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西柏坡“歷史懸念”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12日 14:48

　　在綿延千里的太行山中，平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該縣縣誌中記載：平山，北嶽控其東，太行揖其西，北依林峰，南對光祿；右襟冶水，左帶滹沱；萬山峨峨，百川浩浩；鐘靈毓秀，物華天寶。獨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成為全國著名的革命根據地的先決條件。

　　

　　平山縣群眾基礎好。大革命時期這裡就有了各級共産黨組織，發展了許多黨員。人民群眾聽黨的話，緊跟黨走。抗戰時期平山是抗日模範縣，早有“北方興國”之譽。抗戰初期，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組成的“平山團”，曾榮獲“太行山上鐵的子弟兵”之殊榮，被調到陜北擔任延安的衛戍任務，參加了南泥灣墾荒並數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西柏坡村沿滹沱河畔而建，兩岸灘地肥美，稻麥兩熟。核桃、柿子等果品纍纍。豐碩的收穫，保障了軍民的經濟供給，為黨中央駐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1947年3月29日，撤出延安的中共中央在陜北清澗縣棗林溝舉行了會議，決定由毛澤東（代號李德勝）、周恩來（代號胡必成）和任弼時（代號史林）組成中央前敵委員會，率中共中央機關及人民解放軍總部繼續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工作；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由擔任書記的劉少奇率隊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

　　5月3日，劉瀾濤陪同劉少奇、朱德到達平山縣封城村，與正在指揮正太戰役的聶榮臻、肖克、羅瑞卿等會面。當談到工委的駐地時，晉察冀的領導請求中央工委留在本區，劉少奇、朱德考慮後，經在陜北的毛澤東等同意，中央工委留在了晉察冀。

　　選址何方？劉少奇、朱德頗費思考。“平山縣可稱得上是我們晉察冀邊區的烏克蘭。”一次，聶榮臻這樣説道。“阜平不富，平山不貧。”劉少奇也曾聽説過當地老鄉傳説的這句俗語。“要選跟全國各地聯絡較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比較暢通卻又不能在大平原上。”朱總司令提出了他選址的戰略思考。劉少奇輕輕點頭：“要考慮到最後指揮大決戰的適當位置。”鋻於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考慮，決定在平山縣境內選址。於是，朱德的秘書潘開文、衛士長齊明臣和聶榮臻的一位副官處長，奉命騎馬從平山城沿滹沱河考察，一直上行到洪子店和東西黃泥村，然後又折返考察了滹沱河沿岸的30多個村莊，並把考察結果繪成草圖，附帶考察意見呈交劉少奇、朱德等。

　　西柏坡村後是不太顯眼的柏坡嶺，嶺後群山疊翠。全村當時百十來戶人家320多人，擁有土地680畝。西柏坡村東頭的閻家老院部分房屋在抗日戰爭時期雖被日寇燒燬，但青石根基尚在，如果把房子蓋起來，既集中，方便工作，又便於保密。同時西柏坡在當地尚屬小村，保密工作方面較郭蘇、黃泥、李家莊等要容易得多。於是，西柏坡得天獨厚的條件不僅被潘開文等人看中，也被劉少奇、朱德所欣賞。恰在此時，安子文率工委大隊人馬來到平山，請求設點問題。於是安子文等再次被派出到西柏坡一帶進行考察。經過考察研究，決定將中央工委設在西柏坡。由於人多房少，決定在修復房屋的基礎上新蓋部分房子，蓋房木料由晉察冀邊區政府幫助解決，又從當地買了一些。所用勞力和技術人員，由剛到井陘的中央黨校300人擔負。

　　經過一個多月的騰房、建房、修繕等緊張工作，一切準備就緒後，7月初，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由北莊搬到了西柏坡。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當時為了保密，工委對外稱“工校”或“勞大”，劉少奇任校長，朱德為董事，分別稱胡校長（胡服，劉少奇化名），朱校董。

　　1947年5月，陜北戰場取得了“三戰三捷”的重大勝利，沉重地打擊了胡宗南集團，基本穩定了西北戰局。為適應未來戰略大決戰形勢的需要，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歷時一年零五天，途經12個縣、37個村，從容地告別陜北，東渡黃河向西柏坡進發。

　　當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率中央機關越過太行山這道山西、河北兩省的天然界線到達阜平縣城南莊時，時光老人欣然記下了這個日子：1948年4月13日。

　　剛從五台山大雪之中一路過來的毛澤東，為沿途熱情的群眾、如畫的風景所感染，豪情盈懷，興致頗高。當一見高舉火把趕來阜平縣城南莊附近的菩薩嶺迎接他們的聶榮臻、劉瀾濤時，毛澤東幽默地説：“榮臻同志，我和恩來、弼時來打擾你了，五台山上下大雪，好風景。整個世界一片潔白，多愜意呀！榮臻呀，嚴冬已經過去，這春天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的，我心裏蠻舒服嘍！”聶榮臻親舉火把，把從陜北來的貴客們引進了城南莊村東山腳下的軍區司令部大院。

　　為同蘇聯共産黨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問題，毛澤東于1947年初曾提出訪蘇。制服都已做好，專等行期。然而戰爭歲月瞬息萬變，考慮到中國戰局的發展和他途中的安全，斯大林又致電毛澤東，再次建議他推遲來蘇。歷史的安排，使毛澤東在城南莊一住35天。

　　4月21日，置身城南莊的毛澤東等人欣聞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十分興奮，他去電致賀。

　　幾天后，《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由毛澤東親筆起草而成。毛澤東一呼震天地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偽總統蔣介石”的驚世口號。毛澤東于抗戰勝利後應邀去重慶赴蔣介石的“鴻門宴”，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被問及對蔣介石的印象時即席所對：“蔣先生的蔣是草字頭下一個將，充其量是一個草頭將軍！”“那你的毛字呢？”“我這個毛字不是毛手毛腳的毛，而是一個反手，就是説要打敗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是易如反掌！”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自撤離延安後一年多來第一次齊聚的5位書記，在城南莊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 毛澤東提議，即派粟裕所率的3個縱隊近10萬大軍，就此打過長江去。與會的粟裕將軍，鋻於戰局的變化，則建議他所率之部暫不渡江作孤軍之戰，而是先在中原地區打幾個大仗以消滅敵之大量有生力量。

　　對此，毛澤東深思了幾十個小時，最後同意了粟裕的意見。

　　5月18日，兩架國民黨軍B25轟炸機突飛城南莊上空。情急之下，聶榮臻迅即快步跑向毛澤東臥室：“主席，敵人飛機來轟炸，請你快到防空洞去！”“不要緊，沒什麼了不起！無非是投下一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通宵都在工作的毛澤東，鎮靜自若。

　　聶榮臻當機立斷，急令警衛人員取來擔架，不由分説，把毛澤東扶上了擔架，在場的官兵們手腳並用，一騮小跑地剛進防空洞，5枚炸彈就相繼從天而降。不偏不倚，毛澤東所住小院裏中了一彈，頓時濃煙滾滾，門窗玻璃被震碎，被彈片擊中的雞蛋蛋黃蛋白四濺，再晚幾秒鐘，便後果難料。驚險、後怕。聶榮臻思之良久：“有姦細？”

　　直至後來解放了保定、大同，在敵偽檔案中才發現了敵機轟炸城南莊的來龍去脈：果真是潛伏敵特、軍區司令部小伙房司務長劉從文等所為，指揮敵機轟炸的電臺就設在司令部院內。一經查實，敵特孟建德、劉從文、劉金昌當即被處決。

　　為確保安全，于敵機轟炸的幾小時後，聶榮臻等即採取果斷措施，護送毛澤東及隨從人員秘密遷往幽靜隱蔽的花山村。

　　8天后的5月26日，毛澤東等人從花山村來到西柏坡，中共中央五位書記齊聚山村。成立於一年多前棗林溝會議上的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及後來成立的中央後委，業已勝利完成了各自的歷史使命，即自行撤銷。

　　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了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全國勝利的中樞神經。

　　毛澤東駐足而讚：西柏坡“是個理想的總指揮部”。

　　從此，共和國的一代精英們，便在這山村中，殫精竭慮，宵衣旰食，指揮著大江南北的千里決戰、萬里戎機。

　　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村召開，史稱“九月會議”。會議是在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即將進行戰略決戰的關鍵時刻召開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共産黨贏得人心將得天下已成大勢所趨。

　　“水亦覆舟”，國民黨橫徵暴斂喪盡人心，大廈將塌也已是指日可數。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産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擲地有聲的16個字，似擂動的戰鼓，激勵了萬馬千軍。這次會議為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歷時4個月零19天的三大戰役，共消滅國民黨軍隊154萬餘人。“力拔山兮”、摧枯拉朽的三大戰役好似鐵鑄鋼澆無絲毫焊接之痕跡的鎖鏈，驚天動地，波瀾壯闊。勾勒這氣勢磅薄的戰爭畫卷的如椽之筆，正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在“解放全中國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揮動的。村中，一幢只有4間陋室的小平房，成了指揮三大戰役的解放軍總部。電臺設在附近的燕尾溝、窯上、通家口等村中。總部院內只有一個小電話總機。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周恩來對此説得十分形象：我們這個指揮部一不發槍，二不發糧，只發電報。整個三大戰役期間，中央軍委共發出了197份電報。內容多由毛澤東親筆起草，而後派人騎馬或開車送窯上等村發往各個戰場。電報以“A”標級，A字越多則越為緊急。三大戰役期間的電報多為“AAAA”，也有5個A或3個A的，只要是4個A以上的，則表示刻不容緩，得立即送呈周恩來，隨即簽發。並注上請毛、朱、劉、任閱。如特別重大，週一人不能定奪，他則親自前去請示毛澤東。對十萬火急之事，便將幾位書記召到毛澤東住所議處。其簡潔明快、決斷迅捷，決非當今有些影視或文學作品中所屢見的那種領袖們開會時煙霧盈室的情景。實則可見的是中央機要室和作戰室裏電話頻頻；領袖們的辦公室內，燈火徹夜通明；參謀們手持電報，穿梭于機要室、作戰室和領袖們的土屋之間，緊張有序，敏捷無聲。因條件較差，甚至連繪圖用的紅藍鉛筆都難以為繼，只得間以土法染成的紅藍毛線標圖。

　　原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于1975年來到西柏坡，在那普通院落中的一個個土屋內，他聽了講解員的解説，頓生無限感慨，竟情不自禁地喃喃連聲：“毛澤東英明！共産黨了不起！蔣介石當敗，蔣介石當敗呀！”

　　1949年初，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結束，長江以北地區大部分解放，解放軍已呈向全國進軍之勢。3月5日─13日，中國共産黨七屆二中全會在中央機關的大伙房裏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人員11人，因交通條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20人。全會共有27人作了28次發言（其中王明作了兩次檢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極為重要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産建設為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等等。毛澤東還諄諄告誡大家：“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時隔30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又一次提出了工作重點的轉移，兩次會議提法竟如此驚人地相似！毛澤東的預言竟是如此準確！事實已雄辯地證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不僅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991年9月21日，江澤民總書記參觀七屆二中全會會址後十分感慨，當聽到當年會場沒有擴音設備後，當即叫他的秘書站到會場的後面：“我説幾句，看能不能聽到，‘要向人民、特別是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黨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描繪的人民共和國的宏偉藍圖現在已經變成了現實，我們要永遠銘記老一輩革命家創下的豐功偉績，繼續艱苦奮鬥，把社會主義的祖國建設得更加強大，更加美好’。”並揮毫題詞：“牢記兩個務必，建設有中圍特色的社會主義。”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竟然是在中央機關的一個大伙房裏召開的。由於當時再沒有比這大的房子，因此臨時將它佈置成了會場。會場上用的東西大部分是從石家莊拉來的戰利品，一小部分是在西柏坡做的。會場沒有鮮花，沒有擴音設備，沒有座位牌，毛澤東始終坐在主席臺一張長條桌旁，他和每一位與會者一樣，隨時做著筆記。在主席臺的兩側放了兩張方桌，各有兩名記錄員。下面擺放了4個沙發和一些長條椅，是供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同志用的，但也沒有固定的位置，往往一張沙發上坐兩三個人，長椅上是三四個人，來得早的坐在前面，來得晚的坐在後面，而住在中央大院的同志則是自己帶凳子，散會後再搬回去。主席臺上方挂有馬恩列斯和毛澤東、朱德同志的畫像，下面是寫有“中國共産黨”字樣的兩面黨旗，在兩側墻上也分別懸挂著黨旗。後墻上挂有向全會彙報的戰爭態勢示意圖。會議最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做出了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根據這個規定，會議的後期，主席臺上方就只懸挂毛澤東、朱德的畫像了。

　　黨中央在西柏坡，其他中央機關駐在哪？

　　黨中央在西柏坡時，中央機關分佈在以西柏坡為中心、滹沱河岸邊的其他村莊，主要有中央組織部：李家莊；中央婦委：東柏坡；中央社會部：東、西黃泥；中央衛生部：朱豪；中央供給部：郭蘇；中央警衛團：洪子店；中央青委：封城；中央黨校：郭蘇；中央馬列學院：李家溝口；中央法制委：攣家溝口；中央外事辦：柏裏；中央廣播管理局：陳家峪；新華通訊社：郜家莊；華北局：煙堡；華北人民政府：王子。

　　蔣介石知道中共中央、毛澤東在西柏坡嗎？

　　1948年10月下旬，當遼沈戰役激戰正酣之際，為解東北戰場之急，蔣介石密令傅作義集中三個軍外加兩個師的兵力偷襲石家莊。當時，蔣介石已獲悉中共中央駐地可能在石家莊西部地區的情報，但並沒有掌握具體位置。如果蔣軍知道毛澤東在西柏坡，而西柏坡又一直是自北平到太原的航空線經過之處，只需幾架、十幾架或更多的飛機來轟炸就可以了。

　　毛澤東離開過西柏坡嗎？

　　有人説毛澤東曾在1948年冬離開西柏坡到某地小住，果真這樣嗎？當時正是遼沈、淮海、平津戰役激烈進行之際，前線和中央的文電來往像雪片一樣，時刻需要中央定奪，得到指示。作為全軍統帥的毛澤東哪能離開西柏坡？當5月裏毛澤東在阜平城南莊準備到蘇聯會晤斯大林時，鋻於敵我處在決戰的前夜，連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認為“中國戰局緊張，你不宜離開指揮崗位”。因而此間毛澤東根本不可能也不會離開指揮部西柏坡。據統計，自1948年9月7日至次年1月24日間，僅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中的文電就達217封，即平均每兩天3封。儘管我們都是多年研究西柏坡革命史的，而且文物資料庫中還有對100多位親歷者的原始採訪記錄和大量的回憶錄、錄音等，為慎重起見，今年4月中旬，我們還是電話採訪了當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汪東興、王亞之、李銀橋和韓桂馨，均得到一致答覆，毛主席自到了西柏坡直至進北平，一直住在西柏坡，沒有到過其他地方。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欲與中共和談，遂到上海請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江庸到北平走一趟，去敲和平之門。得到黨中央的同意後，4位老先生於2月22日上午9時，從北平乘機飛抵石家莊，同機而行的還有傅作義、鄧寶珊將軍。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央統戰部部長羅邁（李維漢）專程到石家莊迎接。在石家莊花園飯店（現花園飯店）吃過午飯後，即改乘吉普車到達西柏坡。為了接待這些遠道而來的老先生們，接待人員還專門從石家莊借來了沙發和地毯，當然用後都歸還了。現在還有一種説法，稱毛澤東是在西柏坡之外的某地接見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這也是杜撰的。除近日電話採訪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汪東興、李銀橋等人外，我們還意外地發現了江庸老先生1956年11月9日在香港《大公報》撰文回憶西柏坡之行的文章。他回憶：“據説毛主席是住在離市百里的一個小村裏，沿途坡路崎嶇，要坐吉普車才能去。我們遂于下午2時偕同毛主席派來接我們的楊尚昆秘書長前往。7時才到招待處，周恩來總理陪同我們用飯後，毛主席才出見。這次談話約一兩小時。從漫談中也很能窺見毛主席的思想、抱負、學問、性格……”

　　毛澤東住所距接見傅作義等人處只有200多米，但為保密起見，足智多謀的主席還是讓吉普車沿滹沱河岸跑了一大圈，使塵土落滿了車頂車沿，一見之下就好像剛從很遠的地方匆匆趕來似的。

　　毛澤東一下吉普車，傅作義即快步走上前去，先舉手敬了個禮，然後與之緊緊地握手。“我有罪！”傅作義第一句話便愧疚他説。毛澤東笑了：“傅將軍，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保護了古都北平，你有功呀！” 作為領袖的毛澤東，膽識超群，有情有義，心胸寬廣，不計前嫌。建國後，傅作義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水利部長，鄧寶珊當了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

　　鄧小平、劉伯承、陳雲、羅榮桓到過西柏坡嗎？

　　1947年5月，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後，解放區的許多領導同志曾先後來到這裡，參加中央會議、彙報工作或接受任務，其中鄧小平是二上西柏坡，而劉伯承、陳雲、羅榮桓都只來過一次。

　　1948年8月底，鄧小平奉命從中原前線來到西柏坡參加九月會議，另一次是1949年2月底和陳毅、譚震林一起來這裡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劉伯承是1948年12月18日和陳毅一起按中央指示，離開前委駐地安徽肖縣蔡凹，于28日到達西柏坡參加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月會議）的。陳雲則是1949年2月初和羅榮桓同志一起從北平來到西柏坡的，在這裡，他不僅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彙報了東北的情況和東北局的工作，還就大軍南下的糧食供應等問題進行了商討。這期間，毛澤東等已決定讓陳雲同志主持將來的中央財經委的工作。

　　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機關開始收拾行裝作進駐北平的準備。一天，毛澤東問他的衛士李銀橋：“要進城了，你準備得怎麼樣啊？”“東西都收拾好了，隨時可以行動。”“這裡呢？”毛澤東指著李銀橋的太陽穴，見不解其意，又説：“小心，不要中了資産階級的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是啊，早在1944年，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發表後，毛澤東便十分重視，後又把它列為整黨學習的文件，要全黨以史為鑒。今天恰是革命勝利、全國解放在即，而且也要進北京城了，李自成的教訓不能不汲取啊！

　　23日淩晨3時，工作了一夜的毛澤東才上床休息，並吩咐9時以前叫他起來。可周恩來副主席怕他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勞，直到上午10點才讓叫醒他。毛澤東醒來後有點不高興：“叫你們9點以前叫我，為什麼現在才叫呢？”可當他得知是周恩來的吩咐後，便再沒説什麼。汽車已準備好，行裝早已打點完畢，人們興致勃勃地等毛主席上車。毛澤東從他的住處走來，邊走邊説：“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精神不好怎麼行？”周恩來接著説：“我們都應考及格，不要退回來。”“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做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然後中央領導同志紛紛登車，一支由11輛小汽車、10輛卡車組成的車隊便離開西柏坡，向著大道、向著陽光、向著北平開去……

　　今年（按：指1999年）10月1日，是我們共和國50週年華誕，也是黨中央、毛澤東從西柏坡進京50週年。今天，成千上萬的革命先烈化成了這永恒的太行山脈，曾在這裡運籌帷幄、指點江山的一代偉人們也先後故去了；莊嚴肅穆的西柏坡紀念館和中共中央舊址還靜靜地坐落在滹沱河畔、柏坡嶺下。如今，在這塊曾導演過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最恢宏一幕的土地上，又激蕩起改革的春雷。伴著這時代的最強音，我們又邁開了堅定的步伐。就正如當年毛澤東率領勝利之師從西柏坡走向北京那樣，迎著金水橋畔那開國大典隆隆的禮炮聲，向著天安門前那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走得是那樣堅定、昂揚、自信、有力。

　　西柏坡紀念館自建成以來已先後接待了1400多萬國內外的參觀者，對於半個世紀前那段光輝的歲月，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將永遠銘記：新中國從這裡走來！ (張志平 李繼準 趙福山 余炳榮)

　　( 來源: 1999年5月21日《河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