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漢偉：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與鄧小平理論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9日 10:35

　　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將最終取得勝利，但它決不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直線式的發展，而是高潮與低潮相交錯，前進與後退相更替，成功與失敗相交織。因此，只有在歷史長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會主義的現在和未來。要對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的軌跡作出大體符合實際的描述，就必須把它放到世界歷史進程的總背景下來進行考察。鄧小平理論是世界歷史和社會主義進入當代以後的産物，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只有把它放到這兩個歷史進程的總背景下來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認識它的含義和世界歷史意義。

　　

　　為了在世界歷史進程的背景下來考察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我們需要著重考察三次技術革命對它的推動作用，因為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推動了社會的巨大變革，從而推動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巨大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産生了在批判資本主義基礎之上、反映早期無産階級利益和願望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在工業革命發生以前，這些社會主義者企圖在手工業和小農業的技術基礎上消滅剝削，只能設想一個帶有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特點的社會主義。18世紀的社會主義者甚至聲稱：寧可犧牲經濟進步也要實現平等。

　　由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為中心的第一次技術革命，推動了工業革命，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巨大變革，從而推動了社會主義邁出了兩大步：第一步，工業革命的發生，促使了生産力突飛猛進，那種寧可犧牲社會進步也要實現社會平等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失去了存在的根據。但是，它並沒有消滅社會主義，而是把社會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19世紀初，三大空想社會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設想未來社會的技術基礎不再是手工業和小農業，不再認為可以以經濟倒退為代價去鋪設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同時追求社會主義的兩大目標——生産力的高度發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第二步，到19世紀40年代，工業革命在英國已經基本完成，在法國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德國也已經起步。一方面，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會主義已不能適應歷史發展形勢和歐洲工人運動的需要而日趨衰落；另一方面，工業革命的深化，為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提供了社會歷史條件和階級基礎，新的客觀歷史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和當前的現實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業的發展也使人們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狹隘的眼界，對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出全面的歷史了解，根本改變認識世界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了人類的文明成果，根據新的事實，創立了唯物史觀，使社會主義從空想發展為科學。

　　以電力的發明和應用為中心的第二次技術革命，引起了工業結構的變化，推動了重工業部門的迅速興起，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生産社會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産資料私人所有制之間進一步發生矛盾，從而開始了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軍。這個勝利進軍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到19世紀最後30年，發生了1873—1895年的大蕭條，宣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破産，宣告了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已經過時，證實了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確。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不僅在工人運動中爭得了無可爭辯的統治地位，而且在整個理論界取得了巨大的影響。正如《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所説的，馬克思成為“在19世紀最後30年中，對社會、政治和宗教思想影響最大的人”。①第二，歷史進入20世紀以後，由於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特別是社會化生産與私人佔有制之間矛盾尖銳化的結果，和平發展時期宣告結束，進入了戰爭與革命的時代。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次戰爭中爆發了十月革命，以此為開端，社會主義開始由理想變為現實。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更趨於尖銳。終於爆發了30年代的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社會主義在一系列國家取得了勝利，社會主義從一國發展為多國。但是，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大多是經濟落後的國家，並在這些國家建立了蘇聯模式的體制。

　　以電子的發明和應用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正在和已經把世界歷史、從而把社會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代社會主義的階段。這個階段還剛剛開始，可惜是在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態勢下開始的。西方國家度過了大動亂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提高了適應社會化生産的能力，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期；而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潛力已經耗盡，面臨著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革的艱難課題。

　　社會主義從莫爾算起，已經跨越了五個世紀，在此期間，世界曾經歷多次巨大的變革，社會主義遇到過多次尖銳的挑戰，其結局都不是社會主義的滅亡，而是社會主義的觀念更新和發展。

　　二、戰爭與革命時代的世界性挑戰與蘇聯模式

　　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在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經濟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選擇的模式。這種模式在發展戰略上有三大特點：以高速度的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以重工業為固定的發展重點，以粗放發展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與此相對應，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國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與上述兩者相對應建立了黨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儘管有種種弊端，但曾經有過重要的歷史作用，特別是在回應這一時期世界性的挑戰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挑戰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機為標誌的生産無政府狀態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正是作為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對立物而産生的。在30年代大危機發生之時，蘇聯正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避免了這場大危機的災難，成為沙漠中的一片綠洲。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埃裏克霍布斯鮑姆在《從歷史看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文中説：“1914年到1950年前後，資本主義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為引人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經濟一塌糊塗，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頭一次顯現出全面崩潰的跡象”，“60年前，非共産主義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曾排著隊去莫斯科探尋‘計劃’的秘密，這種計劃使蘇聯免遭使西方借受折磨的大衰退”②。

　　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推動了西方國家走向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美國羅斯福總統接受了美國經濟學家的建議，學習蘇聯計劃經濟的某些做法，實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這個新政被稱之為“漸進的社會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普遍過渡到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這首先是反思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大危機後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表明當時的市場體系大規模失敗了，不能指望它不會再一次失敗。戰爭結束時，在歐洲和世界許多地方，資本主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資本主義軟弱，無效率而又無能，不能依靠它來實現經濟增長，過上體面的生活。戰爭造成的駭人聽聞的破壞、窮困和分崩離析，促使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的到來，而私人經濟遭到了戰爭的嚴重破壞，不能指望它來承擔重建的任務。當時，蘇聯的五年計劃已經開始放射出將持續幾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醫治30年代的大失業和資本主義失敗的一劑良藥。在英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保守黨的丘吉爾在戰後的大選中失敗下臺，主張搞二元經濟和計劃的工黨領袖艾德禮卻上了臺。工黨于30年代中期從列寧那裏借用了“制高點”③一詞。艾德禮提出：要控制“制高點”，“要對一些重要的經濟力量實行公有制，並根據公眾的利益對其他許多經濟活動實施計劃管理”。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當時寫道：“歐洲沒有人相信美國生活方式，即沒有人相信私人企業。或者毋寧説，那些相信它的人們屬於一個被擊敗的黨”。歐洲主要國家紛紛搞二元經濟。歷史學家EH卡爾在1947年寫道：“毫無疑問，‘如果我們現在都成了計劃者’，這主要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地受蘇聯實踐及其成就影響的結果。”④如果沒有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機更嚴重的危機衝跨。

　　挑戰之二，法西斯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當法西斯挑起的戰爭成為人類主要的威脅時，蘇聯模式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有效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蘇聯集中人力、物力發展重工業，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否則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將與現在的極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黨主席卡裏略説：“當法西斯主義在西方民主制國家接二連三地佔據實力地位，並成為局勢的主宰時，蘇聯一直是保護人民免遭法西斯主義之害的安全所。”⑤戰後的法國，反思在戰爭中遭到德國法西斯鐵蹄的蹂躪的教訓時，認為落後的經濟是其軍事和政治衰弱的一個重大根源。加之，舊的經濟體系不足以滿足壓倒一切的重建國家的需求，相當多的法國企業因其領袖與納粹和維希傀儡政權相勾結而深受玷污。面對市場經濟的明顯缺陷，法國也借鑒蘇聯經驗建立了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

　　儘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論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會主義與法西斯聯絡在一起，但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它是與資本主義聯絡在一起的，而蘇聯則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業，從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臺的經驗。在德國“甚至連中右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也于1947年通過了一個計劃，聲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經背棄了‘德國人民的國家和社會利益’，轉而呼籲對制高點實行公有制。並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實施‘相當’程度的中央計劃。”⑥蘇聯和全世界的共産黨人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挑戰之三，落後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流産，給廣大落後國家人民帶來的災難。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在本國造成了兩極分化，而且在世界範圍內造成兩極分化：一極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另一極是佔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後和不發達。如果不是從世界整體聯絡中，而是從每一個國家孤立起來觀察，那麼很容易把發達和不發達看作是一國發展過程的兩個階段。發展中國家要從不發達狀態變為發達狀態，只要學習西方的經驗，遵循西方走過的道路，就可以實現現代化。在相當長的時期裏，西方人是這樣説的，落後國家人民也是這樣想的。但發展中國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學習，大多數國家的情況卻越來越壞。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説：“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⑦這不僅是對中國情況的生動寫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狀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日、俄(包括蘇聯)採取同第一批走向現代化的國家的不同道路，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為後起而又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的三個典範。但德日兩國後來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戰敗國，威信掃地。唯獨蘇聯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從而成為當時後起而又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的最傑出的典範。俄國原來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在這個模式中蘇聯經歷了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變成國民生産總值佔歐洲第—位、世界第二位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僅一批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紛紛學習蘇聯模式或借鑒蘇聯模式，而且許多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宣佈自己搞社會主義，有的還以蘇聯的做法為樣板。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矚目。以致共産主義的反對者也承認，對於這樣一些民族，指令經濟“可以成為一種發展技術，這些民族必須努力建立由於歷史情況而未能出現的工業社會”⑧。它能表述一種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國家必須是強有力的，以便加速工業化”⑨。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以上這些，有助於我們理解蘇聯模式的歷史作用，理解社會主義歷史上這一重要的歷程。也有助於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生産潛力耗盡以前，社會主義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在面對時代挑戰中進行競賽。

　　三、蘇聯模式的危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

　　應該説，我們曾經對蘇聯模式的歷史作用作了非歷史的解釋，認為它是適應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其實，這個模式是戰爭與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經受住了戰爭與革命的考驗，但卻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以後沒有經受住考驗；它是與粗放發展相對應的，能集中全國的資源把它投到國家最需要的部門和地區。但沒有能力解決從粗放發展向集約發展的轉變；它能適應第二次技術革命，能利用國家的權威，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集中資源迅速建立起這次技術革命中興起的重工業，但卻不能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蘇東國家粗放發展潛力的耗盡，這個體制的弊端日益明顯的暴露。60年代開始，蘇聯的經濟增長率就不斷下降，按照蘇聯政府的統計，蘇聯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195l—1960年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進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蘇聯有的學者用西方的統計口徑重新估計，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蘇聯和東歐的學者和政治家認識到它根源於粗放發展，要扭轉經濟增長率的不斷下降，就必須從粗放發展轉變為集約發展，這一點到60年代後半期已形成共識，到1971年寫入蘇共決議。蘇共二十四大提出：蘇聯的經濟戰略要由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把科技成果運用於生産。二十五大進一步提出：第十個五年計劃(1976—1980)為“質量、效益”計劃，為此，蘇聯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沒有奏效，發展戰略調整了幾十年就是沒有調整過來。主要有兩個原因妨礙蘇聯從粗放發展轉變為集約發展：一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由於蘇聯的經濟規模比美國小得多，要在軍事上達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發展軍事工業，從而造成國民經濟的軍事化，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二是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是同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的粗放發展和備戰需要相適應的，但在這種體制下企業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轉化為生産力的能力。不從根本上改革這種體制，就不可能從粗放發展轉變為集約發展。隨著時代主題的轉換和粗放發展潛力的耗盡，這種體制的積極作用也隨之耗盡，成為一種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費的體制。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及時從根本上改革和沒有成功地改革這個體制，因而也無力扭轉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的局面。此時，西方的新技術革命蓬勃發展，它大大增強了企業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轉變為生産力的速度，從而把蘇聯模式的企業缺乏活力、科技轉變為生産力緩慢的缺陷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這次技術革命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全球化，進一步暴露了蘇聯模式封閉半封閉的弊端。在這次科技革命中興起了高新技術産業，這些高風險産業有的在蘇聯模式中根本成長不起來。隨著這次技術革命的發展，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從而把蘇聯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顯暴露出來。這一模式無力對新技術革命作出有力的反應，到80年代蘇東國家在同西方國家的經濟競賽中已完全處於劣勢，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發生蘇東劇變。蘇東劇變的直接原因是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就其深層次的原因來説，是蘇聯模式衰敗促發的一場危機。

　　危機是成功地進行體制變革的必要條件。歷史經驗證明，體制的轉換，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體制的危機為條件的。西方國家從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向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過渡，就是經歷了一系列危機才完成的。為此，美國學者布萊克説：“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是根深蒂固的，如不發生危機，那麼要使政策發生根本性的、實質性的變化是困難的。在當代政治領導人能否完成從變革到高度現代化的過渡，在極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國性危機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麼程度。”⑩西方國家這次體制轉換經歷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大危機等一系列的嚴重的危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西方國家在過渡到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以後，在戰後有過幾十年的穩定發展，但到70年代，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度干預，導致了新的危機——滯脹。正是這一危機推動了新一輪的改革。美國學者弗裏德曼在談到這一改革時説：“並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們信奉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雞打鳴使太陽升起一樣。……導致變化的是現實、事實，亦即馬克思所謂的不可抗拒的歷史的力量。”(11)

　　危機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説也不是絕對的壞事，它是危機加機遇，是社會主義的體制轉換的必要條件。首先，正是危機把原有體制的弊端集中並以尖銳的形式充分暴露，從而使人們有可能深刻地認識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機有力地打破了體制改革遇到的傳統觀念的障礙。這些妨礙改革的傳統觀念之所以根深蒂固並非偶然，它是與原有的體制相對應的，而原有的體制曾經帶來巨大的成就。沒有危機的發生，就往往缺乏足夠的力量去打破這些過時的觀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這種觀念已經過時，並提出了正確的新觀念，也很難取得共識，甚至可能被當作異端。最後，沒有危機的發生就很難衝破既得利益的障礙。因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調整，人們在改革中不可能獲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還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利益受到損害。正是危機的發生，提高了人們對這種利益調整的承受力。

　　從這個視角來看。蘇聯模式的危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是同一個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1956年蘇共召開了20大，發生了波匈事件，這是蘇聯模式在世界範圍內的第一場危機。正是這場危機推動毛澤東寫《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以蘇為鑒，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文化大革命也是蘇聯模式的危機，儘管它的口號是反對蘇修，但它的發生就根源於蘇聯模式的體制。它不僅沒有從根本上突破蘇聯模式，而且把這個模式的弊端推到極端。正是這場危機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從而推動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是世界範圍內蘇聯模式的一場最嚴重的危機，它標誌著：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困難的時期，是一個舊社會主義形式危機深重而要求出現新社會主義形式的時期。現在，這種新社會主義形式在一個佔世界1／5人口的大國——中國已經出現。與蘇東國家6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70年代末改革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它證明了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當代社會主義已在中國誕生。總結這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促使我們更加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們只有在世界歷史進程的總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認清蘇東劇變的歷史含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起的世界歷史意義。

　　四、鄧小平理論在回應時代挑戰中形成和發展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産物。但是，這一結合為什麼發生了兩次飛躍、産生了兩大成果?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時代發展要求馬克思主義有新的大發展。鄧小平説：“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12)為什麼要進行改革?鄧小平説：“我們要趕上時代，這就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13)為什麼説改革是為了趕上時代？1984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説：“正在世界範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體制，具有吸收當代新科技成就，推動科技進步，創造新的生産力的更加強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為迫切。”(14)為什麼要對外開放?鄧小平指出，因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15)新技術革命正在越來越強勁地推動經濟全球化，不開放不僅不能抓住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機遇，而且將被越來越激烈的競爭的浪潮所淹沒。為什麼要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論斷？科學技術是生産力是馬克思提出來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是對馬克思的上述論斷的發展，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歷史作用的總結，只有充分認識這種歷史作用的社會主義理論，才能是現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為什麼要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因為在科技成為第一生産力的今天，一個國家是否有競爭力，並不取決於自然資源的多少，而主要取決於知識的生産（科研和開發）和傳播(教學與培訓)；一個企業是否有競爭力，並不取決於有形資産的多少，而主要取決於員工的創造能力。在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必須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為什麼要提出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工業化推動信息化?因為隨著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和網絡經濟的出現，信息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而我國的現代化，既要完成傳統的工業化，又要迎頭趕上世界新的技術革命和産業革命。我們不可能走西方國家走的先工業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們對當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強烈的回應，就會喪失機遇，就會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們忽視工業化的發展，片面發展信息化，信息化就會失去工業和技術基礎。

　　總之，鄧小平理論就是在回應時代挑戰中形成和發展的。當然，這並不是説，我們對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已經作出了充分的反應。一方面，已經認識必須作出反應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術革命還在不斷提出新的挑戰。例如：信息化的蓬勃發展和由此進一步推動的經濟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們這個工業革命尚未完成的國家不斷提出尖銳的挑戰。但挑戰與機遇往往同時並存。

　　回顧世界現代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經有了三批這樣的國家和地區，為此人們稱之為現代化的三次浪潮。這三次浪潮的原動力來自三次技術革命，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推動一批國家走向現代化。如果這次技術革命給這個國家或地區提供了機遇，而它又抓住了機遇，那麼它就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進。否則，就會同先進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臨的挑戰將越來越嚴重。當第一次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以後，第一批走向現代化的西方國家開始向東方擴張，同時侵略了俄國、中國和日本。這三個國家作出了三種不同的反應。俄國反應最快，率先進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較小；日本反應最強烈，改革的力度也較大；中國的清朝政府卻表現出驚人的麻木，錯過了改革的時機。當第二次技術革命發生之時，它就給日本和俄國提供了走向現代化的機遇，而中國卻沒有條件抓住機遇，終於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以後，經歷了20多年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發展提供的機遇去回應挑戰。江澤民説：“100年前，當20世紀來臨之際，世界科技進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對當時和以後世界生産力的發展産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而當時處在政治黑暗、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的中國，根本沒有可能去追趕世界科技發展的先進潮流。現在，當21世紀來臨之際。無論是中國的面貌還是世界的經濟社會生活，同100年前比已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世界科技又出現了新的重大突破，為世界生産力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廣闊的前景。當今的社會主義中國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去追趕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先進潮流，實現中華民族的更大發展。關鍵是要抓住機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16)

　　江澤民指出：“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産力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量。”(17)要使科學技術成為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就必須進行科技創新。進行科技創新當然要增加投入，這方面還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僅涉及投入問題，而且涉及體制問題。蘇聯為了改變在新技術革命方面的落後局面，曾不斷增加投人，科研費用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提高：1961—1965年佔2.6％，1966—1970年上升為3.5％，1971—1985年進一步上升到4.8％。這一比重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但在新技術革命中還是越來越落後，根本原因在於體制不行。美國研究人力資本的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對此作過如下的分析：“在費用和科學家的數量上，蘇聯和美國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蘇聯的效率方面比我們低得多”，“在人體和生命科學方面，獲得高學位的科學家數量蘇聯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學方面數量兩國大致相等。而在化學和生物學方面，我國的科學家數量則要大於蘇聯。在農業方面獲得高學位的蘇聯科學家至少超過美國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蘇聯沒有一項農業生産率進步是來自其研究的。”(18)江澤民根據歷史經驗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新鮮經驗，提出必須同時進行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他説：“在現代化建設中，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是決定性因素”，“科技創新是生産力的重要變革，經濟體制創新是生産關係的重要變革”。(19)要實現科技創新、體制創新和其他方面的創新，就必須實現理論創新。江澤民説：“思想創新、理論創新，是引導社會前進的強大力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是通過科技創新、體制創新、理論創新和其他創新，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經驗，並將為社會主義的復興作出貢獻。鄧小平理論就是在回應時代發展的挑戰中，在實現科技創新、體制創新和其他創新的同時，實現的理論創新的成果。它將在進一步回應時代挑戰中得到新的發展。

　　註釋：

　　①《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11期，第136頁。

　　②[英]埃裏克霍布斯鮑姆《從歷史看社會主義的未來》，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8年第2期，第58—61頁。

　　③“制高點”這個詞，最早是列寧主義為在1992年11月13日共産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講演寫的提綱中。原文為德文，意思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蘇維埃俄國，不需要全面的國有化，只需控制經濟命脈——“制高點”。中文譯本把這個詞譯為“命脈”。

　　④⑥轉引自丹尼爾耶金、約瑟夫斯坦尼斯羅：《制高點》，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頁：第38頁。

　　⑤聖地亞哥卡裏略：《運動和綱領——共産主義的發展》，見《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頁。

　　⑦《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頁。

　　⑧R阿龍：《進步的幻滅》，巴黎卡爾曼一萊維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頁。

　　⑨TH考茨基：《共戶主義和發展的政治學》，紐約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頁。

　　⑩布萊克等：《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31頁。

　　(11)丹尼爾耶金、約琴夫斯坦尼斯羅：《制高點》，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頁。

　　以下引文選自《鄧小平文選》第3卷：

　　(12)第291、292頁；(13)第242頁；(15)第64頁。

　　(14)《重要文件選編》中央文獻出版杜1997年版，第341頁。

　　(16)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的講話，

　　(17)2000年8月5日江澤民會見楊振寧等六位著名科學家的談話。

　　(18)西奧多W舒爾茨：《人力投資》，華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頁。

　　(19)2002年2月江澤民在人代會上海代表團的講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京）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