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柏坡精神的歷史內涵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12日 14:58

　　西柏坡精神是我們黨在開國進程中所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本文試圖通過對西柏坡精神歷史內涵的分析，從一個側面透視弘揚這種精神對於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偉大時代意義。

　　

　　西柏坡時期，歷史給我們黨提出的課題是極其巨大而嚴峻的：

　　第一，是否敢於不失時機地發起戰略決戰，將革命進行到底，是黨在西柏坡時期面臨的第一個歷史性課題。

　　西柏坡時期，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抉擇。在這種情況下，敢不敢於鬥爭，敢不敢於勝利，成為黨面臨的生死考驗。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西柏坡運籌帷幄，決戰千里，果斷地把我軍發動的大規模秋季攻勢發展為就地殲滅重兵團的戰略決戰，連續並交錯導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歷時四個月零十九天，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隊154萬餘人，使國民黨反動派賴以維護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大大加速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成為新中國誕生的“奠基禮”。針對蔣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發動的“和平”攻勢和當時國際勢力提出的劃江而治建立南北朝分裂中國的陰謀主張，毛澤東在西柏坡發表的新年獻詞，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極其鮮明地顯示了我黨在複雜的政治風雲和決定中國人民前途和命運的歷史關頭，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徹底革命精神。

　　第二，是否善於把革命勝利成功地轉化為持久的政治勝利，使黨不間斷地走向以城市領導鄉村的歷史新時期，是黨在西柏坡時期面臨的第二個歷史性課題。

　　歷史發展進程既受客觀規律的制約，又取決於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從事歷史活動的主體——人的選擇。西柏坡時期，黨既把握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又保持了極其清醒和冷靜的頭腦，通過對中國國情的週密考察和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及政治勢力的全面分析，首先明確了中國社會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走向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確定了如何經過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建設，使我們國家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①號召全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學習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既要學會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方面的鬥爭，又要以恢復和發展生産為中心；在城市工作中，黨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産黨合作的民族資産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充分體現了無産階級政黨勇敢無畏的歷史主動精神和實事求是、尊重客觀規律的科學態度。

　　第三，是否為實現歷史性轉變制定出完整的建國方略和政策策略，是黨在西柏坡時期面臨的第三個歷史性課題。

　　首先，我們黨明確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個新制度既不同幹；日民主主義革命所要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也不同於蘇聯式的無産階級一個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農民小生産者所幻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而只能通過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來建成一個以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其次，為了實現這一轉折，黨全面正確地制定了關於軍事、政治、上改、城市、工商、統一戰線等一系列的政策策略。為實現由農村向城市、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做了全面準備。再次，為了保證各項政策策略的實施，要求全黨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克服過去因長期處於農村環境下進行遊擊戰爭而産生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克服地方主義、遊擊主義，把加強黨的紀律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事情來抓。通過健全黨委會議制度，以及政策性的、經常的、綜合的報告和請示制度，來有效地溝通黨的決策系統和執行系統的聯絡，使黨在方針上、政策上、行動上實現高度統一。

　　第四，是否有一個好的黨，能否在取得全國勝利後永葆革命者本色，經受執政的考驗，是黨在西柏坡時期面臨的第四個歷史課題。

　　西柏坡時期，鋻於黨就要由被“圍剿”的黨，變成執掌全國政權的黨，由殘酷的戰爭環境轉到穩定的和平環境，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向全黨敲響警鐘，提醒全黨在工作重心由農村到城市的歷史性轉變中，必須預防因為勝利而帶來的黨內的驕做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安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地告誡全黨在取得全國勝利之後，“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同時做出了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並列等六條規定。這些要求，蘊含了對中國共産黨人理想、宗旨、奮鬥目標和作風風範等極為豐富的時代要求，開拓了中國無産階級及其政黨走向執政地位的新視野和新境界，為黨在執政條件下如何防止腐化變質，永遠保持先進性和革命性，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從上述歷史性課題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發現，西柏坡精神包含或體現著一種非同尋常的歷史意蘊和內在精神。這就是我們黨在破壞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偉大歷史轉變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歷史主動精神與創造精神。這種精神不僅是當時革命實踐的概括和總結，也是以往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的繼承和發揚。是黨在西柏坡時期對全黨和全國人民發揮了巨大的動員、組織、激勵和指導等能動作用的無産階級革命精神的寶貴結晶，是新中國的立國之魂。

　　首先，這種歷史主動精神和創造精神表現在領導主體在歷史轉折關頭的強烈的和自覺的社會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而主體的自我確認是其主動性的基礎和表徵。在社會發展面臨著歷史性抉擇的關鍵時刻，黨作為革命實踐的領導者能否適時地站在群眾前面，成為他們的組織者和領路人，直接關係著群眾主體作用的發揮和歷史發展的進程。西柏坡時期，正是我們黨從革命主體向中國社會主體轉變的關鍵時期。在這之前，我們黨儘管在解放區政權建設、軍事鬥爭和土地革命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從總體上還只是革命的主導力量，沒有成為整個中國社會的領導主體，而且在很長時期裏，處於被“圍剿”、被迫害的境地。西柏坡時期就不同了，隨著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和大部分國土被解放，黨以馬克思主義深逢的歷史洞察力和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自覺地面對地位的變化，理智地意識到執政黨所肩負的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歷史使命，響亮地提出我們不僅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併為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制定了一系列適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策略。不僅回答了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如何適應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轉變，從思想上和行動上真正掌握自己命運的問題，而且極其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強烈的時代主體意識和社會歷史責任感。

　　其次，這種歷史的主動精神和創造精神又表現在領導主體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作出的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創造性的歷史的抉擇。對於經歷了一系列艱難曲折終於成長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産黨來説，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執政問題已經擺在面前，建設新中國已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時，能否按照歷史前進的方向正確地選擇中國的未來，能動地把中國革命轉變到嶄新階段，這是西柏坡精神所蘊涵的最深邃的歷史價值。按照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一般模式，革命成功後即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然後再由共産黨團結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爭取在革命形勢到來之際進行無産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然而，中國革命已不是舊式的由資産階級來領導的革命，而是由無産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就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後，必然實行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新民主主義，追求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在西柏坡期間，黨堅持了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創造了嶄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為中國革命實現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由革命向建設的轉變，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充分準備。這一歷史性的偉大創造構成了西柏坡精神深厚的時代底蘊，它創造性地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如何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問題。為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架起一座橋梁。這份被毛澤東稱為“進城趕考”的卷子之所以經得起長期實踐的反復檢驗歷久不衰，貫穿幹其中的這種偉大歷史主動精神和創造精神，不能不説是一個深刻原因。

　　第三，這種歷史主動精神和創造精神，還突出表現在領導主體在歷史轉變關頭善於把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人的歷史主動性和創造性作為推動歷史進步的能動力量，不是隨意的和盲目的。奪取全國勝利後，如何實現社會主義，是當時擺在全世界無産階級政黨面前的歷史性課題。西柏坡時期的中國共産黨則給予了客觀、全面的回答。黨清醒地提出了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以後必須“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産，對付國外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前一個轉變，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和物質基礎。毛澤東指出過“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第四，這種歷史的主動精神和創造精神，還特別表現在領導主體在歷史轉變關頭極其清醒的主體自我意識。中國共産黨從四十年代初開始的延安整風，實際上就是一次全黨範圍的主體自我意識活動，它為黨在西柏坡時期對走上執政地位後的清醒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剖析，創造了深厚的歷史條件。我們黨從建黨到建國，其問經歷了28年的革命戰爭，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新中國建立以後，如何建設好新國家，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②在領導全國範圍的經濟建設中，我們黨還面臨著很大的未知領域，還有我們許多原來不懂的東西，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狀況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成為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價值取向，也成為檢驗偉大歷史轉變過程中黨的幹部是否是一個清醒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標誌。因此，毛澤東要求全黨：“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總是可以學會的。”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已經根本不同於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它不是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而是要走歷史必由之路，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由落後的農業國向先進的現代化工業國的轉變。在執政的新考驗面前，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向全黨敲起警鐘，在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到城市的戰略轉變中，必須防止“因為勝利”而帶來的“黨內的驕做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顯然，歷史轉變中的現實的需要是黨和毛澤東再次強調和關注領導主體自身狀況的深層原因，因此，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也就是偉大勝利轉變中的題中應有之義了。

　　1949年9月新中國建國前夕，毛澤東宣告：“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顯然，西柏坡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和創造精神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哺育下形成的，它是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偉大覺醒的象徵，同時為我們黨無産階級革命精神寶庫增添了最有價值、最有吸引力、最為濃墨重彩的光華燦爛的嶄新篇章。

　　我們對於西柏坡精神歷史內涵和精神實質的歷史考察，不僅是為了把握這一精神的來龍去脈並把這一精神昇華到時代精神的高度，更重要的，還是要探究這種精神怎樣在當代中國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軍的新的萬里長征中，在回答新問題、新挑戰的過程中，不斷激發全黨和全國人民創造歷史的生機和活力，保持其長盛不衰、萬古常新的品格。從歷史的大視野看問題，西柏坡精神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這兩條具有中國特色偉大道路的歷史交匯處形成的，它既是黨和毛澤東開闢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偉大思想結晶，同時又包含了後來我們黨經過艱辛探索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開闢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初的思想胚胎和“基因”。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這樣認為，西柏坡時期黨作為歷史主體所表現出來的主動、求實、民主和創新的精神，起到了中國社會偉大歷史變革的先導作用。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作為“第二次革命”，開始了中國社會主義由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的偉大轉變。從70年代未開始，黨通過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到開放，從墨守成規到各方面的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從經濟增長的粗放型到集約型，從輕視知識到科教興國等一系列歷史性轉變，開始了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整體性轉型的偉大歷史新時期。在這一歷史轉變過程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基幹深刻的歷史反思和理論思考，高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敢冒敢闖，不斷創新，極大地喚醒和激發了人們空前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與創造精神，為之增添了嶄新的時代內容。

　　現代化意味著舊的傳統社會的解體，能否順利度過現代化分娩前的社會陣痛，按照對現代化規律性的認識，以理性的力量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在更高的層次上再現歷史輝煌，已成為對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全新考驗。在由傳統到現代轉變的歷史過程中，在世界向多極化、一體化方向發展和世界經濟隨著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而開始的向知識經濟轉變的進程中，全黨每一個同志都面臨一個願意不願意，適應不適應和能夠不能夠實行轉變的問題，都有一個領導主體自我意識新的覺醒的問題。在新的歷史交匯處，深入研究探索黨在西柏坡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偉大革命精神的歷史內涵，對於進一步激發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社會歷史責任感，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振奮精神，戒驕戒躁，開拓務實，團結奮進，不斷地把這個歷史性轉變推向新階段，進入新境界、新天地，顯然是極富教益和歷史啟示的。（宋志宏 李麗芳）

　　注：

　　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7頁。

　　②同上書，第1480頁。

　　③同上書，第1481頁。

　　（作者單位：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 來源：《西柏坡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