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堅守這樣的陣地，不容易——朱羽君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18日 15:00)

　　記者：很想知道最初您是怎麼介入《新聞調查》的？

　　朱：我跟《新聞調查》是很天然的關係。因為教學需要，我一直跟電視臺的很多記者，很多我的學生有比較緊密的聯絡，我記得當初成立《新聞調查》這個節目時我們就有接觸，一直到現在，關係都是不錯的。

　　好像是96年5月，第一次播出《新聞調查》時，他們打電話告訴我，當時我非常希望這個新誕生的節目能夠是繼《焦點訪談》、《東方時空》之後又一個新的新聞改革的舉措，能使電視加強評論，加強自己的聲音，用一種時間更長，容量更大的節目樣式，做一些跟老百姓、跟社會關係密切的節目，當時心裏特別高興。

　　第一期《宏志班》節目播出後，給我的感覺是有一種氣勢。我記得好像是白岩松主持的，節目做得非常流暢，顯出主持人的智慧，有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感覺《新聞調查》是一種新的東西，標誌著電視臺新聞改革新的思路。因此我非常關注這個節目，包括像夏駿、劉春這些廣院的學生，包括張步兵這些開創者。

　　記者：那期《宏志班》給您留下什麼印象？

　　朱：大氣，像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後來我開始關注這個節目，有時候參加季度評獎，參加過好幾次。在欄目發展過程中，有幾個關鍵性問題討論，我也參與了意見。我始終覺得90年代中期，是中國電視發展的一個非常活躍的時期，也是中國新聞改革非常活躍的時期，它的標誌就是這幾個欄目，《焦點訪談》、《東方時空》、《新聞調查》，都是標誌性的東西，而且從做節目的語言方面，對電視本身的理解，完全從電影語言脫胎出來，樹立了自己電視語言的特質。那時候的人非常活躍，有激情，所以我比較關注。

　　第一次參加他們的討論是關於節目時間長度問題。我認為駕馭45分鐘的新聞評論節目，對電視人的功力、採訪能力、編輯能力，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因為以前沒有這種節目，所以當時有的人適應不了，駕馭不了，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説不要這樣時間長度，短一點行不行？甚至有的人説45分鐘我可以做兩個主題。記得當時我參加了這個問題的討論會議，我堅決主張時間長度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我説時間長度本身就是一種形式改革，本身就是一種發揮電視人特性的舞臺，你怎麼好去削減它的時間？你怎麼好將它變成20、20呢？如果某個話題它只能做成20分鐘的節目，那它本身就不是一個可供開拓45分鐘內涵的調查選題，這對電視人是一個考驗。我説你們適應它駕馭它，你們就有自己新的成就，就有新的形式。那次的討論也有別人有這方面的意見，最後大家都統一了意見，大家把45分鐘當成形式改革，當成一種新聞調查文體的一種非常有力的因素經營。這是我記得的第一次的重要討論。

　　在變革中不斷碰到各種問題，有一次是關於主持人的討論。我記得在北郊一個地方，開了王志的作品討論會，那時候給我的感覺，就是《新聞調查》人的這種敬業精神，對新的事物，對電視有一種理論上的追求，業務上有比較深層的追求，他們很講究總結、提高，一直到現在。事實證明《新聞調查》的發展實際上是人的成長過程。《新聞調查》培養一批很有魅力的主持人，像董倩，長江，王志，還有現在的楊春、柴靜。最早是白岩松，因為他沒有在《新聞調查》待的時間長，我相信他待長的話，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情況。

　　當時王志作品研討會上我提到過，主持人應該是節目的靈魂。而且我呼籲體制上能夠使主持人對節目本身有更大的自主權，這個意見可能在以後的節目運行中有所體現。這是第二次介入。

　　我有印象的第三次介入就是關於形式改革的問題。是世紀之交的時候，《新聞調查》的發展，走到這個的時候，我發現選題過於寬泛。選題的標準，選題的個性，有些過於分散，各式各樣的節目都有，比如説有訪談式的，有新聞報道式的，像江澤民訪問美國的《大國的握手》，《376小時》那是純新聞的，有純訪談的，也有非常科技方面的，過於寬泛，因此形不成一種個性。

　　有一次我們請了美國《60分鐘》的製片人到廣播學院講課，也請了張潔講課。張潔講得非常好。張潔是一個非常有理論追求的人，他的特點就是執著。他在會議上講課時，我跟學生在底下聽，覺得很感動。他當時對《新聞調查》節目樣式總結了六個方面，紀錄片式、訪談式、新聞報道式，還有好多。他説我們的節目有六種方式，當時給我的感覺，我説糟了，他覺得以樣式多樣為榮，這對欄目建設的想法，跟我是有距離的。我認為《新聞調查》的問題就在這兒，它很自由體，有點隨意，選題上形式上有點各行其是，我認為這個不適合欄目長期操作。我覺得在一個欄目化的時代，欄目的個性應該高於編導的個性，欄目的面貌是一種産品的觀念，是一種品牌的觀念，而不能以每一個個性化的創作組成一個欄目。

　　那次剛好我也講課，張潔坐在底下，我就談了這個話題，把我對《新聞調查》的看法談了，我説學習《60分鐘》的體會就是在於欄目本身的個性化，欄目的品牌化，欄目的一些元素的排列方式，或者元素本身的穩定性，必須要這樣，它可以改進，也可以改革，但是，是整體的改革，或者格律性的改革，因此你總結六種節目樣式的時候，我説這可能並不是一個優點，你要提煉出一些元素來，調查過程、主持人、紀實、訪談、評論等等，把主要的元素總結出來，誰做節目都要運用這幾種元素，都有大體相同的編排，就能創造一個品種，只是這些元素運用的時候由於每個人的智慧不同，運用程度不同，達到的效果會有差別，但決不是隨意的，這樣堅持對欄目建設是有好處的。事後，我覺得張潔把對《60分鐘》製片人的學習和我們大家的一些意見聽進去了。2003年跟2000的節目相比，是有很大的改變的。

　　2003年可能是我個人對《新聞調查》滿意度最高的一年。為什麼這樣説呢？2003年形式上比較規範了，呈現出一種調查性比較強的節目樣式，整體的面貌呈現出比較一致的東西，看得出製片人的努力，而且看出製片人那種虛心，那種思考，那種能力，它把一些經過思考的東西貫徹下來了。非典時期的幾個節目，我覺得相當棒的。廣州的非典，北京的非典報道，尤其柴靜主持的《非典突襲人民醫院》，做得非常好。主持人的元素，環境現場的交代，當事人的敘述，周圍人的採訪，主持人的評論，以及整個氛圍的包裝，我覺得都非常精彩。我記得柴靜剛到《新聞調查》不久，由於這樣一些節目顯示出她的一些智慧，給人留下很深印象，當時我覺得很高興。

　　2003年剛好湊巧，請我去評節目，我連續看了好幾個節目，比方説《選舉現場槍擊案》，《農民連續自殺案調查》、《雙城的創傷》、《阿文的厄夢》，…這樣一批節目，總體滿意度比較高，一個是選題，比過去更切重公眾的利益、民眾的呼聲、體制的問題以及現在一些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這些節目裏更加具有新聞工作者的眼光和職業的責任。 2002年、2003年，應該説對電視工作者來説是很困難的時期，外面是商業大潮不斷的衝擊，還有收視率的壓力，等等，這樣的時候，要堅守這樣的陣地，要去觸碰這樣的主題非常不容易，因為我知道做《新聞調查》，商業利益、經濟利益是很少很少的，而採訪的環境大多非常惡劣，像農民連續自殺事件，記者深入到非常艱苦的地方去，對從業工作者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另外這個節目比不上一些娛樂節目的收視率，肯定比不上。但是這個時候《新聞調查》還能堅持它的職守。我講到對2003年的滿意度就在這兒。我覺得這些節目體現了這個欄目記者職業上的自律精神。另外《新聞調查》有自己的一些理念，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遲到的審判》，《農民連續自殺》，還有礦難，這些體現了一種為民請命的精神。2003年我對《新聞調查》的滿意度比對《焦點訪談》高得多。我覺得《焦點訪談》在這些選題上，離開原來的東西比較多一些。我聽説《新聞調查》2003年槍斃了11個還是12個節目，我覺得這説明《新聞調查》人的選題，並不考慮自己個人的或者經濟的東西，而是考慮到主題本身的重要性，被槍斃肯定是各種各樣的原因，可能超出所謂新聞監督的最後底線，所以我覺得反過來也説明它堅持了自己，堅守了自己的品牌，堅守了自己的理念。如果説我們一味應和，我們就不會有一個節目被槍斃，所以這方面我覺得對2003年的節目滿意度很高。

　　記者：您剛才談到電視欄目應該有自己的品牌，包括應具有的一些規範式的元素，您覺得像《新聞調查》這樣的節目，它的文體應該是一種什麼樣子？

　　朱：有一次我參加了關於這個節目的口號的討論。剛開始定為“給你一個事實的真相”，（好像是這樣）。我當時的思想可能比較偏，悲觀一點，所以我當時發言，我説不要談真相不真相，現在的節目幾乎接近不了真相，你不可能給觀眾一個真相，何況真正的真相誰也説不清楚。後來改成“探尋事實的真相”。慢慢也我也接受了，因為探尋應該是永遠的，因為探尋真相，使我們《新聞調查》永遠朝著接近真相這個目標。為什麼我跟《新聞調查》的關係這麼密切，就是因為我非常感謝《調查》人把我當朋友，有的時候請我去，他們很原諒我的直率。我記得去參加過好多次的評獎，我有的時候感覺發言太苛求了，我提缺點總是比較多一些。但是我發現《新聞調查》人對我一點不介意，包括張潔本人，這是非常可貴的。所以我説跟《新聞調查》的關係，八年來，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或者一個評論工作者，是跟《新聞調查》一起走過來的，而且成為一種好朋友。這對我來説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為搞教學我需要實踐的支持，所以有的時候你們要播出一些好的節目，張潔會打電話給我，説朱老師有一個節目您可以看看。我覺得非常欣慰。

　　剛才您説我對《新聞調查》文體的認識以及做法，我覺得調查的文體，尤其電視的調查文體，有一種天然的優勢。調查文體是一個重要的文體，是一種受關注，受歡迎的文體，為什麼這麼説？就是因為調查性的事物符合人們對事物的探究，對事物整體把握的心理需求，現在社會飛速發展，一些新聞只是表象的，孤立的，或者分解的報道，難以讓你對事物有全面的把握，所以有人説後現代思維是整合思維，後現代思維是整體思維，是全面的思維，這種調查文體實際上就是把一些新聞的事件，把一些跟社會緊密聯絡的這樣一些事件，來進行過程的展示，把這個事件發生的背景，把與這個事件相關的互相聯絡的脈絡呈現出來，給你整合在一起，讓你更好把握一個新聞事件，讓你更好思索這個問題的前因後果，使觀眾吸取自己需要的信息，給自己的生存發展提供一些參照的體系，所以這種文體本身具有天然的時代性。另一方面，我們説製作真正意義上的調查性節目，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推動社會向更文明，更公平，更民主的方向發展，這是新聞從業者最高的精神追求。

　　在發達的國家這種文體發展很早了，但是我們國家這方面的文體發展還是比較慢，尤其真正調查性的報道，真正與社會有關係的社會調查文體，還是發展比較慢。另外我為什麼説電視運用調查性文體有天然的優勢呢？因為電視這樣一種傳播特性的媒介，它給調查性文體提供了非常好的手段。因為電視是一種整體的、人性化的、以生活自身的素材來做元素的，它能讓觀眾體驗調查的過程，具有極強的説服力和可信性。所以電視媒體的新聞調查更受歡迎。另外這種文體它往往佔有比較大的篇幅，至少30、40分鐘，因此開展的過程性，調查性，容納生動的生活素材的可能性，使這種文體具有天然的故事性，所以每一個電視臺都會把這樣的文體當成新聞頻道裏很重要的爭取觀眾或者表達自己話語的重要的文體。另外由於它的篇幅長，有40多分鐘，對電視人的吸引力很大，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搞調查性的節目，對自己的拍攝能力、理解力、編輯能力施展的空間大，有一種過癮的感覺，有一種成就感，有一種職業的滿足感。

　　我認為一個好的調查，要抓住幾個因素。第一，要有一個好的調查性主題，，貼近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心聲，應該站在社會改革的前沿，具有民主意識，進步意識。另外這個主題要有可調查的內涵，有觀眾想知道而沒能知道的內容，有故事性，觀眾對其有很高的關切度。

　　第二、要以調查過程為節目的主?，過程即內容。什麼時候開始調查，就什麼時候開始拍攝，攝像機帶領觀眾一起去探尋，一起到現場，一起與當事人交談，一起知道結果，過程化敘事是電視媒介獨到的優勢，只有在正在進行的過程中，才會有全方位的信息，才有豐富的細節和不可預知的結果，比方説《派出所裏的墜樓事件》、《農民連續自殺案調查》等節目，整個內容就是調查過程，真實的生活現場、不同的當事人、見證人的敘述，以及記者調查行為本身，都呈現給觀眾，觀眾有觀察、體驗、評價的空間，調查的説服力、可視性、故事性都在動態的過程中展現出來。

　　第三、主持人（出鏡記者）是調查節目的一個重要元素，他在現場的走訪、提問、發現，就是在結構節目內容，他的風度、氣質、智慧，是節目的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節目的質量。《新聞調查》欄目是培養主持人的地方，它有足夠的時空發揮主持人的才能，比如柴靜，原來沒有現在那麼放光彩，因為原來的節目沒有給她那麼好的篇幅，沒有給她那麼好的題材。比如説王志，實際上是《新聞調查》培養起來的，他的質疑，他的話語方式，實際上體現了《新聞調查》的風格，因為調查的風格就要質疑，就要探尋，所以他現在的風格很能體現《新聞調查》的某一些精神。比如楊春，現在也不錯。雖然來的不久，但很有調查人的氣度。另外長江也很成熟。還有董倩，很富有人氣。主持人是《新聞調查》的靈魂，是電視書寫的筆尖。

　　再就是當事人、知情人、見證人的敘述，你們採取了中近景，面對面的敘述方式，這是對的，前面那些動作過程不能少，但是真正要敘述時，應是安靜的，坐下來安安靜靜的交談，而且是大近景，大特寫，讓觀眾讀他們的臉，看他們的內心活動，尤其是那些人對提問的反應，他説言不由衷的話，講空話，講假話，説謊話的時候，你們都能用大景別，抓住他面部的表情，抓住他的細微的變化，這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對環境表現，比如説農民自殺調查，非典突襲人民醫院，這些節目環境交代非常好，把人民醫院的中間天井的位置，天井的狀況以及怎麼樣隔離，醫院的擁擠，通過運動鏡頭把環境交代得非常好，説服力就非常非常強，那麼小的空間，一天要接納800多病人，就這麼小的空間，而且那樣的封閉，真是一場災難。

　　現在你們的攝影師都很不錯，比如《農民連續自殺案調查》的環境交代，比如“雙城的創傷”環境的拍攝，其鏡頭的運用準確流暢，有隨著主持人進入現場的感覺。細節抓得好，知道有意識地放大細節，這是《新聞調查》很大的一個進步。用環境説話；用細節説話，用人的表情説話，這是你們很大一個優勢。也許這是向《60分鐘》學習了一些東西

　　關於懸念的設置，説明你們越來越會講故事了，這是很大的進步。我發現你們會運用了一種收放的策略來設置懸念，有的時候先説這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雖然涉及了，但先不説，把這個問題説完了，再把那個問題提出來，這就是編輯上的有意的收和放，有的要放一放，有的要集中講一講，這樣就使45分鐘的節目有節奏，有一個、兩個、三個懸念，使得故事一波三折，張潔喜歡講這句話：“我們的節目要一波三折”，這就能做到一波三折，吸引人家看，因為45分鐘就等於一集的電視劇的長度了，這樣的長度要想吸引觀眾，尤其是在電視這樣的觀看環境裏吸引觀眾，就必須不斷的設置懸念，不斷的一個一個解決，不能打亂仗，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提出來，條理清晰，現在這些方面的確是做的比較好的。比如“雙城的創傷”，編輯上吸收了一些講故事的方式，既不脫離真實，但是又有梳理，對真實的事物過程有一定的整理，這就是非常大的進步。

　　記者：電視也存在著天然的缺陷，因為它還要走向未來，還要進一步的發展，比如現在網絡也彌補了一些電視的東西。作為這樣一種調查文體，它怎麼能夠更好的發揮它的長處？

　　朱：長處就是儘量利用電視媒體的兼容優勢，比方有人認為電視在表達心態上有一些不足，文字就可以隨便描寫，但電視可以把文字的優勢拿過來，何況表達心態，不只是你説的話，還有你的表情，你的姿態，比方我剛才説，一個大近景對著你，你説的是假話，但是我會從你的眼神中，語氣中看到你的心態，可不可以？電視的表達方式的全方位性，過程的連續性，在表達心態上肯定比文字強，文字寫得出來那種眼神嗎？寫得出來那種撇嘴嗎？寫得出來那種心理較量時的氛圍嗎？寫不出來，電視可以。何況你需要文字的地方，還可以出字幕，需要説得清楚的時候，還可以用解説詞來補充，這些都是。我為什麼説電視對於調查文體來説具有天然的優勢？就是因為它是電子媒介，它具有天然的優勢，它能融合印刷媒介的優勢。電視的長處是我們要不斷開拓和發揮的，別的媒體的優勢我們都可以利用智慧去把它融合到電視裏頭來，電視應該是這樣一種載體，因為它的兼容性，它對其他媒體優勢是天然存在的。

　　記者：我想繼續請教一下，電視調查性報道的這種節目，跟傳統意義上的紀錄片或專題片有什麼主要區別？

　　朱：在選題上，在目的性上，都有不同，它所強調的東西都應該是不一樣的。像紀錄片更多的是以人為主，不是以事為主，它是很人性化的，很強調人的個性，人的命運。但是《新聞調查》是圍繞一個新聞事件展開調查，要有民眾的呼聲，國家的進步，民主的進程的內涵，有很強的社會性。紀錄片強調人性，強調表達人，人的內心世界，研究人的生存方式，它研究的目的是不一樣的，但是它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對人的尊重，對生活的尊重，對事實的尊重，對真理的尊重，這點是相同的。專題片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專題片帶有一定的任務，以事為主，要解決的問題不一樣。

　　記者：專題片的指向性、目的性更強？

　　朱：對，它指向性強，解釋性強。所以在國外，把有些專題叫解釋性報道。比方説有關於移民村的專題，比方《人在單位》這樣的專題，他解釋上面的政策，制度上的弊病是什麼，他對人的束縛是什麼，等等，指向性非常明確，解釋這個問題。而調查性報道跟它不一樣，不是解釋，調查是一種探尋，一種對信息的整合，往往是被掩蓋了一些什麼東西，我給你揭露出來，揭示出來，讓觀眾知道，帶有這種性質的比較多。

　　記者：我為什麼要請教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有一些調查節目，像您剛才説的從最初走過來的那些階段，由於編導的個性、在選題、風格上，做調查報道的時候，可能會走進了一個紀錄片的模式裏頭。但是如果把節目形式內在的一些關係劃分得更清晰，對於這個欄目未來的走向，品牌打造可能有好處。現在國內很多人認為紀錄片就是專題片，專題片就是紀錄片。由於調查性報道節目國內過去還沒有這種概念，就像《新聞調查》也是近些年才出現的。

　　朱：現在的《新聞調查》已經對調查文體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尤其是2003年的一些節目，包括非典，農民自殺、阿文噩夢、雙城的創傷什麼的，都做的很好的，它既不同於紀錄片，也不同於專題片，有自己獨特的文體。

　　記者：您覺得現在像《新聞調查》這樣的節目使用雙機拍攝，人稱“豪華陣容”，是否是非常合適？現在對很多事件採訪都要求非常快，如果在進入第一現場時，再去架機器，再去布光，可能會失去很好的拍攝機會，我問的是採訪操作上的問題。

　　朱：很好，你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技術的革命肯定會給我們帶來新的工作方式，包括雙機拍攝，這是技術方面的進步。剛開始的時候，別説雙機了，一台機器都要事先申情，現在我們設備輕便了，普及了，有了數字設備，使我們雙機拍攝，甚至多機拍攝都有可能，這是一個好的現象，我曾經是講過這樣一句話；“沒有設備上的自由，就沒有影像語言表達的自由”，你想，明天要去拍攝，機器今天晚上還要收回去，你還怎麼表達？至於話筒不好，沒有外接話筒，那你就會失去很多表達上的自由。所以技術的進步，包括設備的輕便和設備的精良都是提高電視語言質量的一個基礎。

　　對於雙機拍攝或者是多機拍攝是應該值得肯定的，單機拍攝並不是我們願意的，過去只有單機，現在你們有雙機，為什麼不用雙機？現在人們在鏡頭面前已經越來越不忌諱被拍攝，也不忌諱有個機器在畫面之中，以前是忌諱的，好像我一拍，你在鏡頭裏面，就要避開，現在觀眾習慣了。比如你在這裡拍一個人下火車，火車上有人也拿著機器下來，有沒有問題？誰也不會提出任何的問題，而且給你剪接帶來很多方便，大家理解了，這個鏡頭是這個機器拍的，那個是那個機器拍的，而不會像以前説是跳軸。現在電視人有沒有講跳軸的問題了，過去電影動不動就説跳軸，説你反打不合理，現在誰講？觀念不同了，我覺得兩台機器拍攝是好事，但要有明確分工，比如有一台專抓人物近景，有一台拍環境，拍全景，也可以有一台機器老開著，不讓聲音斷掉，讓場面上的聲音連貫，以便更好地捕捉對話的現場氣氛，雙機就帶來很多方便，問題是使用的技巧，合理地設計和分工，那就是現在應該發展的才智。至於要不要布光，要看具體環境，在一些固定場合，採訪重要人物，可以事先布光，一般情況下，新聞調查的拍攝要學會利用自然光，現在的機器能適應低照度，晚上一般的照明燈光下也能拍攝，自然光的運用是需要技巧的，需要學習和積累經驗。

　　記者：您參加這麼些年的節目研討，評獎，哪些節目給您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好的一面，或者看著不舒服，為什麼？

　　朱：我翻了一下《新聞調查》的播出單子，我發現我還是漏掉了很多節目，看的比較多的還是那些我去參加季度評獎了，或者是研討會，或者是送我光盤。上次張潔送我一大堆光盤，這個時候我看得多。以前經常收看，後來改到挺晚了，節目時段還常被衝擊，不按時播出，我就看得少了。所以我覺得你們將來播出時間的固定是非常重要的，記得參加過你們的好幾次研討會，我就提到這個問題，播出時間應該相對固定，哪怕這個時間段不太好，但是你固定也行，你鐵打不動，你的收視率就有保障。如果人家按時找你，找不著，就會惱火，我覺得準點準時播出對你們提高收視率很重要。

　　要説印象最深的一些節目，比如早期有一些訪問性的，包括《從市長到囚犯》，《與神話較量的人》，《戒毒者的自白》等等。談話節目你不要小看，談話實際上是一種個性和個性之間的一種交流，是一種平等的對話，往往是很有魅力的。還有《艾滋病人小路》，這類節目印象還是挺深的。還有一些節目，比方説一些紀實性很強的，像《大官村裏選村官》，《眼球丟失的背後》，《生命的救助》還有什麼《廈門遠華大案》，以及我上文中提到的一些近期作品，還包括一些你們沒有播出的節目，我看過幾個，比方《楷模》，還有《遲到的審判》，這些節目做的真是不錯，要播出的話效果也會很好。

　　記者：通過八年來調查人的探索，您認為應該堅持一種什麼樣的理念或者是品質？

　　朱：我覺得首先是選題上，還是應該關心整個社會的進步，民眾的利益，選題方面還是要重大一點兒，要切中一些時弊，尖銳一點兒。當然由於怕槍斃，有一些顧慮，但是在這方面，也需要一種勇氣，需要一種責任。另外《新聞調查》還是應該更好的保持一種激情。我覺得當初的這一幫人的確是很有激情的，很有媒介人的那種激情，在這方面還是要保持。另外就是要有一種責任感和良心，媒介的良心，媒介的責任，時時刻刻為老百姓説話，這是很重要的。第二點，我覺得要留住人，要有人才觀念，《新聞調查》人才流失了一些，這個流失當然也是很自然的，或者叫流動，流動出去很多的人，我覺得還是應該引起注意的。得想辦法留住人。比如説《新聞調查》剛開始，不但是節目上是新聞改革的先鋒，而且在人才體制上也是改革的先鋒，有很多人才，像過去夏駿、王堅平、賽納，劉春、王利芬，還有好多人，一連串的，真是很生猛的，要把他們的激情留住，當然領導上如果愛護這個節目的話，也不能把這裡面的人調出去，要留住人才，這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新聞的責任感、自律精神，還要保持一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你為民説話的時候往往就會碰到各種情況，往往是在艱苦的地方，在困難的環境裏，遇到往往是很難對付的人，遇到社會上一些人對你的敵視或者是反抗，這都可能的。我覺得《新聞調查》在這方面有一種精神，使所有的人都佩服你們。現在大家都是很佩服《新聞調查》的。再一個就是不要忽視對形式的探索，不要忽視對表達語言的探索。

　　剛才講到，2003年的節目有很大的進步，而且看得見成果，但是每個人在基本功上還需要更好的訓練，使得每一個元素運用得更加精煉，熟能生巧，還是這些元素，要運用得非常得體，非常簡潔，非常有智慧，比方説主持人的採訪方式，比如説對過程的記錄，對環境的拍攝，對細節的放大，還有就是我很欣賞的有一種方式，就是利用發生事件的現場，利用當事人進行情景式的敘述，進行動作的模擬，這往往是《新聞調查》最富有動作性，最富有戲劇性，最富有語言個性特點的方式，這方面要發揚。我記得有幾個片子，比方説《派出所裏的墜樓事件》，不同的人對跳窗者當時情景的各種不同的模擬，不同的敘述，主持人讓他們説當時在哪個位置上，你當時在幹什麼，跳樓者是如何動作的，問得特別細，讓當事人模擬出來，結果每個人都不一樣，每個人的細節都模糊不清，所以我們看到派出所發生的這個事情非常蹊蹺，非常有問題。包括調查農民連續自殺事件的時候，主持人問工作組的人，當時自殺者家屬呼救的時候，你們工作組的人在哪？你站在這兒的時候，看到手電筒離你有多遠？為什麼不追上去？你在這個地方都看見了什麼？這種追問，並要當事人現場模擬，非常富有説服力。要運用這樣的一些手段，使得你的採訪非常富有動作性，這樣既能讓觀眾看到現場，又能看到敘述者的故事模擬，這樣就很富有電視的多信息渠道傳播的特點，很富有戲劇性，但是它又不是真實再現。我有時對完全的真實再現很反感，讓演員去模擬警察，模擬罪犯。但是如果當事人當時就在這個窗戶底下，就在這個走廊裏，他要模擬就很自然，既真實又有戲劇效果，這種東西應該做得精到，做得自然，做得到位，就有説服力。

　　現在的問題，你們的形式都到位了，但是，是不是做的很純凈？是不是做的專業？做的乾淨、利落？那就需要大家來磨練了。而且不斷進來新人，練基本功是很重要的，不要以為電視沒有基本功，拿著機器就拍。畫面要準確，乾淨、利落，要有説服力，鏡頭要拍得漂亮，該不動的時候你就架住三腳架，兩個人坐在那兒談話的時候要穩穩噹噹，不能晃裏晃蕩，該運動的時候就要運動起來，把環境交代的非常連貫，重要的細節要有特寫，攝像師與現場記者要配合默契。要提出一個口號：要求每個人都要有紮實的基本功。編輯有編輯的基本功，攝像有攝像的基本功。將來要有明晰的要求，攝像要做到哪幾點，錄音要做到哪幾點，編輯要做到哪幾點，主持人解説詞要做到哪幾點，有明晰的職業的標準，這是將來管理上的一個問題。再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我覺得《新聞調查》還應該加強理性的、法制的這樣一個思想。你們既然是媒體，又常常搞法制類節目，我覺得你們有的時候也應該有點兒維權意識，明白我的意思嗎？我舉個例子，就是不能被槍斃那麼多節目。你們為什麼不能據理爭取一下呢？尤其是對那種來自不知哪的一個指示就不播，你多少要有一點兒推進民主進程的勇氣。如果説你們真有理，你們要爭一句，可以跟領導溝通交流一下，領導也許是不了解情況，領導也許是礙于別的面子，你得説服他，也不是説百分之百不可能。

　　記者：這個涉及到比較深刻的體制上問題。

　　朱：我可能因為是一個教員，不在其位，沒有太多的顧慮，但我相信我説這個話也沒有錯，我沒有鼓勵你們去做不應當的事情，但是一定要維護自己，因為做一個節目不容易，是要花出很多的勞動，你不能説人家來個電話，就不播了，或者説人家怎麼樣找到上一級再上一級的領導，你就不播了，你還可以有辯護的權力，當然最後還是要服從，但是你連辯都沒辯，連説明都沒説明，這又是另一回事。我覺得《新聞調查》也應該有對自己的調查。牽扯到有時候給你撤了，給你調走了，這都有可能，但是我想的是不應因禍福而避之。

　　《新聞調查》的品格與調查人自身的品格是一致的，而且只有人的品格才有節目的品格、欄目的品格。當然我可能要求太高，不在其中，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不知道其中的艱辛和尷尬。但是我説出來也是我的一種責任。有的時候我對學生或者是對節目，我想説我就會説的。要説真話不容易，但是我們要學會説真話。我覺得現在黨中央的執政改革還是有決心的，胡錦濤同志講要“求真務實”嘛，求真務實也要從《新聞調查》自身做起，不要讓節目槍斃那麼多，而且不要沒有多少理由就被槍斃。其他的意見我就沒什麼了，另外我還希望你們有一個準確的播出時間，不要再打亂仗，哪怕這個播出時間不好，但是你一定要守信，一定要按時播出，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記者：有些節目為什麼會遭到槍斃？可能因為你一涉及到真相，就會有人通過不知道什麼層面進行公關。其實我們在選題上是否也可以更寬泛一點？既保持調查節目的方式品質，對黑暗的揭露，又更多的切進社會裏層，實際上主題還是關乎民眾的利益、國家的前途，包括建設性的一些東西。生活中很多東西並不完全是在黑暗當中的，現實是多元、複雜的，可能一個人犯錯誤，或者他的黑也是有苦難言的，會有很多複雜的原因在裏面。面臨這樣的社會現狀，《新聞調查》又要堅持它的品質，又要完成受眾的期待，挺難的。

　　朱：我覺得《新聞調查》在選題上，還是應該有一定的可調查的意味在裏面。如果這個節目特別直白，就不能夠顯示出《新聞調查》的個性來。我覺得有的時候《新聞調查》不一定要跟那些新聞事件本身特別近的東西，比方説我舉個例子，楊利偉上天，《新聞調查》就不一定要做，做沒做我不知道，做了嗎？

　　記者：我們想做一期冷靜思考的。

　　朱：但是沒做也可以，因為它究竟不要你去調查。你調查什麼？它不是調查的一個主題，還是應該有一些揭露的可能性或者是調查的可能性，或者是讓你看得更真切的可能性，有這樣一個可探尋的過程才叫調查。當然，調查不一定是只是揭露，那倒不一定，但是要可以調查。我隨便舉個例子，表揚黑臉包公，説他是黑臉的，公正無私的，觀眾就想知道他到底怎麼個黑臉法，他到底跟誰過不去了，他的過不去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樣的調查還是有價值的，這個題目不是揭黑，而是表揚，通過這個人跟誰鬥爭，怎樣鬥爭的，讓人説他真了不起，他是包公，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真相，所以它還是有真相可以提供的，有可以調查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些心理原因或者是心理狀況也可以探索，不一定都是揭黑，但是也要探索。比方説大連的空難之後你們做過一期節目，這個不是揭黑，但是人們想知道真相，所以你們並沒有直接調查哪個人搞破壞了，但是要讓觀眾知道提高警惕，空難在這樣一些人的心態底下可能會發生，有人對這個社會有報復心理的時候，可能會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也有探索的可能性。我覺得選題還是要跟民眾的生活特別的貼近，要解決民眾的一些疑團，要解決民眾想知道的問題，不一定是揭黑，但是人們很想知道，所以就要了解觀眾的心理。你們這兩個字用的比較好，叫“探尋”，“探尋”和“揭露”這兩個詞還是有區別的。

　　最後我要表達對《新聞調查》的祝賀，對《新聞調查》人的敬佩。我在你們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你們的一些節目我也經常作為教材給學生們介紹，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向《新聞調查》表示敬意，希望它能辦得更好，有很強的生命力。如果説像美國《60分鐘》是20年、30年、40年的生命力的話，我們也可以30年、40年、50年地把《新聞調查》辦下的，甚至你們的下一代都能把這個節目辦下去，把這個節目的精神發揚下去。

　　記者：張潔讓我轉達對您的敬意。如果這八年來《新聞調查》有進步，跟你們的關心、指導和關愛是分不開的。謝謝朱老師。

　　採訪記者：趙華

責編：武林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