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貢獻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8日 17:34
光明日報消息:列寧曾預言:“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的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歷史的發展果如列寧所料,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就“帶有更多的特殊性”,以至用“中國特色”來命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5年來,中央三代領導集體為探索、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從理論到實踐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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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領導集體艱辛探索奠定基礎
中國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産黨實現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一次結合,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又探索馬列主義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第二次結合。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指出現在中國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要求“進行第二次結合”,強調“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為此進行了艱辛探索,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是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創舉。毛澤東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新經驗。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設想過,無産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後,可以對資産階級採取“贖買”的辦法。但是,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機會實踐他們的設想。列寧雖在1918年和1921年兩次提出“贖買”的主張,但也因受到俄國資本家的抵制而失敗。只有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人,在世界的東方大國採取“贖買”辦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取得了成功。從歷史上看,中國民族資産階級曾經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解放戰爭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響的人士表現進步,擁護新民主主義,故而中國民族資産階級作為一個集體參加了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其代表人物參加了新中國的政府機構。解放後,由於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把一部分民族工商業者的市場和原材料、零配件來源切斷,一部分資金凍結,促使他們對於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的依賴程度愈來愈深,愈來愈廣。人民政府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私營企業可以通過接受加工、訂貨、代銷等方式維持和發展生産,可以從企業盈餘中領取四分之一作為股息。這種富有獨創性的政策因對民族工商業者的生産和收入有利而為他們普遍接受。誠然,民族工商業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發生衝突,甚至發動猖狂進攻,但經過“三反”、“五反”運動,擊退了這些人的進攻,使他們認識到抗拒改造沒有出路。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中國農村掀起社會主義高潮,有力地推動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這種改造,採取的是“贖買”的辦法,即在一定時期內,國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額付給私方相當高的“定息”(年息五厘),作為“贖買”的代價。1955年秋冬,在農業、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發展的形勢下,毛澤東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推向高潮———從個別公私合營進入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私營工業人數的99%、私營商業人數的85%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基本上完成了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這樣,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實現了社會主義運動中先進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贖買”方法解決資産階級問題的偉大設想。由於發展迅猛,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難免有些簡單粗糙。但應該看到,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創造性地採用的“贖買”政策,確實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成功。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以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除此而外,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奠基作用還有許多方面: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論十大關係》等著作,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毛澤東領導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憲法》,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保證;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又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糾正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和貫徹執行總路線中出現的偏差和錯誤,制訂出一整套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包括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商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商業四十條》)、教育工作條例草案(共三個,分別簡稱《高校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科學工作條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文藝工作條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等,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都有了比較符合中國實際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章程”;毛澤東開創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培養了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為改革開放新時期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在毛澤東領導下,我們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同11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外交關係,恢復了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間長期對抗的局面,確立了中國在國際上政治大國的地位,為中國以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第二代領導集體開闢新路形成體系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領導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成功開闢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第二次偉大歷史轉折。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題報告,是“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三中全會前後,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及時實現了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改變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衡的狀況;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誕生和確立,帶來了農村改革的突破,促進了農業生産的發展;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農業工業化、農村現代化的道路;農村改革的成功帶動了城市企業改革;對外開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僅大量引進外資,而且創建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與此同時,針對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右的錯誤思潮的氾濫,鄧小平重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而形成了新時期“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
1979年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國慶30週年講話對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意義。講話強調“要在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第一次提出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從而相當完整地確定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和綱領。講話還提出:“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真研究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走出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第一次指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的階段”,並第一次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作出了全面概括。
在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題———“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標誌。十二大後,隨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出現的新情況、實現的新發展、取得的新經驗,鄧小平又提出在二十世紀末實現翻兩番、國民生産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的小康社會的目標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等理論。鄧小平1992年初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是全面改革進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學總結,是開創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階段的宣言書。從十二大到十五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完整的科學體系。中共十五大報告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命名為鄧小平理論,正是對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之功的歷史的、科學的評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具有豐富的內容。它突出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上,強調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上,作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指出這是一個至少上百年的很長的歷史階段,不能超越。在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問題上,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強調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必須把發展生産力擺在首要位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在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問題上,強調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也是解放生産力,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主要內容,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同經濟、政治的改革和發展相適應,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為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上,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強調實行對外開放是改革和建設必不可少的,應當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問題上,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的保證。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問題上,提出分三步走戰略。強調要抓住時機,每隔幾年上一個臺階。必須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帶動越來越多的地區和人們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問題上,強調共産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要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必須依靠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必須依靠各族人民的團結,必須依靠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黨領導的軍隊是社會主義祖國的保衛者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在祖國統一的問題上,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創造性構想,提出要按照這個原則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
如果説,馬克思、恩格斯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那麼,由毛澤東至鄧小平,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把這個科學理論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在13億人口的中國變成了現實。與此同時,又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使它更多地帶有中國的特色。正如胡錦濤所指出的:“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沒有鄧小平理論的正確指引,就沒有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開闢。”
第三代領導集體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受命于危難之際。自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全黨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頂住國際國內的壓力,戰勝接踵而來的一個又一個困難,堅定不移地沿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發展。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十多年是中國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是中國社會長期保持安定團結、政通人和的時期,是中國國際影響顯著擴大、民族凝聚力極大增強的時期。在二十世紀末,中國的國民生産總值翻了兩番,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與此同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準確把握時代特徵,科學判斷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集中全黨智慧,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巨大勇氣,總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開拓創新,逐步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系統的科學理論。用一系列緊密聯絡、相互貫通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進一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極大地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從而極大地豐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寶庫。這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巨大貢獻。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系統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內涵和基本內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們在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不斷奪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的根本保證。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符合生産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社會生産力解放和發展的要求,尤其要體現推動先進生産力發展的要求,通過發展生産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我們要在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的指引下,繼續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堅持和完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不斷為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打開更廣闊的通途。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是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中心環節。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社會不斷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三個代表”是統一的整體,相互聯絡,相互促進。發展先進的生産力,是發展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條件。人民群眾是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主體,也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斷發展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錦濤在2003年“七一講話”中,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他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胡錦濤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豐富內涵精闢地概括為十個方面,這就是: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關於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關於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思想;關於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的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思想;關於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思想;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思想;關於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關於走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關於鞏固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思想。胡錦濤還深刻地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現人民的願望、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共産黨作為執政黨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産力,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頻繁發生的多種自然災害,迎難而上,頑強拼搏,開拓創新,奪取了抗擊非典鬥爭的重大勝利,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顯著成就。在新階段偉大實踐的基礎上,總結了新經驗,作出了新概括。胡錦濤主持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強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改革和發展。2004年初,胡錦濤又強調“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大興求真務實之風”。指出“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擺正同人民群眾的關係,是堅持求真務實的根本準則。正確認識國情,按照國情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開展工作,是堅持求真務實的根本依據。認識規律、把握規律、遵循和運用規律,是堅持求真務實的根本要求”。在處理中華民族復興和國際事務的關繫上,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重申並堅持了“和平崛起”的思想和方針。所有這些,都豐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綜上所述,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三代領導集體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奠基、開創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探索、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歷史,創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歷史。新中國成立55年來的歷史昭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越來越興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越來越豐富。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一定能夠勝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文/程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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