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者前線報道：“伊拉克，就像一場夢”

央視國際 (2003年02月26日 10:37)

　　▲穆罕默德阿爾凱希：我已不是伊拉克人，也不是科威特人，我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

　　環球時報消息：初次見到穆罕默德阿爾凱希，是在科威特喜來登飯店門口。我正要去飯店裏的新聞中心辦事，一位正在飯店門口徘徊的阿拉伯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頭戴白巾，身著灰袍，用純正的英語問我：“你從哪來？”當聽説我是中國記者後，他竟和我談起氣功等中國的事情來了。

　　他説他來飯店的目的，是想找個給外國記者當助手的活。他告訴我，他是伊拉克人，一個在科威特的伊拉克人，他的國籍立即引起了記者的興趣。他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呢？於是我邀請他到咖啡廳坐一下，我一邊喝著苦澀的阿拉伯咖啡，一邊記錄下他的經歷：

　　我1952年在巴格達出生，在那裏成長，1977年便離開了那裏。在政府看來，伊拉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忠於薩達姆的，一種是反對薩達姆的。後一種人在伊拉克無法進大學或找工作。而我喜歡自由的空氣，於是就來了科威特。

　　以前，科威特人和伊拉克人關係很好，可以通婚。我的母親和妻子都是科威特人。在科威特呆了一段時間後，我去了卡塔爾，在那裏找了個工作，一幹就是14年。

　　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卡塔爾人就把我辭了。因為那時候所有阿拉伯國家都排斥伊拉克人，讓他們離開。

　　我先去了也門。在那裏認識了一位好心的醫生，他説他在敘利亞有朋友，可以幫我拿到護照。於是我又去了敘利亞，並花錢請那位朋友給我做了本假的巴林護照。拿著假護照，我輾轉到了利比亞，然後登上了去瑞典的飛機。

　　到斯德哥爾摩後，我把巴林護照撕碎了扔進垃圾箱。過海關時，警察要我出示護照，我告訴他，我沒有，我是伊拉克人。於是我在難民所呆了10天，然後被送到了瑞典最北的城市基律納，在那裏度過了10個月。就這樣我從世界上最熱的地方到了最冷的地方。

　　10個月後，我以難民的身份取得了瑞典的居住權，後被送到了瑞典中部的一個只有1300人的小村莊，那裏還住著其他一些逃到歐洲的伊拉克人。後來，我又遷到離斯德哥爾摩240公里的法倫市，我在那裏學會了瑞典語，為社區做些服務。

　　在這一年多輾轉流離的過程中，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妻子。我妻子沒有和我在一起。在伊拉克軍隊進入科威特前一週，我從卡塔爾到科威特看望妻子、孩子、母親和妹妹。當時科威特和伊拉克的關係已經開始緊張了，於是我和妻子約好了去卡塔爾，她比我晚幾天離開。但當我剛回到卡塔爾，戰爭就開始了。我只給家裏打過一次電話，剛説幾句話電話就斷了。

　　我在瑞典安定下來後，通過我在迪拜的姐姐和妻子聯絡上了。我們在科威特時，約好3天后見面的，但再次相聚，卻是在1年零7個月以後。

　　在瑞典，我們一直在做一些低層次的工作，當服務員、清潔工等。瑞典是個高福利的國家，但外國人很難融入這個社會。後來，連清潔工這樣的活也不容易找了，我就用積蓄盤下了一個小店，先是開了個小飯館，後來又改成雜貨店。在瑞典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三年前我母親在科威特去世，我岳母也老了，妻子非常想回國，她覺得累了，而且她不希望孩子成為瑞典人。在去年12月，我們回到了科威特。

　　這是我12年來第一次回到阿拉伯世界。這裡一切都沒變，而我則習慣了瑞典的生活，回來後反而覺得不適應這兒的生活。瑞典是個現代化的國家，從出門開車到上因特網，一切都很方便，但在科威特就不同。我的孩子們也不適應這兒的生活，他們上學回來就哭，説老師和同學們都不理他們，他們不想上這裡的學校。我只好去找學校，請老師理解孩子的反應，然後回家安慰孩子，讓他們逐步適應。

　　我回科威特後一直沒有工作，住在妻子家。前兩天，我在報紙上看到外國記者招聘助手，就報了名。我只希望給記者當助手，別問我伊拉克的地形什麼的，我厭惡戰爭，厭惡軍隊。

　　現在，我還有表兄弟在巴格達，我們經常通信和打電話，我了解他們的處境，經常寄錢給他們。

　　伊拉克有石油，有農業、礦産和文化古跡。離開伊拉克25年了，有許多事情我都不熟悉了。不過我還熟悉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親戚朋友，我們的觀念，我能體會到人們的真實想法。

　　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我想我都不會選擇回巴格達居住。任何一個在外國住了10年以上的伊拉克人都會像我一樣，覺得自己已不是伊拉克人了。那裏已不是我的家。我拿的是瑞典護照，但我不是瑞典人；最近我將獲得在科威特的居住權了，但我也不覺得自己是科威特人；我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

　　“伊拉克，那就像是一個夢。”（環球時報赴海灣特派記者　宋念申）

責編：趙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