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訪問]專訪以色列工黨領袖佩雷斯 

央視國際 (2004年05月24日 14:11)

　　CCTV.com消息（高端訪問）：

　　

2004年5月11日到12日，11名以色列士兵在進攻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中被炸死，與此同時，還有12名以色列軍方人員在約旦河西岸希伯倫遭到伏擊身亡。這是自2000年9月28日巴以爆發流血衝突以來，以軍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個星期。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平靜安寧的生活，以色列人也不例外。

　　看著流淌的鮮血和生命的逝去，以色列人無法保持平靜，即使這樣的生活日復一日地已經重復了半個多世紀。

　　2004年5月15日晚，15萬企盼和平的以色列人在特拉維夫拉賓廣場舉行大遊行，強烈要求以色列單方面撤出加沙，並與巴勒斯坦進行談判。這次大遊行是由以色列左翼各黨派發起的。作為在野黨的元老以色列政壇的經典人物佩雷斯又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

　　有分析認為，在巴以關係的關鍵時刻，被稱為“中東和平設計師”，“巴以和平希望”的以色列工黨領袖西蒙佩雷斯，是絕不能被忽視的。

　　水均益：目前是世界安全問題中的一個轉捩點，對巴以衝突也如此，對巴以之間的和平談判也是一個轉捩點。

　　佩雷斯：在過去我們和巴勒斯坦曾經達成了一些和平協議，以色列政黨也曾經支持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以色列社會包括整個國際社會都認為巴以衝突只能有一個解決方案，你們國家有一國兩制，而我們希望有一制兩國。我們和巴勒斯坦是生活在同一個地區裏的兩個國家，我們不希望永遠生活在流血衝突中。如果我們能在未來達成和平協議，那為什麼現在我們不能實現和平呢？原因就在於我們無法完全抹煞過去我們所犯下的錯誤。比如以色列推出了非法定居點這一策略，這是錯誤的，與中東和平路線圖不相符。而巴勒斯坦的錯誤在於他們縱容恐怖組織殺戮我們的人民。

　　現在雙方都在努力彌合我們過去的錯誤，所以現在還很難講事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有句話叫做“地理因素造就國家策略”，但我認為是“人們行為造就國家策略”。

　　西蒙佩雷斯，一個80歲的老人，他為以色列建國立過汗馬功勞，見證了巴以衝突的歷史全過程，他深刻地了解巴以這兩個民族所遭受的苦難，他也深刻地了解那個與他爭奪國家利益的政治對手。

　　水均益：事實上我告訴您我採訪次數最多的那個人是亞西爾阿拉法特，他有許多稱呼，以色列總理沙龍稱他為敵人，美國政府稱他是中東和平的障礙，而您曾經視他為中東和平進程中的合作夥伴，那他到底屬於哪一種類型呢？是障礙、是敵人還是夥伴？

　　佩雷斯：他不屬於這中間任何一個角色，他是一個犯了太多錯誤的人，最終他不得不為自己的錯誤承擔後果。但我不否認阿拉法特是一個極具個人魅力的領導人，他在被任命為國家元首的那一刻，他並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個國家的元首、意味著所有的恐怖意識都要終結。而阿拉法特的錯誤在於他認為成立一個國家是地下秘密恐怖組織的延續，所以我説選擇他作為巴勒斯坦的領導人就是一個錯誤。以曼德拉為例，曼德拉也是革命的領袖，但是當建國以後，南非的軍事衝突就結束了。阿拉法特的行為造就了阿拉法特的悲劇。但阿拉法特周圍的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物。巴勒斯坦的前總理阿布馬讚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現任巴勒斯坦總理庫賴也非常了不起，所以我認為出現問題他們要責怪的是阿拉法特而不應該是我們。阿拉法特應該是巴勒斯坦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不是我們以色列要解決的問題。

　　水均益：所以如果您有機會再次擔任以色列的總理，您不會與阿拉法特進行和談，也不會把他當成和平夥伴，是嗎？

　　佩雷斯：我沒必要跟他談，因為現在我完全可以跟庫賴談，再讓庫賴與阿拉法特進行交涉，我為什麼要和阿拉法特談判？我與他的立場完全不一樣。也許以色列人對阿拉法特的態度是固有的，但是我們可以看看美國對他的態度，美國人認為他撒謊，認為他將巴勒斯坦的財力用到了錯誤的領域。他犯了太多的錯誤，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水均益：但是他過去曾是您的朋友、您的夥伴，您曾經和他一起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勵，並與他達成了歷史性的協議《奧斯陸協議》。

　　佩雷斯：我認為諾貝爾和平獎是他應得的，我始終這樣認為，他在1993年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一切無法掩蓋他的錯誤，這並不是由於我對他的個人看法，而是由於我們能夠找到另外一個更合適的人進行和平談判。我也認為應該進行和談，儘管以色列國內有許多批評，但我始終認為我們應該與巴勒斯坦人進行合作，即便是以色列的右翼分子也主張談判，因為我們無法繼續生活在恐怖和戰爭裏，這一切對以巴雙方來説，付出的代價都太慘重了。

　　巴勒斯坦，一塊神聖的土地，一塊充滿暴力的土地。一片由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入住的疆土。

　　在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三大宗教神靈的共同庇護下，這塊土地本應該是一片祥和的景象。但是在這裡，人們看到了仇恨，戰爭和鮮血。

　　巴勒斯坦，這塊神聖“土地”的歸屬，成了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兩個民族冤冤相報的根源。

　　追溯歷史，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在三千多年前就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也曾在這塊土地上共同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公元前960年前後，猶太人在這裡建立了希伯來王國。公元135年，羅馬帝國在殘酷地鎮壓了猶太人的起義以後，摧毀了耶路撒冷城，並將猶太人逐出了巴勒斯坦地區，自此結束了猶太人在這塊土地上定居的歷史。

　　猶太人苦難的歷史並沒有因此畫上句號。從19世紀末開始，歐洲掀起了反猶太人狂潮，

　　1896年，奧地利猶太水均益西奧多赫茨爾在出版了《猶太國》一書，他認為擺脫猶太人苦難得惟一辦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個猶太建國論深深的打動了正在歐洲遭受苦難的猶太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600萬猶太人遭到希特勒納粹的滅絕性屠殺。戰爭結束後，在耶路撒冷猶太教第三聖殿殘留的西墻前，無數的猶太人流下了悲痛的淚水。建立猶太國家不僅成為一個堅定的信念，而且成為猶太人遭受巨大災難之後的一個共同的行動。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之父”本古裏安宣佈：“今天，英國對以色列的統治結束，我宣佈我們在古老的以色列領土上建立一個猶太政權，這就被稱為以色列政府”。

　　水均益：您是以色列建國的見證者和親歷者，您還記得1948年5月1日以色列建國那天的情形嗎？您當時在做什麼？

　　佩雷斯：我在本古裏安旁邊，他是我們以色列國家的締造者，我當時是負責以色列國家軍事力量的建立，當時要我要管的事情很多，其中也包括負責海軍的成立。

　　水均益：我記得當時人們都哭了。

　　佩雷斯：是的，許多人都哭了，還有很多人在街上唱歌跳舞慶祝建國，他們非常高興。在這個土地上的人民2000年來得不到獨立，他們遭受了太多的苦難，其中包括遭到德國納粹的屠殺，當時我與本古裏安站在一起，看人民歡歌笑語，他對我説：“你看他們今天在跳舞，而明天卻又要捲入戰爭了。”他當時的心情並不像以色列人民那樣輕鬆，我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戰爭，我們在以色列建國之前經歷了一場戰爭，這就是事實的真相。我們甚至沒能享受到一天獨立的快樂，我們遭到了許多阿拉伯國家的攻擊，我們武器不足寡不敵眾，許多人都堅定地認為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戰鬥進行得非常艱苦，我們供給不足，人馬不足，沒有人向我們提供武器，當時的情況非常艱難。

　　水均益：我很驚奇，您和本古裏安總理竟然預見到戰爭的來臨。

　　佩雷斯：準確地説是本◎古裏安預示到了這場戰爭。

　　水均益：戰爭確實第二天打響了。

　　佩雷斯：是的，七支有組織的軍隊向我們發起進攻，而我們甚至沒有一支可以稱之為軍隊的力量，我們都是一些不正規的隊伍。

　　水均益：您當時是否意識到這場戰爭會延續如此長的時間嗎？一共五場中東戰爭，跨越了半個多世紀。

　　佩雷斯：沒有，這對我們也很意外，我們也在艱難摸索，為什麼我們能贏得戰爭，卻無法贏得和平，贏得和平比贏得戰爭更加困難。但是如果不贏得最終的和平，戰爭將會一個個接踵而來。

　　被稱為以色列政壇常青樹的佩雷斯，曾經這樣形容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關係，他説“如果事情是在同一塊土地上只居住著一個民族，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然而，現在是一塊土地上住著兩個民族，因此和平相處只有兩種選擇：或是劃分兩個國家，或者像蘇聯一樣實行聯邦制。”如佩雷斯所預見的那樣，將同一片土地視為故土和家園的兩個民族，相處之道也外乎兩種方式，要麼戰爭，要麼和平。若干年過去了，我們不幸地看到巴以兩個民族從一開始就選擇以鮮血捍衛各自的利益。

　　水均益：如今想想第一次中東戰爭是不是真的無法避免？戰爭真的是惟一選擇嗎？

　　佩雷斯：對阿拉伯人來説可能是這樣，我們以色列人並不是這樣認為，我們不希望有戰爭，當時本古裏安總理已經決定接受聯合國分治決議，雖然決議中給以色列留下了很少的土地，只有45％，55％的土地都劃給了巴勒斯坦人，讓他們建國，但是他們拒絕了，他們沒有接受聯合國的決議，卻轉而向我們發起了進攻，他們有軍隊、有國家，而我們什麼都沒有。起初以色列人認為聯合國的決議非常好，對以色列來説，最好就是別發生戰爭，但不幸的是戰爭還是發生了。

　　水均益：50多年來，我注意到您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強調戰爭是必須的，對你和以色列人民來説，都必須面對這個事實。在1988年的時候，當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組織宣佈巴勒斯坦建國的時候，您曾經説那段時間是您人生中最沮喪的時候，您當時為什麼會這樣想？後來而又是什麼使您發生了後來的轉變？

　　佩雷斯：直到1977年我們為爭取和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當戰爭時代來臨的時候，我們能做的也只有是在戰爭中贏得勝利，就像在和平時期，能做的就是相互妥協。實現和平的惟一方法也是相互妥協。本古裏安總理在戰爭勝利後，曾多次向阿拉法特建議共謀和平，停止戰爭，但是阿拉法特都拒絕了，因為阿拉法特害怕自己被暗殺。

　　當我們認真審視巴勒斯坦一方時，我只信任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其中一個就是庫賴，因為我與他多次進行嚴肅交涉的時候，他也是非常嚴肅。而阿拉法特卻總是説一些模棱兩可的話，他現在也是這樣的作風。每次他站起來發表講話的時候，我的天啊！總是不知所云，他講起話來，既不像埃及總統薩達特，更不像南非總統曼德拉。阿拉法特他所運用的語言都不是和平的語言，每次他發表和平言論的時候，第二天就還會發表一些威懾性的言論，這就是問題所在。

　　西蒙佩雷斯，從以色列建國開始就生活在阿以、巴以的衝突之中，作為前國防部長，他曾堅決地主張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巴以之間的土地之爭。然而事隔30年，佩雷斯又被冠以了“中東和平設計師”的美名，但是就連他的朋友也不免要問：佩雷斯是如何把自己的注意力從“武裝保衛以色列”轉變為積極推動和平進程的呢？

　　水均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人們稱您為鷹派人物，但逐漸地人們發現您發生了變化，由一個鬥士轉變成一位和平的使者。

　　佩雷斯：在沒有機會實現和平的時候，我是鷹派人物，但如果有機會實現和平的時候我就會成為鴿派人物。所以就我而言，準確地説，並不是説自己發生了變化，而是局勢發生了變化。當我的人民和我的國家泥足深陷的時候，我們必須奮起反抗，因為如果失敗了就意味著我們命運的終結，但是一旦我們發現和平的可能，我們會以同樣的精力和同樣大的決心去爭取和平。我所進行過最成功的談判並不是與阿拉法特，而是與約旦的國王侯賽因國王進行的，與他，我們在1984年的時候實現了和平，但是這一結果遭到了以色列右翼分子的反對，但是我一直在努力，不停地在努力，尋找和平的夥伴，

　　水均益：在您的政治生涯中，您見證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性的事件，也曾經看到許多實現和平的機會。比如《戴維營協議》、《奧斯陸協議》以及亞喀巴峰會。您認為是什麼讓巴以最終錯過了這些和平的機會。

　　佩雷斯：首先請不要忘了，我們曾經實現過和平，我們與埃及實現了和平、與約旦實現了和平，我們是惟一一個要和五個國家謀求和平的小國。對我們來説這還不夠，我們還給埃及他們所有的領土和所有的主權，我們對約旦也是這樣做的，我們也還給了他們土地和主權。但問題到了巴勒斯坦這兒，我們卻不得不被分割。有些以色列人説我們必須給巴勒斯坦人土地，而有些以色列人卻反對，直到現在我們才有意識地統一起來，但問題在於當你為和平而談判的時候，你的談判對手不光是你的敵人，還包括你自己的人民，因為他們會不理解我們為什麼要做出這麼多讓步，不理解我們為什麼不為自己的利益堅持立場。在戰爭中如果你贏得了戰爭你就是英雄，但是如果你達成了和平，你卻成為了眾矢之的。因為國內的民眾會認為你做出了妥協與讓步，所以在與巴勒斯坦人進行和談的時候必須非常小心，不要贏得太多的和平。在戰爭中你必須贏得絕對的勝利，但是在和平狀態下你就得小心了，因為和平就像是一個家庭裏面的丈夫和妻子，如果雙方在家庭的種種問題中都想贏得百分之百的控制主動權，那就會引起無休無止的爭吵，那家庭就會破裂。

　　在親眼目睹了以巴半個世紀的流血衝突後，西蒙佩雷斯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意識到在現代國際關係中，戰爭作為國際關係的手段之一已經變得不再可取，他認為戰爭只能導致生命的死亡和激起新的，連續不斷的戰爭。

　　在看到以色列與埃及之間簽訂了第一個阿以和平協議以後，佩雷斯看到了和平的曙光，這一絲曙光給予了佩雷斯解凍巴以“堅冰”關係的勇氣。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在佩雷斯的全盤策劃下，1993年9月13日上午，美國白宮的南草坪上，佩雷斯和阿布馬讚分別代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文件上莊嚴的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美國總統克林頓在掌聲中握起了阿拉法特的手，並朝後退了半步，向阿拉法特做出了朝向拉賓的動作。這兩位被看成“終生死敵”的人手握在了一起。此時，創造這個歷史瞬間的設計師，剛剛在和平協議上簽字的佩雷斯，就站在距離阿拉法特和拉賓兩三米的地方。

　　水均益：在1993年8月21日那天，那天是您71歲的生日，阿拉法特給您帶來了一份驚喜，阿拉法特他同意簽署你們在奧斯陸達成的協議，當時你是否會意識到這將成為極具歷史意義的一刻？

　　佩雷斯：是的，我意識到這將成為極具歷史意義的一刻，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似乎有點瘋狂，我們秘密簽署協議的那一天，我們去了奧斯陸，打算舉辦一個秘密的慶祝會，還準備了香檳，在協議簽署之前，有10個猶太男孩在黎巴嫩被殺了。我打電話給拉賓，對他説我非常明白你現在的感受，我們在這邊舉行慶祝活動，但同時我們的人民卻慘遭殺害。拉賓對我説：“繼續進行你們的活動。”，我聽從了他的建議，我們放下了香檳酒，直接簽署了協議（沒有香檳酒），是的，沒有香檳酒，但是我們簽署了協議，沒有香檳酒慶祝的協議總比光有香檳酒而沒有協議強。

　　水均益：就在您在華盛頓簽署《奧斯陸協議》的時候，我非常想知道您當時的心情，因為全世界都關注著兩個常年為敵的雙方將手握在了一起。拉賓和阿拉法特站在一起，而您站在他們旁邊，但事實上是您親自簽署了這個協議。

　　佩雷斯：對拉賓來説，與阿拉法特握手確實是艱難的一步，他一直將阿拉法特視為敵人、殺手和恐怖分子，他沒法原諒他。事實上拉賓根本就不想去華盛頓，最終我們決定讓我去和阿巴斯共同簽署這項協議，但後來克林頓總統給拉賓打電話，對他説：“你必須來。”，拉賓考慮了一會，決定親自去。但是就在他去華盛頓以後，也沒做好與阿拉法特握手的準備，他幾乎是在克林頓的強迫下他才握的手。拉賓與阿拉法特握手之後，他在我耳邊輕聲説：“現在輪到你難受了。”他擺脫了煎熬，現在輪到我去受煎熬了。我的感覺與拉賓不同，我對阿拉法特比較了解，我認為起碼阿拉法特是有勇氣的，現在我批評他做了許多我們無法忘記的錯事，但是他自己從沒否認過自己錯誤的行為。

　　水均益：您內心是否為您為那次協議的簽署所付出的努力而深感自豪？

　　佩雷斯：不,我內心很感動。因為我認為這樣做是為了挽救我們的人民，這不是一個個人成就的問題，我認為這是我的職責，我們必須這樣做，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我們的後代。在我們進行和談的時候，我曾經對拉賓説：“我倆的年齡加在一起超過140歲了，而這次我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了我們的後代，未來不只是屬於我們，我們目標是為了挽救我們後代的未來，我相信拉賓也是這樣想的，我們所做的是我們這一代必須從事的事業，而不僅僅是我們倆兒個人的事業。”。

　　在中東和平的進程中，佩雷斯與拉賓的名字就像是一對孿生子，以和平之名結成了盟友，在他們的從政生涯中，他們經常交換著主角位置，經常是一個人擔任以色列總理時，另一個人則是內閣中的左膀右臂。但是在以色列，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佩雷斯與拉賓之間的歷史關係也可以用戰爭與和平來形容。

　　水均益：您剛才提到拉賓總理，你們二人能夠為了和平並肩作戰，這確實是一個奇跡。因為據我所知，你們二人關係並不和諧，在當你們在一個黨派和一個政府內共事的時候，他經常指責你。有故事説：在你發表演講的時候，他有時會拍案而起，反對你的言論，今天您是如何看待您與他的合作和關係的？

　　佩雷斯：我們的政黨曾經分離過，我負責一支，他負責另一支，所以我們之間的爭吵並不涉及個人事務，而是關於政治主張。我們的衝突曾經非常激烈，有時候在爭吵中我會贏，有時候他會贏。就謀取和平這個目標而言，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夥伴了，但是如果不是和平這個目標，我也找不到比他更激烈的對手。所以我們決定和平相處，我們決定共同努力，要知道如果想與外人謀求和平，就必須首先實現內部的和平。所以我們之間實現和平相處有助於我們與外人實現和平。

　　奧斯陸協議的簽訂成為了巴以和平的一個里程碑，佩雷斯出色的政治外交才幹為世界所稱道。僅僅一年後，1994年，拉賓在佩雷斯簽署《奧斯陸協議》的地方，與另一個阿拉伯國家約旦簽署了結束兩國戰爭狀態的《華盛頓宣言》，迎來了兩國間多年來渴望的和平。

　　《華盛頓宣言》更大程度上是拉賓親自導演的，奧斯陸協議則主要是佩雷斯的傑作。在拉賓與佩雷斯這兩位已為古稀之年的老資格政治家之間，到底誰更有資格獲得199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當時有報道稱：“最好是兩個人同時獲獎，如果拉賓獲獎，而佩雷斯落選，那將是個悲劇”。

　　水均益：説到您榮獲諾貝爾平獎，那次可以説是諾貝爾獎的一次例外，有三個人是獲此殊榮，這裡麵包括了巴以衝突中的雙方代表，當您獲提名的時候，您是否想到自己真的會獲獎？

　　佩雷斯：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獲提名了，直到挪威大使給我打電話之前我才知道自己得到提名了，這對我來説完全是一個驚喜。

　　水均益：您如何看待那次獲獎？您是否認為那是您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頂峰嗎？

　　佩雷斯：我並不是這樣認為的，我認為評判成就的標準在於你做了什麼，而不是你得過什麼獎，所以關鍵在於你是否做出了正義的行為。獎牌的確光鮮無比，當人們提到你曾獲得過什麼獎的時候，或許會將你的功績有所誇大，但是你所要做的不應該只是為了獲獎，而是為了你終身追隨的事業和目標。

　　諾貝爾頒獎晚會的樂聲依稀還在佩雷斯的耳邊縈繞，佩雷斯憧憬著能與拉賓總理共同攜手將巴以和平推入正常的非戰爭的軌道。

　　1995年11月4日晚8時，10萬以色列群眾聚集在特拉維夫的以色列國王廣場舉行“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會。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拉賓和時任外交部長的佩雷斯都出席了集會。

　　拉賓關於和平的講演引來了整個廣場的掌聲。

　　拉賓轉過身來和站在身邊的佩雷斯緊緊擁抱在一起。但是他們兩個誰也沒有想到這次擁抱卻成了他們只見惟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擁抱。

　　集會當晚9點40分左右，以色列總理拉賓遇刺。

　　剛剛與拉賓擁抱過的佩雷斯在幾十米外聽到了槍聲。

　　水均益：在拉賓總理被刺的那天，我想你當時肯定不在現場，您在幾分鐘之前提前離開了。

　　佩雷斯：是的，我們本來是要一起離開的，但是保安人員説，這樣會導致針對我們的危險襲擊，這種襲擊不是猶太人向我們發起的，而是阿拉伯人，所以他們建議我們分別離開。就這樣，我與拉賓永別了，拉賓本應該在我之前離開的，但是我叫住了拉賓，建議他與活動的主辦者大聲招呼，拉賓當時突然意識到了，對我説：“天啊，我差點忘了。”，於是他就走過去和對方打招呼，而我就照計劃離開了，我走到我的車前，我和拉賓的車並排停著，我問身邊的人：“拉賓呢？”，他們告訴我在那邊，他當時在離我50米遠的地方，接著，我上了車，就在我管上車門的那一剎那，我聽到了3聲搶響，我的保鏢非常警覺，過來撲在我們的身上保護我，把我帶離現場。我還沒有反映過來發生了什麼事，我也沒有意識到拉賓成為這次刺殺的受害者。那個殺手起初就站在離我1、2米遠的地方，他本來是想要暗殺我的，但是很明顯，他最終改變了主意，打算把我們全都殺掉，所以他先暗殺了拉賓，接著還想暗殺我，但是在他向拉賓射擊以後，他被抓住了。幾分鐘之後，我才反應過來拉賓被暗殺了。

　　水均益：在那個可怕的事件發生之後，電視上連續多年播放當時可怕的場景，你害怕看到這些場景嗎？

　　佩雷斯：不。

　　水均益：每當你看到這些場景時，你的感受是什麼？

　　佩雷斯：在戰爭中許多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拉賓的逝世對我和我的人民來説，是一個巨大的慘劇和沉痛的打擊。我感覺仿佛也人將我一刀劈開成為了半個人。

　　1995年11月6日，在肅穆的拉賓葬禮上，佩雷斯扶著拉賓的靈柩，沉痛而又堅定的説到：同期“永別了，我親愛的兄長，和平的英雄，從今天直至將來，我們向你生前所求索的那樣，也像你的離去所託付給我們的那樣，繼續承擔偉大的和平使命。”

　　佩雷斯在悲痛中接任了拉賓未完成的以色列總理一職，但有人説佩雷斯是中東和平的設計師，而拉賓才是和平的決策者。但是拉賓的突然故去讓無數的人對巴以和平産生了疑問，在佩雷斯一個人的努力下，失去平衡的中東和平之路能夠進行到底嗎？

　　水均益：拉賓遇刺後，您是否覺得自己在和平的道路上成為了一名孤獨的勇士？

　　佩雷斯：不能用孤獨來形容，而是形單影隻，拉賓遇刺後我問自己我該怎麼辦，拉賓的死是否意味著我們就不把本應還給阿拉伯人民的村莊和城鎮還給他們了？我的答案是不。不論為此我們會付出多少眼淚和血的代價，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履行我們對巴勒斯坦人的承諾。所以我做了三件事，我將640個村莊6個城鎮還給了巴勒斯坦人，允許他們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的地區內進行自由的選舉。通過做這些事情，我在履行雙方達成的協議，但是對方阿拉法特又是怎麼做的呢？儘管我們交還了他們的村莊和城鎮，他們還是掀起了又一輪恐怖襲擊。40個人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遇害，我去了現場，看見滿地的鮮血和一些支離破碎的屍體，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那裏，當他們看到我的時候衝我叫喊著：“叛徒、殺手，看看你都做了些什麼？”。第二天，在特拉維夫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又有20幾個人在公共汽車上遇害了，我趕到現場成千上萬的人同樣衝我叫喊“叛徒、殺手”。他們覺得我應該為此負責，我打電話給阿拉法特對他説：“事情不能再這樣發展下去了，如果你不停止恐怖襲擊，就不可能繼續進行和平進程，我們做出了常人無法做出的讓步，將你們的土地還給你們，讓你們能夠自由地選舉，但是你們卻還依然進行恐怖活動。”。於是阿拉法特説：“讓我來處理這件事情吧！”，他以為他能夠勸阻哈馬斯和吉哈德繼續進行恐怖襲擊，跟他通話以後，事情依然沒有進展，恐怖襲擊還在繼續，最後我打電話給他，告訴他如果再不停止恐怖襲擊，我們的協議就此終止。

　　就這樣，阿拉法特才開始採取措施打擊哈馬斯，殺了一批人，恐怖襲擊才停止了。但是對我來説，這一切都太晚了，我在競選中失敗了，因為人們認為我還給了對方村莊和土地，卻依然沒有制止恐怖活動。據説阿拉法特後來為此還哭了，但是我在競選中失敗是個事實，我無法再繼續為和平進程而努力了，這也是阿拉法特的錯誤之一。

　　這就是我印象中的耶路撒冷。

　　寧靜，安逸，祥和。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既能看到以色列人，也能看到巴勒斯坦人。

　　在他們的生活軌跡中，我幾乎感受不到流血衝突隨時可能發生的徵兆。

　　水均益：總理先生，中東在我看來似乎被拽入了悲劇的魔咒，總是沒有最終的勝利，您認為在這悲劇後面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佩雷斯：這不只是一場悲劇，而且是一個宿命，是中東的宿命，這是由於一幫總也不滿足的人們，他們總以為生活會越來越好，為此目標他們時而征戰，時而爭吵，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同時生活在中東這片土地上，這就是悲劇的結果，也是悲劇産生的原因。我們本不該有太大的野心，但是恰恰是因為人們心存太大大的期望和野心，才導致了無休止的戰亂、流血和苦難，我認為這很不好。

　　水均益：中國還有一句哲學名言叫做“相逢一笑泯恩仇”，您對此怎麼看？

　　佩雷斯：我也知道一句類似的話是這樣説的，既然能燃起燭光，為什麼要憤恨黑暗呢？一點燭光就能驅散黑暗，所以不要因為黑暗而憤怒，尋找燭光吧。

　　策劃：馬麗君

　　編導：馬麗君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