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興村

　　新華網消息：“我們雖然住進了城市裏富裕人家才擁有的別墅，但還是沒有脫離因貧困而為生活奔波的命運。”

　　2月21日，新華社受權播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剛滿一個月，3月21日，央視“焦點訪談”以《示範給誰看？》為題報道了吉林省樺甸市八道河子鎮小康示範村，農民雖然住著政府修建的歐式豪華別墅，但由於負擔不起物業和取暖費用，有些農民住戶紛紛搬了出去的現狀。

　　同樣，在四川省綿陽市農業科技示範區(以下簡稱“綿陽農科區”)，竟有5個類似的別墅小區。這些農民雖然住在歐式別墅中，卻在為一日三餐而發愁。

　　6個月沒發生活費

　　日新村小區是綿陽農科區5個別墅小區最“靚麗”的一道風景，該小區位於距綿陽市區10公里的綿(陽)鹽(亭) 公路沿線。

　　記者在現場看到，日新村小區的別墅群為倣歐式建築，分為2層和3層兩種，統一採用米黃色外墻磚和紅色歐式瓦，門窗邊緣均裝飾著倣古羅馬浮雕。小區門口，牌坊上“日新村”3個字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步入小區，村委會辦公樓外已經雜草叢生。房屋之間空地上，房主們“因地制宜”地種滿了胡豆、青菜、蔥等各種蔬菜。

　　記者走進蔡某家，見鋪在屋子裏的地磚成為家中惟一的“奢侈品”，墻上只是簡單地抹了一層水泥，房間內沒有任何裝修，也沒有什麼像樣的傢具，屋裏停放著一輛舊自行車，墻角撂著幾把老式竹椅。“別墅”裏沒有通天然氣，他們還在用柴禾煮飯，廚房被煙熏得漆黑。

　　在另一住戶左仕明家，他的老伴趙玉華坐在房門前，懶洋洋地曬著太陽，對面麻將館“嘩啦啦”的喧鬧聲絲毫沒有影響她的這份閒心。倒是記者的造訪，使這位老人打開了話匣子。

　　她他告訴記者，她家共有5口人，土地被統徵後，按照規定，每個月能夠得到550元的生活補助費，但實際發放到她家的只有330元。究其原因，她説政府2001年開始興建綿陽農科區時，出臺了“補助政策”，她的兒媳是2002年才接進門的，孫子是2003年才出生的。政府的解釋是，她的兒媳和孫子都在“補助政策”出臺以後遷入或出生，所以就不應該享受每月110元的生活補助費。

　　即便這330元錢，也不能按時拿到手。她告訴記者，2006年一季度馬上完了，但他們還沒有拿到去年第四季度的生活補助。為了生計，他的老伴、兒子和兒媳都在城裏打小工，多病的她則在家裏帶孫子。

　　日新村小區的許多居民向記者證實，他們尚未領到去年第四季度的生活補助。

　　“我們雖然住進了城市裏富裕人家才擁有的別墅，但還是沒有脫離因貧困而為生活奔波的命運。”一位年輕小夥子向記者嘆息道，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

　　記者在綿陽農科區其他4個別墅小區，依然見到了同樣的情況，許多別墅居民，為了生計，全家人外出打工，要麼就年輕人都外出，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緊鎖的房門前已經佈滿了蜘蛛網。

　　“負債別墅”還在建

　　綿陽是中國西部著名的科技工業城，為體現綿陽市現代農業科技的示範作用，達到“工”、“農”比翼雙飛的效果， 2001年8月，綿陽市委、政府決定成立綿陽農科區。選址定址在綿陽市遊仙區松埡鎮，將該行政區域整體劃轉為綿陽農科區。同時，綿陽市人民政府賦予農科區管委會縣級政府行政管理權和市級經濟管理權。

　　松埡鎮總面積28平方公里，區內總人口1.8萬人。其地形分為丘陵(以下簡稱“丘區”)和平壩(以下簡稱“壩區”)。按照綿陽市委、政府的規劃，丘區還是以蔬菜、水果等傳統農業經濟為主打，而壩區則成了示範區的核心地帶(主要是原松埡鎮場鎮一帶8平方公里的範圍內)。

　　根據農科區管委會的一份書面資料顯示，在建區之初，綿陽市委、政府只給了300萬元的啟動資金，要用這300 萬元盤活一個農業開發區，是擺在區管委會面前一道很大的難題。為此，吸引外來資金成了發展農科區的首要任務。

　　“資本”看重的是“收益”。只有把基礎設施建設搞好，把農業園區建出特色才能吸引投資者。農科區管委會看到了問題的實質，於是在貸款修建公路、街道的同時，也決定將壩區原日新村、白山寺村、活觀音村、五道坪村、鶴翔新村五個行政村建設成五個別墅小區。

　　這些別墅的修建由管委會統一規劃、統一提供圖紙，並由農民自己修建。修建別墅的資金由3部分組成：農民自籌、拆遷補償、貸款。為了讓每戶農民都能在信用社貸到款，農科區管委會首先在信用社存入了100萬元的風險金，按照農科區管委會與信用社的約定，信用社可以8倍(即800萬元)地貸款給修別墅的農民，但債務人依然是農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承擔“風險”。

　　蔡某告訴記者，他們一家3口人，原為日新村5社村民，有2.4畝耕地，有佔地面積約200平方米舊瓦房。20 02年底，耕地和房屋佔地被徵用，一家人便響應農科區管委會號召，于2003年4月來到規劃中的日新村小區內建起了新房。房屋拆遷中，管委會按照每平方米70元與100元兩種標準，一次性賠償了拆遷費用1.7萬餘元。

　　按照管委會規定，凡按照統一規劃的戶型修建，管委會發給3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戶型補助。蔡家按規劃要求，修建了一幢佔地面積76平方米的兩層小樓，獲得了管委會發給的3400余元戶型補助費。由於家境困難，新房修建中使用了部分舊材料，建房僅花費5萬餘元，但蔡家還是欠下了2萬多元債務，其中包括1.7萬元信用社貸款。

　　據記者了解，這些農民雖然都建起別墅，但80%的戶主在信用社都有2至4萬元的貸款。

　　更讓業主感到頭痛的是，由於政策原因，他們目前尚未拿到房産證，房子無法出售；由於離市區較遠，房子沒有人租，靠房吃房的願望落了空，這筆政府發的生活費便成了“別墅”主人們重要的生活來源。

　　綿陽農科區黨群部部長鄭平告訴記者，目前園區已經建起了別墅1200余幢，預計要在5個小區建3000幢。記者在園區看到，許多別墅正在如火如荼地修建中。

　　“城市農民”的就業難題

　　綿陽農科區用“別墅村”方式確實引來了不少投資者。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胡精告訴記者，目前已經成功引進 110余家涉農企業到園區投資，見效益的有30多家。

　　農科區管委會勞動保障服務中心勞動就業科科長張興民説，管委會在引進項目時，都對前來投資的企業提出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本地村民的要求，但由於各種原因效果並不理想。在這些引進的項目中沒有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不大。同時，引進項目多為農業科技項目，農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其所能從事工作的技術含量低，周圍村民基本上達不到企業的用工要求，用人單位只好從其他地方招工。鋻於這種實際情況，許多農民還是選擇了外出打工。

　　據記者調查，由於沒有了土地可以耕種，這些別墅區的青壯勞動力春節後便陸續前往北京、新疆和沿海城市打工去了。“再過兩天我也要走了，到北京去建築工地打雜。”據日新村村委會主任張永平介紹，小區內目前居住近千人，其中常年在外打工的壯年男勞力300多人，年輕女勞力近300人。

　　“兩年前，我們廠剛成立的時候，曾對外招收了200名民工。起先，我們把主要招工對象定在日新村，雖然來了1 00多人，但是我們只招到10多人”。日新村某外來投資企業的張總告訴記者，當時一些前來報名的村民有的説我們的工資低，有的又説工作太累，剛開始時，他們總以為外面遍地都是黃金，結果有的碰了一鼻子灰，部分人又回到我們廠。張總説，通過在家一段時間的“待業”體驗以及在外尋找工作的艱辛，目前不少村民已經能夠正確面對“就業”和“待業”了。

　　“目前，我們正在為村民們留在家門口工作創造條件。”張興民説，一方面管委會將加大招商引資力度，提高項目簽約後合同履行的成功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面，加大對村民的培訓，逐漸使更多的人具備在家門口就業的技能。

　　據介紹，2005年管委會對3000多名失地農民進行了就業培訓，但獲得相關資格證書的僅有300余人，其中近200人進入了當地新建成的企業。張興民解釋説，由於職業資格證書培訓成本太高，目前更多的是就業引導性培訓，以方便村民們外出打工，“要實現村民們家門口就業的願望，還需要一個長遠的過程。”

　　針對綿陽農科區這些“城市農民”的就業問題，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強認為，政府首先要有戰略部署，加強城鄉統籌和農民培訓，使“洋樓”變“出租房”，使勞務實現由“體力型”向“技能型”轉變，提高失地農民生存和就業能力。其次，企業要有社會責任感，儘量招收當地農民工，實現農民“工人化”。農民也要有自力更生意識，轉變觀念，廣開門路，大力發展第三産業，如“農家樂”、特色餐飲等，拓寬財源，儘快適應“市民化”。

　　李后強還認為，綿陽農科區“城市農民”現象還警示我們，在加快新農村建設中，千萬不要把“新農村”建成“新農居”，新農村再好也是農村，決不是城市，不是扒了舊房蓋新樓，一定要整體協調推進，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量力而行，不能搞“一刀切”和強迫命令，尤其要把産業支撐放在第一，切忌形式主義和增加新債務。

　　園區的現實與未來

　　客觀地講，作為內陸地區的綿陽農科區，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示範作用，意識也是超前的。尚在2001年，他們就制定了建設好這個新農村的宏偉藍圖。

　　5年過去了，綿陽農科區已經完成固定資産投資4.3億元(其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1.3萬元)。區內建成各種道路35公里，隨著道路的延伸，水、電、氣、通訊、污水管網都逐步實現了配套，有1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完成了道路網絡建設和市政公用設施配套，1萬餘畝土地基本具備了項目建設條件，為加快和推動招商引資工作奠定了基礎。

　　“政府的投入很少，我們全靠銀行貸款和招商引資搞園區的建設。”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胡精告訴記者，園區因搞基礎設施建設，目前負債已高達一億多元。其次，按照園區的特色和規定，所引進的120多家項目全部涉農。涉農企業的稅收較低，致使園區財稅收入已經捉襟見肘。

　　難怪，由財政發放給農民的生活補助費遲遲不能兌現也是有客觀原因的。

　　胡精説，我們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中，雖然讓農民住進了別墅，但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和收入還遠遠趕不上他們的要求，負債給農民造成的壓力是客觀存在的。為了解決這些實際問題，我們政府必須主動出擊，給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農民雖然住進自己的別墅，但由於房屋的兩證(“房産證”和“土地證”)的辦理還存在一些困難，所以並不是房屋真正的所有者，房屋也不能進入流通領域，其財産價值也無法得到體現。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也想了一些辦法。黨群部部長鄭平説，現在農民所修別墅的土地都是集體土地，如果按照農民建房對待，那麼老百姓的負擔就更重了，每戶至少要向國家繳納1萬餘元的土地出讓金。鄭部長介紹，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政府決定對這5個別墅小區統一實行“村”改“居”，將以前的村委會改為居委會，農民全部轉成場鎮居民。“村”改“居” 完善以後，按照政策，政府就可以向市國土局申報，使別墅區的居民獲得産權。

　　綿陽農科區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同樣存在。根據媒體的報道，福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西坑村號召農民建起了40多幢黃白相間的小別墅，成為當地政府大力宣傳的明星“小康村”，但西坑村卻因此欠下130多萬元貸款，成為當地百姓沉重的負擔和揮之不去的心病。蘇北某地村民被政府動員搬進住宅新區後，對每月一次的水電氣費、垃圾費、物業管理費繳納等很不適應。有農民抱怨：新居雖然好看了，但離農田遠了。一些地方建起了“ 農民公寓”後，農民要扛著鋤頭進出電梯。

　　有人戲言，“廁所貼瓷磚、門前建噴泉、貸款建洋房、扛著鋤頭進電梯……”這些看似誇張的現象，卻成為一些地方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追逐的樣板，它暴露出一些地方領導在新農村建設中的認識偏差和失誤。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襄樊市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周建元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一針見血地指出：“只見新房子，不見新農村，憑政府主觀意願蓋新房、拿貸款建‘別墅’，絕不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一些地方不具備條件，就在公路邊拆遷改建，扒舊房、蓋新房，拆平房、建樓房。這是典型的‘形象工程’。” (法制早報記者:王甘霖)

責編：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