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戰一週年啟示:中國人眼中的伊拉克戰爭[1]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21日 21:00)

　　瞭望東方週刊消息（記者陸洋、黃琳，實習記者王吉陸、葛傳紅/報道）：事實上，沒有外部壓力的存在，就不會有中國今天的局面，在不少人看來，張召忠教授是伊拉克戰爭中最倒楣的中國人之一。

　　

作為內地首位電視軍事評論員，經歷了上個世紀90年代幾次戰爭的考驗，張召忠在中國電視觀眾心裏深深地烙下了他的實力和智慧。然而，一場伊拉克戰爭，讓如日中天的他遭遇了滑鐵盧。

　　“我再不崇拜他了。”復旦大學的一位博士生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伊戰結束後有一段時間，各大網站的軍事論壇上幾乎是罵聲一片。“明明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已經作鳥獸散，張專家還振振有詞稱他們是有組織地轉入地下打擊美軍，簡直荒謬至極。”一位網友寫道。

　　張教授還有另外一些“名言”：

　　“伊軍(的作戰能力)可打9分，美軍只得6分。”

　　“美軍還是不會打地面戰。這種平行推進的戰法是美軍50年前的戰術，太落後了。”

　　“伊拉克軍隊沒有過早暴露實力。”

　　“美軍要完成對巴格達的合圍，還要等待大批增援部隊到來。”

　　“伊拉克人民是團結的。”

　　這都註定了他的結局與水均益不同。作為中東問題資深記者，“小水”也準備好了在伊拉克戰爭上大侃一回，不料卻接到上級命令撤回國內，於是沒有了言多必失的“機會”。小水後來被評為十大傑出青年，據説這與他“參與”伊拉克戰爭報道有關。

　　但奚落張召忠顯然有失公平。連續數十日在電視直播中同步預測和評論一場遠在萬里之外的戰爭，把原來僅屬於軍方高層和外交界討論的“機密事宜”與數億普通民眾共享，這在中國畢竟是破天荒的。

　　對於電視臺請專家學者對重大國際事件進行評説的“突破”，張召忠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稱，“有時戰爭爆發，政府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採取了一些政策，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如果通過專家,“以一種科學中立的視角評價，可以緩解政府面臨的壓力”。畢竟，“老百姓有知情權，不報道不行，老用外國的東西來報道，會誤導老百姓。”

　　“老百姓關心的新聞”

　　百姓需要知情，政府需要理解，這也許説出了2003年伊拉克戰爭與上個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年代的越南戰爭的某種不同。因此，伊戰爆發時，外電驚詫于中國媒體的“客觀”、“及時”和“全方位”報道。

　　日本《産經新聞》記者伊藤正注意到了“中國媒體正在發生變化”。他説，中國媒體現在開始打破一律報道黨的政策和領導人活動的框框，優先報道百姓關心的新聞。

　　“連日來，在伊拉克戰爭報道中，中央電視臺長時間進行現場特別報道，各大報紙利用大量篇幅刊登特輯，引人注目。”他指出。

　　在巴格達防空炮剛打響時，新華社就搶先西方媒體10秒鐘發出了消息，成為全球第一家報道伊戰打響的通訊社。中央電視臺更是第一次用兩個頻道對戰爭進行直播。甚至，在聯軍司令官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還出現了上海地方媒體記者的身影。

　　變化在於，一方面，媒體按照“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新精神去報道新聞，另一方面，一場似乎與中國人生活離了十萬八千里的戰爭，竟會成為“老百姓關心的新聞”。

　　伊戰結束後，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潘知常通過蒐集種種案例，分析認為，中國大陸媒體的伊拉克戰爭報道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揭露美國導演的戰爭的不義。據統計，媒體對美英聯軍的報道，大部分標題的用詞是負面的，如：“擲凝固汽油彈，美展開大屠殺”、“聯軍導彈機槍炸彈殘忍屠殺無辜平民”、“美一坦克指揮官斃命”、“美軍動用三光政策”等；而在描寫伊軍時則多用正面詞彙：“伊軍遊擊隊肉搏巷戰死守南部”、“伊軍狙擊手堅守烏姆蓋斯爾”、“伊軍‘小米加步槍’血戰美英大軍”等。

　　二是同情伊拉克人民的災難。比如，“我再也不忍看第二眼──本報記者探訪伊拉克受傷兒童”、“和平年代的悲慘世界”、“我為毀於戰火的美麗建築哭泣”、“我的巴格達朋友，你們還好嗎”等等。大陸傳媒預言受禁多年的伊拉克還要窮上加窮，並揭露美英聯軍進入巴格達以後放任不法分子明火執仗地到處哄搶。

　　這當然不是有關伊戰的全部信息，比如伊拉克民眾對薩達姆獨裁的不滿，只是在後來伊政權被推翻後，甚至直到薩達姆被捕之後，才逐漸報道出來。另外，美國繼使用武力後，在中東搞“大民主”，也沒有引起媒體足夠重視。伊拉克的失敗，自身的體制根源是什麼？在短短一年中，中國人難以深入回答。

　　據潘知常分析，中國媒體是要告訴人們:

　　美國的霸權才是中國最大的擔憂──而這也的確符合不少普通民眾面對變化中的世界而産生的直觀焦慮和他們對特定信息的渴求。

　　民眾的這種感受，在十幾年前的海灣戰爭時，在中國還沒有獲得奧運會主辦權、沒有加入世貿組織、沒有那麼多汽車需要喝石油、沒有那麼多浙江人去中東經商、沒有那麼多初中生到西方留學之前，還不是如此強烈。

　　實力之爭

　　“伊拉克的現在是中國曾經的歷史。”潘知常這樣概括戰爭與中國的高度關聯性。

　　當時，一些海外媒體在報道中國網站上圍繞伊拉克戰爭所發出的不同聲音時就注意到，在主戰與反戰的爭論中，大陸傳媒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戰爭的核心問題，視作國家之間綜合國力之爭。

　　許多中國人認為，從戰爭的結果可以看出，美國的綜合實力決定了它現在是在世界上起決定影響的國家。崛起的中國，要和平地順利發展下去，在單極與多極世界的博弈中，需要韜光養晦，而在發展自己上必須有所作為。

　　伊戰一週年之際，評論認為，美國出兵直搗中東，一個重要的目的是控制世界油庫，以後就可以在能源上輕而易舉地卡住其他國家的脖子。

　　美國一些人士的言論也引起了中國人的擔憂。《洛杉磯時報》發表了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主任蓋爾勒夫特的一篇文章，題為《美中兩國將為石油而發生衝突》。

　　勒夫特在文章中首先回顧了67年前日本為了石油陷入了一場世界大戰。接著他筆鋒一轉，寫道：“如今，另一個亞洲大國正渴求石油，那就是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沈驥如研究員指出，中國的主張是，軍事結盟和軍備競賽不是維護和平的好辦法，主張建立以平等、互信、互利和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所以，中國決不會採取小動作，把別人到手的石油合同截歸己有，更不會以擴散武器的方式或採取武力來爭奪石油。

　　而且，中國正在依靠科學技術，積極探索節約石油、替代石油的解決方案。

　　他説，“中美兩國在這一領域不僅不會衝突，反而其合作更具有無限廣闊的空間。這種合作，將給兩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現在有許多接近成熟的下一代燃料技術是完全可以共同開發的。”

　　而歸根到底，是要練好自己的“內功”，才能在世界上説話硬氣。

　　在滬上某外企工作的石先生看過關於閭丘露薇的書，知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還知道伊拉克問題是布什今年大選的一道坎。

　　“其實，伊拉克打仗和我們沒有太大關係”，28歲的他很坦誠，“大部分中國人忙自己的生計還忙不過來。”

　　但是，“美國的軍事太強大了，這倒是讓我想不到的”，石先生補充道。“中國所有的人都應該好好想想對策，儘快縮短和美國各方面的差距。”

　　中國社科院的國際問題專家王逸舟説：“中國的國家安全已與世界安全緊密相關。兩方面都不能互相脫離開來考慮。”

　　全球化時代的公民利益

　　伊戰促發了一場關於中國安全問題的大討論。而與討論本身相比，更受關注的是討論中主題的廣泛性和視角的多樣化：有政府的，也有民間的；有反戰的，也有挺戰的；有的説中國很危險，有的説中國很樂觀。

　　學者將之歸於最近十多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加速發展，以及中國融入世界，市民社會的形成，在這個過程中，利益越來越多元了，也越來越清晰和細化了。

　　按照國際問題專家閻學通的看法，從傳統上講，國家利益是由官方界定的，是被認為已經完成的工作。但是，在一個要考慮全球市場和經濟成本的時代，國家利益必然有更具體的內容。國家利益是個人利益的集合，但不等於每一個人的利益是國家利益中的一部分。每個利益集團都有各自的利益，他們的利益並不都與國家利益一致。

　　利益轉化為了政治和社會需求，也會上升到外交層面。於是，就出現了各種聲音，後面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這些吁求中也有雜音，比如説，互聯網上發生了學者被人冒名在“反戰聲明”上簽字的事件，該聲明傳播甚廣，引起了被冒簽學者的極大憤怒。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普通人成為了“明星式的代言人”：

　　水均益。全球化話語下的英雄，更接近於姚明。

　　閭丘露薇。在一國兩制下，中國記者也發出了來自戰爭一線的聲音。在伊拉克人眼中，是分不清香港人和內地人的。

　　賈邁勒。這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結晶。中國可以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來辦成自己的事情。外國人也可以用“中國方式”説話。

　　張召忠。在一些人的眼中，他先知先覺者的地位失去了。但他並不因為這個變化而被打倒在地，仍然有話語權。這又體現了國家和民眾的寬容。

　　李希光。他把非典和伊拉克戰爭結合起來研究，提出了媒體與危機的理論，並向政府官員宣講，影響一大批決策者的思維。

　　張維秋。中國駐伊大使，最後一個撤離巴格達的中國人。體現了中國外交越來越重大的責任和使命。畢竟，與海灣戰爭時相比，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分佈越來越廣泛了。

　　還有更多的普通人，比如，那個于2004年1月1日在巴格達開中國餐館的陳姓青島人。他為缺衣少食的伊拉克人提供的僅僅是物質嗎？

　　中國的全球性存在，不再僅是國家的存在，也是每個公民的個性表達。伊戰把這個現實勾畫得更加明白。

　　當國家主席對海外遇難工人表示哀悼的時候，當中國人把視線投向北極、月球甚至火星的時候，這種關懷，逐步轉化為一種對全球歷史進程的改造作用，它比資源爭奪戰更讓人矚目。

　　國家戰略

　　這一年來，最大的一個實際影響，還是戰爭進一步促成了中國全球戰略觀在連續性基礎上的調整，包括全方位外交，包括市場多元化，包括和平崛起理念，也包括新軍事革命。

　　有一個共識是，“911”之後，美國即開始了戰略轉移，把反恐和防止武器擴散當作重心。兩年來，這種戰略調整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反應階段，時間大約從“911”到2002年初。美國忙於部署本土反恐、組建反恐聯盟，基本上處於加強防禦、做出反應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醞釀的階段，時間從2002年1月29日布什總統發表國情咨文到2003年2月出臺反恐戰略。在這個階段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講話：一是2002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布什首先提出存在所謂“邪惡軸心”7個國家；二是同年6月1日，布什在西點軍校發表講話時又提出“先發制人”戰略。

　　伊拉克戰爭標誌美國新的全球軍事安全戰略進入了實施階段，第三階段開始了。

　　伊拉克戰爭給中國的戰略觀察家提出了一個課題:美國要先發制人，認為哪個國家支持恐怖主義就主動進攻它，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國際關係就要發生很大的變化，中國也要採取相應的對策。

　　錢其琛提出了一個基本思路:中國是一個大國，只要我們自己不亂，辦好自己的事情，在國際上多交朋友、少樹敵，其他國家就不敢輕易和我們對抗。

　　比較一致的判斷是，在今後一段很長的時間裏，美國的主要任務是對付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要求和中國有更多的合作，美國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亞洲國家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不會參加反華包圍圈。

　　所以，只要工作做得好，中美關係在較長時間裏是可以保持穩定的，而且會有所發展。因此中國提出的20年機遇期也是現實的。

　　這種判斷成為了中國的主流戰略思維，並體現在參與伊拉克戰後重建、斡旋朝核危機、參與反恐合作、支持核不擴散等行動中。就國內而言，必須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迅速增強綜合國力。這就是中國的和平崛起。

　　伊拉克的興亡還給中國人以啟示:加強國家治理至關重要，一定要讓人民獲得幸福感，另外，民主制度是不能隨意移植的。

　　根據王逸舟的看法，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四個趨勢：

　　一是改革開放使中國不可逆轉地進入了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內政和外交皆如此。

　　二是國家行為、市場經濟、市民社會三者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與互利關係。

　　三是國際環境儘管不總是最重要的推動或阻礙因素，但它對於中國內外交方針與民間社會之良性互動的作用，不能忽視。事實上，沒有外部壓力的存在，就不會有中國今天的局面。

　　四是改革開放時代成長起來的領導人和外交家的確較過去更加開明和接近國際標準。

　　伊拉克戰爭，使這四個趨勢更加明顯化了。

　　美國的“大中東計劃”

　　這是今年2月布什提出的一項關於中東阿拉伯國家“民主改革”的國際性計劃。布什政府打算遊説北約、歐盟國家的支持和參與。涉及的國家有中東22個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以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國。

　　主要內容：思想上，“西化”阿拉伯青年，培養“有文化的一代”，主要通過培養大批師資隊伍、向學校提供計算機技術等教育投資來實現；經濟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通過建立大中東發展銀行、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等手段，促進市場經濟發展；政治上，推行“民主改革”，資助和培養民主、人權等參政組織，建立西式民主選舉模式，促進司法改革等。

　　伊拉克戰爭及戰後大事記

　　◆2003年3月20日上午10時35分，美國向伊拉克發射巡航導彈，戰爭打響。

　　◆3月21日，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電視講話，宣佈英軍已全面投入對伊戰爭。

　　◆4月9日，美軍進入巴格達，市中心廣場上的薩達姆雕像被推翻，薩達姆政權垮臺。

　　◆4月14日，薩達姆家鄉城市提克裏特被佔領，最後一座伊拉克主要城市被攻破。

　　◆5月2日，布什宣佈伊主要戰事結束，聯軍取得勝利。

　　◆5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483號決議，解除對伊拉克長達13年的制裁。

　　◆7月22日，薩達姆兩個兒子烏代和庫賽被美軍打死。

　　◆9月3日，伊拉克臨時政府成員在巴格達宣誓就職。

　　◆12月13日，薩達姆被美軍抓獲。

　　◆2004年3月8日，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成員正式簽署了伊臨時憲法。

　　◆3月底，通過雙邊協定確定聯軍部隊將來在伊拉克的地位。

　　◆5月底，選舉代表伊拉克18個省的過渡議會，美英佔領當局將在這一階段擔任顧問。

　　◆6月底，由過渡議會選舉産生伊拉克臨時過渡政府，伊拉克臨管會解散。

　　◆2005年3月15日，由伊拉克人民選舉一個委員會，制定一部持久的憲法，接受公民投票。

　　◆2005年底，根據新憲法條款，選出新的伊拉克政府。

責編：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