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琴弦》 2004-4-5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19日 13:54)
CCTV.com消息(新聞調查):高考能夠對一個人的命運産生決定性的影響,所以誰都很清楚在這場考試中公正和公平意味著什麼,但是在今年春季高考,藝術類招生剛剛結束之後,我們就接到了新聞線索的舉報,指出其中的一所知名的藝術院校招生的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公正行為,而向我們提供這一線索的就是考試的評審老師之一,也是在中國的藝術界享有盛譽的一位著名人士。
被採訪者:
宋 飛 二胡青年演奏家 中國音樂學院 教師
于 洋 中國音樂學院應屆考生
孫 蕾 中國音樂學院應屆考生
張 雨 中國音樂學院應屆考生
趙寒陽 中央音樂學院器樂係系主任
林心銘 上海音樂學院 教授
于躍升 于洋家長
孫 冰 孫蕾家長
李 霜 張雨家長
宋飛,我國著名的二胡青年演奏家,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國音樂家協會二胡學會理事長,出版過近十張個人專輯唱片,錄製了大量二胡教材,在全國開過數十場“宋飛二胡獨奏會”,現在任教于中國音樂學院。2004年3月14日,她向《新聞調查》記者透露,中國音樂學院器樂係在她所擔任評審的2004年的二胡專業高考招生考試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公正。
記者:你是民樂界的名家,你所在的中國音樂學院是民樂最權威的高等院校之一。
宋飛(以下簡稱宋):對。
記者:你告訴我們,你所在的這個學校,你擔任評審的這個考試有明顯的不公正,你為什麼這麼説?
宋:因為有的孩子憑他的實力和水準,他的排名不應該在現在這樣的位置,或者是有的不應該被淘汰。
記者:你説這個話的依據是什麼?
宋:依據這些孩子的表現和我這麼多年從事音樂,對音樂和人才的一種判定的能力。
中國音樂學院1964年成立,這所著名的藝術院校是以中國傳統音樂教育和研究為特色。它的藝術類招生,每年都在全國文化統考前對考生進行藝術專業的初試和復試,只有通過專業初試和復試的考生才能拿到參加文化課考試的通知。宋飛説,今年的二胡復試結果出來後,她發現許多學生的專業得分與他們現場的表現反差極大,考試中有重大失誤的孩子排名靠前,而在考場上表現很優秀的孩子卻被打了低分,面臨淘汰。
記者:你當時看到結果心裏什麼反映?
宋:我覺得是黑白顛倒。
記者: 會不會有人説,在藝術類院校招生中有一些彈性標準,並不是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宋:不一樣可以是大紅和淺紅的區別,決不可能是紅和黑的區別, 絕不是説是第一和倒數第一的區別,反差有這麼大。
記者 :你所指的這些腐敗,對你自己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你擔心什麼?
宋:擔心孩子,擔心事業,擔心整個這個專業的未來。
記者:你知道你是一個有聲譽跟地位的音樂家,你面對我們鏡頭就意味著要把你自己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你在接受這個採訪之前動搖過嗎?
宋:動搖過。指責的過程可能會傷害到一些其實在努力杜絕這些現象的人,因為程序上的因素她愛莫能助。這些人無形中也會牽連到。
記者:你為什麼決定對著鏡頭説出來?
宋:可能是我愛音樂,愛學生,愛教育,而且我的成長過程中沒有遭遇過這些,所以我才有今天。所以我才想當一個老師,希望給其他學生帶來我小時候經歷過的那種對明天的希望。
記者:你現在還是中國音樂學院的老師
宋:對。
記者:你知道你説出來你的處境,你想過嗎?
宋:我覺得我不説話已經不能給別人,給這個事業,給學生帶來平安和幸福了,那我寧可損失掉我自己的平安幸福,別人想象當中的這種完美,把它説出來。
于洋,來自黑龍江密山縣,在這次中國音樂學院的二胡專業復試中,他的成績是不及格,即使沒有參加文化考試的資格。
記者:第一反應是什麼?
于:挺有意思的。因為我感覺我初試復試非常好。
記者:這個挺有意思的怎麼理解?
于:一種不平衡,一種氣憤。
記者:不是傷心?
于:不傷心,他們做出了不公平的打分。
記者:很多在考試中落榜的孩子可能都會想,可能考試不公正,有沒有可能你也是這樣?
于洋:多少想過一些,自己沒考上,是不是自己出了什麼問題,但是比你不好的也考上了,確實不公正。
宋飛給我們講述了專業初試時發生的一件事。
宋:新來的黨委書記可能來視察我們考試,我説之前有一個考生非常好,你沒聽著。
記者:你説的這個考生是誰?
宋:就是于洋。她説我聽著了,而且我聽旁邊的考生説,這個孩子拉得太好了,我怎麼那麼倒楣,在他後面考,我都不敢考了,在那裏直哆嗦,所以她説我知道這是一個拉得很好的孩子。
記者:你跟他提到于洋這個考生,用意是什麼?
宋:我有點擔心他最後的命運不好。我説我想請你看看于洋這個孩子最後的命運,了解一下招生的過程。我以前跟你説的那些你很難理解的事情,我想你通過於洋的命運,你會理解的。
記者:這是你在復試之前跟領導説的?
宋:對。
記者:那復試的結果你有沒有跟這位書記談過?
宋:説了。她問我于洋考得怎麼樣。我説他不及格。她説不會吧,我説她真的不及格,她沒有文考資格。她説不會把,怎麼會,不可能。我説是可能。
記者:這樣一個分數,在什麼情況下,會造成?
宋:在大多數人給他打不及格的分,才能把他的成績拉下來。
宋飛介紹,中國音樂學院二胡專業考試的評委共有15個,打分時,0.5分為一個等級,85分以下是不及格,即沒有文化考試的資格,而往年查分的時候,她就發現過一種奇怪的現象。
宋:以前查分就有一種直覺。
記者:什麼樣的直覺?
宋:為什麼那麼多人意見會那麼一致,一模一樣。95、95、95,或者80、80、80。
記者:不正常麼?
宋:如果有小差別,我覺得正常,像一個人打出來的,我覺得不正常。
記者:這個概率高麼?
宋:在某一個學生身上出現,就算他有概率,在幾個學生身上有,那你覺得是偶然的嗎?
孫蕾,瀋陽音樂學院附中學生,她是今年瀋陽音樂學院承諾免試錄取的優秀生。在這次中國音樂學院的復試中,儘管她拿到了文化考試通知,但排名卻在50名之後,這意味著在招收40名學生的前提下,必須有十幾個孩子因故淘汰或退出,她才有被錄取的機會。
宋:這次考試,我覺得她在復試中挺出色的,整個狀態技術,整個狀態上沒有任何失誤,而且音樂表現非常充分,音樂的感染力很強。
孫蕾:我出來之後,我説爸爸,我拉得特別好,保證是前三名。誰也沒想到結果會是這個樣子。
另一個得分讓宋飛感到意外的孩子叫張雨,她是中國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連續六年在校二胡成績都是第二名,她曾獲得首屆青少年藝術新人選拔賽的少年二胡專業組金獎,宋飛説,這次復試中她同樣沒有任何失誤,但也是專業不及格,沒有拿到文考通知。
張雨: 我想考上大學,尤其是中國院,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就是在公平的起點上,包括不太公平,我覺得我考上也沒問題,但是我沒想到今年這麼狠。
記者:沒有文考通知對你來説是什麼概念?
張雨:就是我今年完了,就是連高考資格也沒了。
于洋、孫蕾、張雨在拉琴上都曾得到過宋飛的指點,復試成績公佈後,宋飛和學生家長都希望器樂係能把考試現場的錄像拿出來請專家重新評議。而系裏説,考試現場只有錄音,沒有錄像。
孫父:我當時質問他,為什麼不錄像,他説錄像設備壞了,我説這不是理由。
記者:校方不是有錄音嗎?
孫父:我擔心錄音能不能拿出來,另外錄音可以修改。
宋:從來沒有説因為你告狀就把錄音翻出來請專家去聽,那有了疑義要錄音幹嗎呢,永遠不會去翻的錄音是個擺設。
記者:你剛才説的你比較惋惜的幾個學生你都帶過,那會不會因為是你的學生,所以你比較偏愛他們,你會替他們覺得委屈?
宋:我怕我會這樣,所以我會去錄像。
宋飛告訴我們,由於往年出現的種種蹊蹺和事先擔心考試的結果出現不公,所以在這次復試的時候,她偷偷錄下了部分考生考試的完整過程,其中包括孫蕾和于洋。
記者:你知道你現在拿出來會是一種挑戰?
宋:對。如果我不錄像,或者不錄音的話,當時我的印像是這樣的,那麼我就會懷疑説,我準確麼,我記的?所以我要有一個依據的東西,仔細去考量,我提出來疑問它的可能性有多大。
記者:你現在的結論是什麼?
宋:我覺得我肯定,我很肯定。我肯定她們之間的差別是一種非常不公正。
宋飛首先給我們放了一個排名遠在於洋和孫蕾之前的孩子的考試錄像。
記者:你當時坐在那裏?
宋:這裡,攝像機放在座位上。
記者:這個學生是誰?
宋:快板的時候她有一些太明顯的失誤。有兩三次這樣拉不下去,斷掉了再重來再重來,而且排名並不很靠後。
記者:那你能不能倒到你説她出現中斷的前後讓我看看。
宋:可以。
記者:這是在重復嗎?
宋:對,她在拉不下去重復一個地方,這相當於做體操你從器械上掉下來,爬上去再接那個動作,又掉下來。
記者:你的意思是説這是嚴重的技術失誤?
宋:對。
記者:能不能再倒到剛才那個段落,讓我們在聽一編?
宋:好。
宋(放錄像):(斷)一次、兩次、三次,她是從她剛才那個地方重來,重來,又重來了三次才順下去的。
記者:當時你給這個學生打的分數?
宋,當然就是淘汰的分數了。
記者:這在考試當中是一個每個評審心裏都會很清楚的事情?
宋:對,應該是的。但是她的成績是及格線以上,而且排名並不是很靠後。
現在宋飛放給我們看的就是孫蕾在復試當天完整的錄像。
(孫蕾拉琴表現)
宋:我有的同事出來還跟我説,看上去有小宋飛的樣子。那個孩子是塊材料,一定要把她培養出來。
記者:就是説你們是有共識的,對於她在考場上的表現?
宋:對,有個別的共識,也有很大批的共識應該給她打80分。
我們同樣在錄像帶裏看到了于洋,他復試當天沒有選擇伴奏。(于洋在復試中的情況)
記者:為什麼沒選擇伴奏?
于:因為我感覺用伴奏的話,有一些錯的地方或者是音不準的地方會被伴奏掩蓋。
記者:可是這是考試啊?
于:考試就是看一個學生有沒有發展、實力,不是靠伴奏掩蓋的,我在演奏之前把《繡紅旗》和《紅梅讚》全研究過,按照歌詞逐字逐句去處理 。
記者:對於一場考試來説,只要把規定的曲目拉得很嫻熟就可以了,你不這理解嗎?
于:我不這麼理解,音樂的高層次不是做一個匠人。
記者:你希望自己的演奏是什麼樣子?
于:我演奏樂曲演奏音樂是通過音樂給別人講故事,讓別人聽懂我講什麼,聽懂我心裏説什麼,即使我不用語言。
于洋給我們拉了他這次參加復試的曲目之一《蘭花花》,85分是及格線,他的得分是不及格。
宋:于洋是一個對民族音樂語言很敏感的一個孩子,我覺得他現在未必像本院附中的學生做的技術上那麼乾乾淨淨,但是他的素質,心理上對音樂表達的素質,我覺得是非常好的,難得的是他有那種中國語言表達的素質。
記者:怎麼解釋?
宋:比方説現在的孩子音樂教育當中,他會寫很規範的美術字,像電腦打印,大家比誰寫得幹警,字寫得對、整齊。但是這個孩子天生有那種好像迷戀狂草的藝術創造的能力,所以他表達音樂的時候,他有一個是情感,還有一個他喜歡中國音樂的那種節奏變化,這種滑音的聲腔變化,他好像很敏感。
記者:看到一個這樣的學生,對於你們做老師的是什麼感覺?
宋:當然很高興。
記者:對於洋身上的這種潛質,在初試復試中其他的考官有沒有覺察到?
宋:拉二胡的老師肯定都能覺察到。如果你沒有把該選的孩子選進來,對於老師來講,那是犯罪。
為了給孩子們一個公平的答案,《新聞調查》請來了中央音樂學院民樂係的系主任趙寒陽教授,請他完整地看一看宋飛提供的考試錄像帶,對這幾個孩子當場的表現作出鑒定,我們打亂了考生的順序,也沒有透露任何考生的得分結果。
這是宋飛曾跟我們提及的排名在孫蕾、于洋之前的女生,她演奏的曲目是《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幹》。
趙:現在看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她換把的音準不準,第二,她拉的時候大臂架,不是一次,每拉一弓都架著,在方法上有些毛病……這個音程關係都不對……
記者:很明顯是嗎?
趙:很明顯的音準問題。
記者:音準在打分中是什麼位置?
趙:第一的,如果音不準,這個考生初試就應該刷掉了
記者:這是怎麼回事?
趙:這是拉不下去那個地方,她拉了三次沒有拉過去。
記者:這種失誤嚴重嗎?
趙:這種失誤算比較嚴重了。
記者:我們再來聽她這段視奏是不是有其他的表現?
所謂視奏,是指現場讓學生看一段從未接觸過的旋律,然後把它演奏出來。這是復試中最考驗考生能力的環節。
記者:她不行,她拉不下來。視奏沒有完成,應該是沒有分。
記者:這個考生的這段演奏,你能給她及格嗎?
趙:這段好像不應該及格,如果在我們學校考試,她初試應該過不去。
我們又完整地看了孫蕾在復試中的錄像,她拉的曲目是《天山風情》。
記者:拿這個拉《天山》的考生跟您説的出現失誤的考生比較?
趙:不能比,要好很多。這個拉《天山風情》的要比這個好很多。《天山風情》這個曲子的難度比《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幹》要難一個等級,她還完成得比較好,所以説明她技術要比這個考生要好很多,她在音樂上比較流暢,拉琴比較熱情,音樂也比較豐富。
記者:有沒有可能會出現拉《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幹》的這個考生比拉《天山風情》這個考生要分數更高?
趙:肯定不會,在我們這兒把所有的因素,即使她是我教的説這是我系主任的學生,那也不行,那肯定也進不去。
記者:沒有這種可能嗎?
趙:沒有這種可能。
記者:您是覺得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正常嗎?
趙:如果她要出現比《天山風情》的分數要高的話,我覺得肯定是不正常了,她們不在一個檔次上。
我們也完整地看了于洋的演奏,這是他的視奏部分。
趙:這個視奏他拉下來了。
記者:他比拉《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幹》的?
趙:那肯定要好很多,因為這個是沒有拉下來,她明顯比他們差一塊。從各個方面來講。
記者:這個差的差距大嗎?
趙:按我們專業來講,應該是差距挺大的,如果説這個反而她是變成最好了,或者別人不及格她分數排在上面,有可能別人取不了她要是取了,這個可能要重新拿錄像出來再重新評議了。
為了保證評委的客觀性,《新聞調查》記者又來到上海,找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的林心銘教授,他從事二胡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我們同樣請他觀看了完整的錄像帶,並對孩子們當場的表現作出評判,他對幾個考生的鑒定和趙寒陽教授一致。
林心銘:(這個考生)錯的比較多,很明顯,斷下來了,使這個音樂不連貫、不完整,這個要注意到,應該都會注意到。
在他的排序中,他同樣把拉斷了的孩子排在孫蕾和于洋之後,這與中國音樂學院的實際打分結果正好相反。
記者:藝術標準的差別會那麼大嗎?
趙:不會,肯定有人為的因素在裏面。
那麼,這個人為的因素是什麼,這次中國音樂學院的二胡入學專業考試中的評委打分又究竟是否符合程序呢?
宋:我們文件實際上,我們規規章制度上寫了,要在初試結束之後,要由教研室主任組織老師討論以後,根據今年考生的整體水準,我們要選定多少進復試的,但是今年好像突然就説商量不了,各打各的分。
記者:這個意見是誰做的?
宋:領導呀。
記者:既然這是一個已經形成的制度怎麼會被打破呢?
宋:因為他是領導,當然在第二天招其他拉弦專業的時候,又改了,又變成是討論了又跟原來一樣了。
記者:那説不再討論,這個依據是什麼呢?
宋:沒有依據啊。
記者:怎麼向你們解釋呢。
記者:他們怎麼向你們怎麼解釋?
宋:我們説教研室主任説沒有辦法統一意見。初試過後大家等著討論,説不討論了,就打分,打完分回家。
記者:你們還沒有討論,怎麼知道不可調和?
宋:對啊,他就是這麼説。
記者:今年招考中,有多少個考官負責這場考試?
宋:15個,去掉最高的四個和最低的四個,剩下7個,這七個人力裏要有四個人的意見是一樣的,就可以左右所有的成績。
趙:如果有四個老師給他打高分,分就上去了,如果有四個老師給他打低分,分數就下來了。
記者:但是你們在考場上打分是獨立的,彼此之間不可以互相?
宋:你可以在家打好,抄上去不就行了嘛,他想招進他想要的學生。
記者:如果説拉《陽光》的女孩進了及格線,而另兩個分數都比她低的話,這種情況怎麼才能出現呢?
趙:有幾個考官可能是互相串分了,這種情況會有。
宋:我去年看到過5個95。
記者:15個人中,三分之一人分數是一樣的,是這樣嗎?
宋:我有可能會看到一半人以上的80。
在二胡考試評分中,0.5分為一個打分等級,85分及格,80分意味著不及格的低分。
記者:什麼意思?
宋:如果説全部都打很低,80的話,説明它沒有誤判,但是如果有超過二分之一的人打80分,而另外的分是90幾,那説明當中可能就會有問題。
記者:如果出現有幾個老師的分數一致,比如説95、95、95,其他老師打80,80,80,這種差距在招生考試當中正常嗎?
趙:不正常,不能差那麼多。老師打的分數和平均線如果差出3分,這個分數就已經不正常了。
那麼,究竟為什麼在一場考試中,考官的打分會出現這樣不正常的反差?公平考試的背後又有著什麼樣的遊戲規則呢?
于洋:我初試過後,主考官跟我出來,讓兩個工作人員把我叫到候考室,過讓我去男廁所,説那兒有人找我。
記者:怎麼會在男廁所?
于洋:因為那裏比較隱蔽一點,可以説。
記者:工作人員説是誰要找你?
于洋:他沒有透露這個人。
宋:當時大概將近12點鐘了,于洋是倒數第二個,還剩一個結束了,于洋初試拉得非常好,我就看我們主考的老師就出去了
記者:你們的主考官是哪位?
宋:我們的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于洋先出去,他就出去,他出去了,我也出去了
記者:你出去了?
宋: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找他説話。
記者:你為什麼這麼敏感?
宋:因為我的直覺裏,記憶裏有過這樣的事情。我説我去個洗手間,女廁所很遠,回來的時候,外面的考生在等著,過了很久,考試沒有進行。
記者:這種情況常見嗎?
宋:不應該常見。還差一個,已經12點了,應該趕快考完我們就走了
于洋:我當時也不認識他,也不知道是誰,然後就去了,進去之後,這個主考官他把廁所的小門一個都拉開,看裏面有沒有人,沒有人之後問我兩個問題,一個是在北京你跟誰學。考中國音樂學院如果不跟主考官學,考上機率不是很高,把握不是那麼大,所以我就沒敢説,我就是搪塞了一下,我説我是從瀋陽來的,誰也沒跟誰學。
記者:問你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于:問我還考中央音樂學院嗎?我説我不考,就考中國音樂學院。
記者:這樣考到中途,主考官出去找學生,在一個偏僻的地方談話,正常嗎?
宋:我覺得不正常。你要了解考生情況,可以在考場上了解。
記者:這兩個問題無傷大雅,沒有必要在私密的場合下談。
于:問題表面很簡單,但是內涵不一樣。而且問完問題還停了一會兒,我想他在等我問一些問題,但是他沒有等出來。
記者:你怎麼理解他問你這兩句話?
于:他可能想收我做徒弟,如果我同意了讚許了,考試會很順利。
宋:可能學生如果沒老師的話,師投無門的話,可能這個學生就會成為哪個老師門下的徒弟吧。
記者:一般的話主動去找一個學生是認為這個學生有資質?
宋:對,有才能。
于:當時我和我父親認為,好像是一件好事,因為初試過後這麼多考生他只找我一個人,也證明我的實力了。
從初試結束到開始復試的兩天中,于洋和他父親沒有再主動聯絡過這個主考官。
于父:用現在社會上的一些人的説法就是,你這個家長腦袋太木了
記者:什麼意思?
于父:考場的主考官主動找到你學生,你作為家長沒有反應,沒有給人家回話,沒有和人家聯絡,沒去拜訪人家。你不拜在我的門下,那就不客氣了,你就不會進來的。
復試專業不及格的張雨告訴我們,她也有過類似的遭遇。
張雨:在我快考大學之前,當時就有同學跟我説,你就找大學誰誰誰,可能那個老師,可能那個老師在學校影響力比較大,
張雨母:她説她們同學幫她介紹一位老師,是系主任,跟她學考學沒問題。
記者:這個老師在復試考官之列嗎?
張雨:在。
後來,由於其他原因,張雨選擇了別的老師。
張雨:那個老師當時也知道,我還專門打電話跟他陪了半天不是,我説對不起,等我以後有機會我一定跟您學,實際上我知道我要是跟這個老師學,就是前四。
在中國音樂學院考了不及格後,張雨又報考了中央音樂學院。
記者:有一個中國音樂學院院附中的學生,後來去考了中央院叫張雨,你對她有印象嗎?
趙:張雨在我們那裏排到第四名,第四名很高的分。
記者:她在這場考試當中,她的排名是排在拉《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幹》的女孩兒後面,也就是連及格都沒有。
趙:那肯定是絕對不正常了。
記者:因為我們的錄像當中沒有錄到張雨的現場演奏,有沒有可能她在當時出現了技術失誤
然後扣分比較多所以整個一下全拉到不及格後面?
趙:也不是,我們老師一看比如説你只要一動琴,一句一拉,就知道你基本的水平在什麼地方。
記者:像張雨這樣的考生,如果她在這場考試當中出現什麼情況,才有可能掉到不及格線?
趙:就是這個學校老師都不要她,不給她進來。只會是這種情況,她怎麼拉都不會不及格。
記者:在這個過程當中是否公正,結果能不能經得起檢驗,誰來制約呢?
宋:有紀檢部門你可以去告,告了沒有用。他説程序沒有問題,所以沒有理由去查他。
記者:考試程序沒有毛病?
宋:是。
記者:是每個人都在打分?
宋:對。
記者:這個打分的過程?
宋:是,沒有毛病,但是結果有毛病。
記者:我們就會想這個毛病到底出在哪兒了?你想了嗎?
宋:出在人的心裏吧,人的腦子裏,人的心裏。
記者:你自己在業界內,你聽到的,你看到的和你分析的是什麼?
宋:這股力量可能不是一個人、兩個人了。
記者:什麼力量能讓這麼多人在一起做出一個決定
宋:我沒看到,所以我不能説,但是不等於我沒想到。
記者:你想到的是什麼?
宋:就是現在每人想到的那樣,看到節目會想到的。
記者:你今天跟我們談的一切都是事實?
宋:是
記者:你説的這句話是拿自己所有的聲譽和地位做保證的。
宋:是的
記者:在一個藝術院校裏面,一個從事這樣教育工作的人,在我們看來是非常神聖而嚴肅的一個職業。
宋:純潔
記者:對,你為什麼會笑呢,聽到這個詞?
宋:我上研究生的時候那是1998年,我記得我們的班主任謝嘉幸老師,給我們上了一門課叫走進音樂,他在黑板上寫了三個詞一個叫洪水,當時發了洪水,第二個是大學,第三個詞他寫的好像是交易還是權力,洪水是什麼?問我們,我們説洪水是天災,是人控制不了的東西,是最可怕的東西,是災難。好。他説大學是什麼?大學是學知識的地方,是最神聖的地方,好。他説權力是什麼?權力是可以滿足自己慾望的東西,他説如果大學裏面沒有知識,只有權力只有交易的話,這是不是洪水?是不是人心裏的洪水?人頭腦的洪水?是不是社會上層結構的洪水?我們説是。後來我就調回學校了,我慢慢地看到洪水,我想去治。
記者:你覺得靠你個人的道德力量能做到嗎?
宋:我很難做到。
記者:能不能告訴我,在考試之前,你心目中的中國音樂學院是個什麼地方?
于洋:應該是一個很神聖的,在我心裏中央和中國音樂學院就像文化考試中的清華北大。
張雨:我挺信任這個學校的。
記者:你信任它的什麼呢?
張雨:公平、公正、包括它的水準。
于洋:如果繼續這麼下去,他的實力將逐漸減弱,知名度逐漸沒有了,所以他的知名度我也逐漸不會相信的。
張雨:如果它這個狀態再這樣下去沒有任何改變的話,我相信我再考五年,我也考不上。明擺了不讓我上。並不是因為我的專業,不是別的什麼。
記者:你只是一個18歲的女孩子,你和任何人沒有利益的衝突,你明白這是為什麼嗎?
張雨:我不是很明白,
記者:發生這件事情後,宋老師有向你解釋過嗎?
孫蕾:沒有解釋。
記者:你的學生會站在你面前問你,這個因素究竟是什麼,你怎麼回答他?
宋:我最怕的就是面對她們,我真的不想告訴他們。因為他們在我這兒得到的,這種教育過程當中是你去努力,你把音樂表現得很好,這就是你能夠把握你的人生的方向和道路。但實際上不是這樣。他不能理解,我還害怕他們理解,他們要真理解了以後他對所有的是非都會跟以前全部崩潰,全都換了。他會認為學音樂的時候老師教他的那種真善美的東西是錯的,
記者:你覺得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你自己有變化嗎?
張雨:我覺得長大了,反正我看清楚了一些事情。
記者:宋老師特別擔心你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可能失去了對音樂當中需要的那種特別純凈的心靈?
張雨:我追求音樂我當然追求一種境界,現在這個和音樂不挂鉤,他不聽你的音樂,我覺得音樂學院搞成這樣挺可悲的。
宋:我跟他們一樣實際上也面臨著一種崩潰。
記者:你拉了幾年的琴。
于洋:13年。
記者:看看你的手,這是繭嗎?
于洋:對。這個已經下不去了,平時看就是這樣的。
記者:對你個人來説考不考得上意味著什麼?
于洋:如果要説明年再考我估計我是負擔不起?
記者:可是如果不考的話呢?
于洋:人生目標沒有了,整個一生的命運改變了,我13年的學琴白費了。
2004年3月17日,于洋和父親收拾行囊,離開北京,回到黑龍江密山縣……
經過中國音樂學院院方最後的協調和努力,器樂係最終給於洋、孫蕾、張雨補發了文化考試通知。
責編:武林 來源:CCTV.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