營報刊、電視、廣播等，政治觀點不盡相同。冷戰時期，朝日新聞等為促進中日友好發揮過積極作用，但現在幾大媒體在對華報道中卻有三大悖論。

　　一是“重視”與“偏見”。“重視”表明日本媒體對中國的熱情，“偏見”則源於雙方的觀念差異及感情隔閡。在日本，媒體對中國的關注度大大超過對其他國家的關注，前段時間中國人大開幕，關於中國的報道更是鋪天蓋地。但與重視並存的卻是高度偏見。在宏觀報道上，以3月6日這一天為例，中國人大剛開幕不久，各大媒體在報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之後，《讀賣新聞》報道了“癌症村”；而《朝日新聞》社論標題就是“農民也想去醫院”；《日經新聞》則是“依賴投資增長的難題”；《産經新聞》重頭文章是“中國：不安的穩定增長”，似乎在開中國的批判會。在微觀報道方面，日本媒體對中國人犯罪問題興趣濃厚、趨之若鶩，遠遠高於其他外國人的曝光率。這種炒作使普通日本民眾對中國人的印象趨於惡化，據統計，日本高中生對中國有好感的竟只佔10%。

　　二是“相近”與“相遠”。中日兩國雙方人員往來與經貿交流遠超他國，不可謂不“近”。但對重大問題的理解，比如在去年二戰結束60週年時，日本媒體與中國的認識之距離卻不可謂不“遠”。

　　三是“誇大”與“唱衰”。日本媒體對華報道常好走極端，比如關於中國發展，媒體時而鼓吹“中國崩潰”，時而驚呼“中國威脅”。過分誇大與唱衰使日本民眾常無所適從，卻留下“崩潰”與“威脅”兩個極端概念，以至於容易在許多關於中國的消息上做出非此即彼的評判。

　　在日本戰後的幾十位首相中，善於影響民眾的小泉算是一個，而最幫小泉影響民眾的莫過於日本媒體。當前，中日關係惡化，日本媒體對華報道的狀況折射出中日關係的複雜性。

　　國際報道呈現四大特色

　　不可否認，日本媒體中也會出現批評小泉對華政策的報道，尤其是近來以《讀賣新聞》集團主席渡邊恒雄為代表，人稱“渡邊現象”。然而，“渡邊現象”的個人基礎是“良知”。渡邊曾親身經歷日本軍國主義從瘋狂走向滅亡的全過程，這種“良知”從直接的痛苦經驗中一直髮酵和沉澱，直至轉化成對日本未來發展的擔憂，正如他自己所説，“如果我們這些人過世，日本社會就都是一些對戰爭實際情況一無所知的人。”因此，以渡邊為代表的一大批老媒體人有“自覺感”，認為當前需要有人來起到政策制衡作用。另外，“渡邊現象”政治背景是自民黨內以中曾根康弘等為代表的務實派的影響，他們一直主張對華與對美外交的平衡，希望通過媒體之口闡述其政治觀點。另外，歐美國家也在起作用。日本媒體希望更多地與歐美國家媒體密切接軌、兼容，歐美媒體的開放性和歷史觀影響到日本媒體人。前段時間，《紐約時報》等西方主流媒體異口同聲批小泉，日本部分資深媒體人當然會感到壓力，批判政府對華政策是可想而知的。

　　“渡邊現象”呈現出媒體人與媒體的區別，媒體人希望政府的對外政策有所調整，而媒體的國際報道，尤其是對華報道上卻顯現一致的日本特色。一是“香蕉色”，即黃皮與白心。日本人自比香蕉，看不起亞洲而尊崇歐美。這是日本近代化特有的社會心理色彩，不斷影響著日本人觀察國際問題的視角和思維方式。不過，經過百年，日本人依然一顆“日本心”，既入不了歐美，也回不了亞洲。

　　二是“孤島色”。因島國環境，日本人覺得除了自己，別處是“汪洋”。這種特色隨著上世紀中葉經濟高速發展急劇膨脹。但隨後經濟“泡沫”破滅，日本媒體心態失常，更不願多批自己國家。

　　三是“權力色”。在發達國家中，日本媒體與政府的關係是最近的，這不僅是説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和機制調控媒體，例如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門及行業團體都用記者俱樂部進行變相的新聞管制，媒體也樂於靠攏、討好政府，尤其在國際領域就顯得更加突出,比如，在台灣、東海問題等對華報道上，日本媒體與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大眾需要媒體有新意和批評精神，日本媒體就在這裡採取了內外有別的方法。在國內問題上，媒體不留情面地批評政府；但在國際報道方面，媒體完全與小泉政府的一些明顯欠缺公允的言行保持同調。

　　四是“美國色”。冷戰結束後，日本媒體少有反美聲音，即使有也是“小罵大幫忙”。這與美國控制日本有關，也與日本人信奉實力的文化有關。有時候，日本媒體對華偏見，並非從日本國家利益出發，而是反映美國遏制中國的要求。

　　批評政府的民意基礎難形成

　　為何日本媒體不能充分發揮“第四權”的作用？除了日本媒體本身的變化因素外，還有一大原因是日本目前難以形成社會批評的民意基礎。

　　這與政治上自民黨一統天下長期不變有關，與反對黨趨於保守化並放棄批判精神有關，與日本勞資等階級關係協調、工會等力量式微也有關。所以，日本媒體一致行動，展開保守化競賽，常為右翼説話。儘管日本憲法規定“言論和報道自由、禁止新聞檢查”。但在日本，法律並不能真正約束日本政府，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日本的社會結構。

　　日本社會近代以來發展的特色在於一直重團體、輕個人；重規矩、輕自由；重計劃、輕市場；重集中、輕民主，這導致媒體重一言堂、輕多元化，與歐美社會大不相同。過去是財閥統治，今天仍是幾大權力集團維持平衡和協調性，基本原則上的爭執越來越少。因此，從對華關係而言，日本的“政媒”比“政商”關係更為密切，形成了特有的政媒聯手“向右轉”的變化。

　　但即使如此，在觀察日本民眾聲音時還需理清幾層區別。一是上文所言媒體人與媒體之間的區別；二是輿論與媒體的區別。日本很多輿論如民間見解、未經媒體的輿論與經由媒體傳播的信息還會有一些不同；三是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的區別。日本主流媒體並非與發達國家主流媒體一樣，大都以獨立、監督、批評為特徵，但非主流媒體如《赤旗》等卻有不同聲音。冷靜分析這些特徵，將有助於破解中日僵局。（作者：庚欣 日本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編：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