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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法治在線）：湖北省位於我國的中部，面積18.59萬平方公里，因地處長江中游的洞庭湖以北，故稱湖北。湖北省北接河南，東連安徽，南鄰江西、湖南，西靠重慶，西北又與陜西省為鄰，由於地理位置四通八達、自古以來被人形象地稱為“九省通衢”。湖北省是我國楚文化的發祥地，現有人口六千多萬，“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是對湖北人民聰明、智慧性格特點的讚譽。
交通的便利，文化的沉澱，讓湖北省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進入新世紀，面對複雜的社會治安形勢，湖北省今天的平安創建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
俞正聲：
我們現在的社會還是有矛盾凸顯性的社會，真正的把這些矛盾的問題處理好，還是要相當的時間，怎麼樣能夠在矛盾凸顯期中間，使中國走上一個全面小康的這麼一個階段，是我們一個繁重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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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省委書記。
俞正聲，漢族，1945年四月出生，浙江紹興人，1963年8月參加工作，先後擔任過技術員、工程師等職務，歷任山東省煙臺市市委副書記、市長、山東省省委常委、青島市委書記、市長，建設部部長、黨組書記。2001年11月任湖北省委書記。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地點：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辦公室
時間：2006年2月17日
記者：俞書記，我個人曾經在湖北武漢讀過七年書，我個人的經歷就是來到湖北先得適應湖北方言，那麼現在您在這裡四年多了，您完全能聽得懂湖北方言了嗎？
俞正聲：不能説完全聽得懂，湖北人自己鄂東和襄樊一帶，語言差得很多，他們自己也不能互相聽得懂，所以我更聽不懂，我只能聽懂大部分人説的大部分話。
記者：就像各地的方言彼此差異很大一樣，平安文化各個省之間也有差異，那根據您的了解，在您的眼中，湖北地區社會治安的特點是什麼？
俞正聲：一講起社會治安來了，湖北文化中間呢，或者説湖北居住的這個地方呢人民的性格中間，有非常突出的優點，勇敢、耿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勇敢、堅毅，當然他就包括了一個狠勁，狠勁就是容易激化矛盾，小事變成大事，所以這時候要增強人民調節的工作，要做化解矛盾的工作，領導要多關心群眾反映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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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領導責任制
讓領導多關心群眾反映的問題，就是強調各級領導要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擔起首要責任，這是俞正聲在湖北上任伊始對綜治工作提出的明確思路。岳恩榮是武漢市長江小區的社區主任，每年歲末年初，他都要在一份社會治安目標責任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這看似普通的一次簽名，對於擔任基層領導的岳恩榮來説卻重如泰山。
社區主任
簽字的時候聽説省委書記也簽了，感覺到自己的責任和省委書記的責任聯絡在了一起，所以感覺到了壓力和責任。
一個簽名把社區主任和省委書記的責任聯絡在了一起，這是從2002年以來，湖北省實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的主要內容之一，每年年初，湖北省各個崗位上的領導幹部，都要簽訂一份社會治安目標責任書。
記者：那麼這份責任書呢，這裡面有您當時的簽名，應該説這裡面內容很多，聽説這個責任書是每年一簽，但是內容是每年都有更新和變化，不過有一個沒變的就是這個封面始終沒變，責任兩個字一直是這麼大，這個是不是相對於一份軍令狀？
俞書記：是一個軍令狀，主要是因為社會治安搞好，頭一條要落實領導責任，各級領導要重視。
讓各級領導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高度重視，一份責任書遠遠不夠，如何讓這種制度真正地落到實處就必須確保獎懲措施的嚴格執行。
黃岡市羅田縣醫院曾經是當地治安較為混亂的單位，由於前來就醫的人員情況複雜，醫院人防技防措施不到位，病人財物被盜的事情時有發生。2002年，根據落實領導責任制的相關規定，羅田縣醫院被上級部門一票否決。
一票否決，即取消被否決單位評選綜合性榮譽稱號及有關單項獎勵的資格及其第一、第二責任人評先受獎、晉職晉級資格。
然而，這看似非常嚴格的懲罰措施卻並沒有引起羅田縣醫院有關領導的重視。
羅田縣醫院顧副書記
心裏有想法，案子應該是公安機關的事，再説沒有資金，就沒有重視起來。
雖然被一票否決，羅田縣醫院的治安仍然沒有得到治理，2003年他們再次被黃牌警告。在實施一票否決的初期，這項制度並沒有引起基層領導的重視，在羅田，有不少單位都和縣醫院一樣因為社會治安問題連續被否決，這給當地政府提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
羅田縣委書記
我們縣裏有兩三個單位連續有兩年、三年被否決了，本來這些單位的一把手都非常優秀，有的還是我們的後備幹部，但是沒有辦法了，為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我們必須一票否決，必須忍痛割愛。
制度被嚴格地執行了下來，被否決單位的領導，不僅失去了晉級晉職的機會，也感受到了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
羅田縣醫院顧副書記
對我們的影響很大，形象上有影響，病人來我們醫院沒有安全感，再次被黃牌警告後，我們決定採取措施。
連續三年被一票否決後，羅田縣醫院投入100多萬元對人防技防措施進行了完善，2005年實現了全年無重大治安案件，被當地評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單位。
2005年，湖北全省市縣兩級綜合治理委共否決204個單位，審查取消了61名責任人受表彰獎勵和晉級晉職的資格。
一票否決的嚴格執行，使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領導責任制落到了實處。
俞正聲
雖然我們受到經濟發展的約束，目前的社會環境的約束，但是各級領導如果重視的話，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把社會治安盡可能搞得好一點，這是能做到的。
二、落實基層組織建設
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這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關鍵所在，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湖北省在基層建設上投入了大量精力。
俞正聲
因為社會治安的基礎在基層，村委會居委會，街道鄉鎮，如果我們的街道鄉鎮，我們的村委會、居委會都是很健全的，如果他們的工作都很到位，我們社會治安的很多問題可以解決在萌芽狀態。
兩個居民爭吵現場
這是武漢市的兩個居民正在為管道漏水爭吵，本是樓上樓下的好鄰居眼看就要因為這點小事劍拔弩張，此時這個小區的綜治特派員正好路過這裡，馬上對兩人進行了調解。
在綜治特派員的調解下，一起鄰里糾紛很快就被化解。
綜治特派員，是湖北省解決基層綜治人員不足的一個嘗試，這些特派員大部分都是政法、教育等工作崗位的退休職工，他們豐富的法律知識和工作經驗，為基層的綜治工作增添了活力。
近年來，隨著政府機構改革和鄉村稅費改革的深入，如何在精簡機構的同時加強綜治工作的基層建設成為湖北平安創建需要解答的首要問題。
記者：隨著這個全國範圍內的經濟轉型，很多基層的這種組織機構都在人員精簡，那麼咱們湖北對於負責這個綜治工作的人員是不是也隨之精簡呢？
俞正聲：這個不可能削弱的，它有個轉變職能的問題，那麼轉變職能往哪兒轉變，它就要往增強社會管理的職能上轉變，我們還是要保一方平安，保一方平安，促進經濟發展，為經濟發展創造環境，組織和帶領廣大農民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那他頭一位任務是保平安的任務，所以鄉鎮機構改革、稅費改革由此而産生的鄉鎮的機構改革不會削弱鄉鎮的綜合治理的職能。
政府機構改革的推行，不僅沒有削弱基層的綜治力量，反而使其得到增強。2004年，湖北省委專門下發文件，要求各鄉鎮必須配備兩到三名綜治工作人員。
這是仙桃市王樓村的綜治員正在進行夜間巡邏，在以前由於沒有專門的治保員，一到夜晚這裡就成了不設防的空城，村民耕牛被盜的案件接連發生，村民對社會治安的混亂怨聲載道。
村民
進入2004年，湖北在全省範圍內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基層組織建設進行落實，王樓村的夜間巡邏隊也隨即成立起來，在巡邏隊的協助下，一個流竄各地的盜牛團夥被仙桃警方抓獲，王樓村恢復了往日的寧靜。直到今天，這個巡邏隊仍然活躍在王樓村的田間地頭，保衛著一方平安。
綜治工作人員巡邏現場
三、落實經費保障
這是武漢市武鋼派出所前不久破獲的一起路面搶劫案，在案發後不到20分鐘的時間裏，犯罪嫌疑人就被警方抓獲，破案速度之所以能夠如此神速，完全依靠他們先進的路面監控網絡。從去年開始武漢市青山公安分局投入上千萬在各個街道、小區安裝攝像頭，並在基層派出所建立指揮中心。在基層派出所能夠有如此好的辦案條件，這在以往是很難想象的，由於經費保障落實不到位曾經讓湖北的綜治工作有著難忘的切膚之痛。
俞正聲
在我印象很深就是02年一起，我剛來不久，在一個縣，派出所和這個賣淫的，來賣淫的相互溝通，來一個賣淫的收一部分錢，然後告訴公安再收一部分錢，這個事情被抓處理了之後呢，我一直在反思這個事情，固然有公安幹警本身的隊伍作風問題，有加強公安隊伍建設的問題，另一方面呢，也有一個我們保證不足，迫使他們創收，走上了歪門邪道。
經費保障不足一度成為制約湖北綜治工作的瓶頸，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執法部門日常的工作支出都無法保證，如何在這樣的條件下加強執法隊伍的素質建設可以説是如履薄冰。
蒲圻派出所是赤壁市最大的一個基層派出所，轄區內僅常住人口就有12萬，但是在幾年之前由於辦公經費不足，派出所幾十個人就擠在這樣一個居民區裏辦公，正常的工作運轉在艱難地維持。
經費保障落實不到位，不僅影響了派出所正常的工作，民警每個月的工資和獎金也無法足額發放，上面不撥錢，派出所只能自己找出路。
經費只能保證工資，民警加班費，辦案經費只能自己想辦法，所以每個民警都有罰款任務。
經費的不足帶來了執法上的弊端，然而由於地方財政困難，急需經費的不止執法單位一個部門，解決這一問題並不容易。身為湖北省的領導者和決策者俞正聲書記深知，落實經費保障關係著執法隊伍的素質建設，關係著一個社會的正義和法律的公正。
記者：我看您在一些署名文章上，包括一些報紙對您講話的轉載上，曾多次強調過，就是説對政法部門執法隊伍素質要加強一個建設，為什麼反復強調這個問題？
俞正聲：因為這個法律是維護公平和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政法隊伍，老談這個平安的建設，我看它是建立在一個沙灘上的，因為總要有人去執法，另一方面呢，如果政法隊伍忽略了自身建設，形成了在某些地方，在某些環境下形成了警匪勾結的局面，那就更談不上公正司法了，因為政法隊伍它掌握的權利很大，那麼它如果不能約束自己在當前社會分配的差異比較大的情況下，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就會産生很多弊端。
為了能夠將經費保障落到實處，湖北省委常委專門召開會議，要求切實保障政法經費，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執法中的腐敗現象，從2004年開始，湖北省財政每年拿出3億8千萬元用於補貼基層政法工作經費，全省政法幹警人均增資80000多元。
俞正聲：我們所説的增加工資經費，不是讓縣裏增加，省裏拿錢，拿了大概有五個億，每年的進基數，按他的公檢法幹警的個數，人均7、8000塊錢撥下去，把他們財政的基數抬上去。
記者：專門撥給貧困地區？
俞正聲：所有的縣。
記者：所有的縣？
俞正聲：所有的縣算出來，你的公安幹警應該保障多少，你的財力是多少，按一定的公式，我講的人均7、8000，那好一點的縣城就少，差一點的縣城就多。
記者：這個錢直接從省裏出？
俞正聲：是，省裏撥。
記者：每年都有嗎？
俞正聲：每年都有，進基數，基數就是説每年的意思。
記者：等於説有了這筆錢實際上給我們的這個政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廉潔自律提供了這樣一個所説的保障？
俞正聲：廉潔自律創造了一個條件，廉潔自律一個方面取決於我們的保障情況，另一方面也取決於自己的道義，取決於隊伍建設的約束，取決於制度的保障。
有了經費的保障，湖北省的基層政法建設在短短的幾年內有了長足的發展。在赤壁市，曾經為經費捉襟見肘的蒲圻派出所搬進了新建的辦公大樓，在這裡發生變化的不僅僅是辦公環境。（派出所前後比較，鏡頭落在“執法為民”）
落實領導責任制，落實基層組織建設，落實經費保障是湖北省近年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一個縮影，將各種制度政策扎紮實實地落到實處，為湖北省的平安創建築起了堅固的基石，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才得以走的更遠、更堅定。
記者：全國各地凡是有個省都是平安，您看平安浙江，平安湖北，平安遼寧，全是講平安，所以説這個我們這個宣傳形勢還是跟上，但是這個事説大也大，但是其實下面具體工作的同志他們也還真辛苦，他們做具體自己實事確實幹了不少，轟轟烈烈談不上，但是沒有他們還可能馬上就有一個新的問題出現，所以咱們準備結合咱們湖北這個特色，一起來談談這個平安湖北的問題，可以了嗎？
記者：俞書記，我個人曾經在湖北武漢讀過七年書，我個人的經歷就是來到湖北先得適應湖北方言，那麼現在您在這裡四年多了，您完全能聽得懂湖北方言了嗎？
俞書記：不能説完全聽得懂，湖北人自己鄂東和襄樊一帶，語言差得很多，他們自己也不能互相聽得懂，所以我更聽不懂，我只能聽懂大部分人説的大部分話。
記者：那跟您剛來的時候，跟您剛來這兒比較呢，比如説您跟基層的老百姓偶爾聊聊天，這個沒問題？
俞書記：沒問題，這個沒問題，大部分地區聊聊天都沒問題，最難懂恐怕是黃石、楊溪一帶，靠江西交界這個地方，這個語言很難懂。
記者：武漢話聽得懂嗎？
俞書記：武漢話沒什麼大問題。
記者：就像各地的方言彼此差異很大一樣，平安文化各個省之間也有差異，那根據您的了解，在您的眼中，湖北地區社會治安的特點是什麼？
俞書記：湖北地區呢，湖北的文化它本身各個省文化不同，差異很大，湖北的文化中間有很多小的地方，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一講起社會治安來了，湖北文化中間呢，或者説湖北居住的這個地方呢人民的性格中間，有非常突出的優點，勇敢、耿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剛來湖北的時候呢，曾經看到報紙上報道一起見義勇為奮不顧身地去抓捕搶劫犯，我很受感動，我還派人親自去慰問了一下，後來我感覺到，看到的越來越多了，比我在其他省，其他地方，工作的時候看到的要多，去年全國十名見義勇為的先進人物，湖北佔了三名，就是30％，這些人反映了湖北人的一個性格特點，剛毅、勇敢、見義勇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樣一種非常樸實的一種性格，這對於湖北的社會治安，對於平安湖北的建設是非常有好處的。去年我們這兒發生過一起，就在武漢發生過一起搶劫案，在一個商場裏面，一個售貨員正在捆綁鈔票，一萬元，兩個搶救犯就上去了，搶這一萬元，這個女售貨員就奮不顧身地去追，搶劫犯手裏有槍，一槍給她打傷了，她繼續追，然後上來一個保安就去追，一槍把這個保安打中腦子，犧牲了。他那種情況，不是很多人都避開了，更多的人上去追捕，這個最後在街上，在我們武警的兩個同志出來的時候，後面追，前面正好碰到武警兩個同志，這武警兩個同志一下子把他們給撲住了，這是一個先進集體了。這反映了湖北人民的勇敢堅強的一種性格。這是湖北文化的一個大特色。
記者：咱聽過這種武漢人説武漢話就能聽出來首先是一種直勁，很直，另外你聽出來有一股狠勁是吧。
俞書記：勇敢、堅毅，當然他就包括了一個狠勁，狠勁就是容易激化矛盾，小事變成大事，所以這時候要增強人民調節的工作，要做化解矛盾的工作，領導要多關心群眾反映的一些問題，這樣呢，把這個湖北人民的長處發揚出來，把他長處中間帶來的一種副作用給消磨掉。
記者：看來是一個社會治安問題，説得簡單一點，就是人的問題？
俞書記：對，社會治安包括他不是一個單純的公安幹警的能力問題，也不是單純的一個社會組織結構的問題，社會治安的好壞受到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分配方式和分配現狀的影響，就業的狀況的影響，我們各級政權組織的建設的情況的影響，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影響等等，社會治安涉及到方方面面，他是一種綜合性的反映。
記者：所以叫綜合治理。
俞書記：所以社會治安問題的解決，不能單純地就治安而治安。你比如説現在這個我們叫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調，在我們有些地方呢，到了120、130比100，男孩子120，女孩子生100，男孩子可以生120到130，甚至更高。
記者：湖北地區這個現象明顯嗎？
俞書記：明顯。湖北大概120左右，全省平均，我估計恐怕比這個數還要高一點，解決這個問題呢，需要採取很多行政措施等等，比如説違法鑒定係，胎兒的性別比，要加大行政處罰的力度，在最根本上，是個男女平等的國策的落實的程度，是政策問題，但這個問題，時間長了，必然要反映到社會治安上，你想生100個女孩，有120個男孩在這兒等著，將來結婚的時候怎麼辦，如果一個社會男女比例失調到這種程度，而長期不能解決的話，給社會治安必將産生嚴重的影響，這社會治安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社會治安問題，它是整個社會各種治理結構的一個綜合的反映，在計劃經濟的時期，這個人他是單位的人，分配相對來説，比較平衡，於是這個分配的懸殊程度不是太大，那麼市場經濟的時期呢，又分配的懸殊比較大了，如果不加以很好的調節，它要反映在人們的思想中去。
記者：心態會失衡。
俞書記：他必然要在社會治安上有所反映，當然了，計劃經濟時期，那種低水平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持久的，那種社會治安相對比較好的狀況，是一種假象，也不是我們追求的，我講呢，就是社會治安的狀況它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和制約。
記者：就是社會治安好像就是水面上很小的那塊山體，但是水面之下還有很龐大的一個基礎。
俞書記：對。
記者：我們這裡有這樣一張照片，那這張照片呢，照的是您代表湖北省省委省政府，和地方各地市州的負責人簽署社會治安目標責任書，您還記得這張照片是什麼時候照的嗎？
俞書記：不記得了，因為我們每年都要簽綜合治理責任書，每年都要簽。我們管這個叫一票否決，計劃生育一票否決，綜合治理一票否決。
記者：看來是由於簽的比較多了，所以不知道這是哪一次了？
俞書記：不知道是哪一次了。
17：38
記者：這張照片呢，我們通過對工作人員的了解，這是2002年的3月份，那個時候好像您是剛剛到湖北只有幾個月吧。
俞書記：對，四個月。
記者：四個月，那應該説是第一次簽這個責任書。
俞書記：第一次，對。
記者：我們也找到了這張照片上當時您簽的那份責任書，那麼這份責任書呢，這裡面有您當時的簽名，應該説這裡面內容很多，聽説這個責任書是每年一簽，但是內容是每年都有更新和變化，不過有一個沒變的就是這個封面始終沒變，責任兩個字一直是這麼大，這個是不是相對於一份軍令狀？
俞書記：是一個軍令狀，主要是因為社會治安搞好，頭一條要落實領導責任，各級領導要重視，我剛才講了，社會治安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但不是説，這個現在現階段就無能為力，雖然我們受到經濟發展的約束，目前的社會環境的約束，但是各級領導如果重視的話，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把社會治安盡可能搞得好一點，這是能做到的。
記者：剛才您提到落實兩個字，這個責任書上面很多內容都是文字的，那要想把這些文字真正落到實處，那得通過什麼方式來落實呢？
俞書記：要落到實處嘛，一條要落實落實領導責任，第二條要落實基層的組織，第三條要落實保障措施，對這個政法機關的保障措施要落實。
記者：三個落實？
俞書記：這也是我們逐步認識到的，落實領導責任這個比較簡單了，就是你對這個黨政主要負責人對一方的平安負主要的責任，這個主要責任，主要的不是在公安機關，主要是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間，公安機關他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他更多是其他方面的工作，你比如説人民來信來訪，人民來信來訪它反映大量的人民內部的很多矛盾的問題，你的領導幹部，是不是經常的看人民的來信，是不是每年都要堅持街訪，你到縣一級幹部，至少每個月要街訪一次，我們省級幹部每年至少自己要去街訪一次。
記者：説到這兒，我看到過您在長安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專門論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這麼一篇署名文章，那裏面您強調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要強調群眾意識，那很多老百姓往省裏寫信的時候，也在信封上寫著于正聲書記收他們很關心，這種信于書記能不能看到，那我想問一下，您每年親自看群眾的來信能有多少封？
俞書記：大概總有個7、800封以上吧。
記者：7、800封以上，那麼這些信都是您親自拆閱然後批示嗎？
俞書記：拆閱不是我拆閱的，都是我那個秘書，他有兩個渠道，一個是秘書，一個是信訪，信訪他摘送一部分，他根據人家來信的反映的情況和問題呢，分送一些領導同志，有一部分分送給我，還有一部分就是我們秘書，他覺得一些重要的信，人民來信，就報給我了。處理人民來信的工作呢，有幾個好處，一個好處了解下面的情況，很多情況從人民來信了解到的，第二個呢，是化解一些矛盾，有時候反映的一些問題，總是社會上各種矛盾的一種反映了，不管是經濟糾紛，對政府的意見，還是基層的一些增配的矛盾得不到處理，個人利益受到損失，總是一種社會矛盾的一種反映，那麼我們現在領導批下去之後，終究辦得還是快一點，這是一個現實，而在現實這個狀態下，領導更多的看一點人民來信，對於化解矛盾比較有利的，所以了解情況化解矛盾，第三個真正地切實地給人民群眾解決點問題，所以領導盡可能地多看一點人民來信，這個而且從省市縣如果層層大家都比較重視的話，那麼信訪工作的推動機制，就可能比較強。
俞書記：主要落實領導責任呢，包括信訪，包括一些重大的涉及群眾利益問題的協調和處置，比如説企業改革中間，企業改革中間，按照中央的政策，有關的規定，具有嚴格的程序的，在執行中間，各種利益矛盾也會很多，很多情況下，領導要自己到現場，親自聽取工人的意見，跟各方面商量找出一種大家都能解決的辦法，那麼有的時候，像我們省有些企業，發生了在企業改革中間一些利益衝突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一個棉紡廠由於企業改革幹部和群眾之間就産生了很多衝突，我跟省長商量是派一個副省長連夜趕去跟群眾對話，第二天就化解了，像這樣省領導出現在第一線，各級領導在重大的一些利益矛盾的一些場合，有可能引起群體性事件的場合，要出現在第一線，要直接跟群眾，聽取群眾的意見，這恐怕是化解矛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記者：這是領導義不容辭的責任？
俞書記：就落實領導責任，包括在人民來信，包括在處理各種矛盾，第三個呢，就是要研究政策，化解矛盾最重要的還是一個制定切合實際的符合現在國情省情的政策，這種政策，中央當然有，那麼我們就結合我們省的政策，把這個中央的政策怎麼落實的好一點，這個對於社會治安來説，最重要的還是就業問題，就業的好，社會治安狀況就會好一些，所以怎麼樣把就業的政策怎麼落實好，把中央處理各種利益矛盾的相關的文件和政策落實好，這是各級領導落實責任很重要的一條。
記者：那這個責任書，是各級領導上至省委省政府，聽説下面一直層層往下牽，能牽到一個村的村組，那麼這樣一條縱深的責任鏈，如果某一環節出了問題，咱們怎麼處理？
俞書記：這種責任書呢，它就是一票否決，憑先進一否決，它還不是一種行政處罰，因為你沒有憑先進資格了，你要受到批評，因為這個他不像一種安全事故，因為社會治安問題的出現呢，它的原因很多，因素很多，完全一齣現社會治安的問題就給領導處分這顯然不合適，它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更多的是一種激勵，是這麼一種體制。
記者：等於這一票否決，否決掉了他一個。
俞書記：一年的先進。
記者：進步的機會。
俞書記：你犯一次錯誤也不等於這個會抹殺這個人的全面工作，這一年的先進給否定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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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通過這樣一種一票否決的方式，也是增強大家這個社會治安的這樣一個意識。
俞書記：對，增強責任感，增強事業心，這恐怕一個要落實領導責任，第二個要落實基層組織，因為社會治安的基礎在基層，村委會居委會，街道鄉鎮，如果我們的街道鄉鎮，我們的村委會、居委會都是很健全的，如果他們的工作都很到位，我們社會治安的很多問題可以解決在萌芽狀態。
記者：隨著這個全國範圍內的經濟轉型，很多基層的這種組織機構都在人員精簡，那麼咱們湖北對於負責這個綜治工作的人員是不是也隨之精簡呢？
俞書記：它是這樣，我們鄉鎮機構是精簡的，但我們精簡的比例比有些省可能政府機關稍微少一點，因為我們改革的比較早，我們定的平均嘛，一個鄉鎮大體上是40個人左右，這些40個人，鄉鎮裏頭呢，設了三個辦公室，社會事務辦公室，經濟工作辦公室，黨政工作辦公室。這個社會事務辦公室又加挂綜合治理辦公室的牌子，鄉鎮必須有一個領導同志負責綜合治理的工作，這樣就是綜合治理工作，這個辦公室裏有人專門管綜合治理工作，有個領導同志又負責綜合治理的工作，這個綜合治理的工作就能上一個臺階。
記者：等於説我們這部分負責綜治的力量還在保存上？
俞書記：這個不可能削弱的，因為它鄉鎮政府它有個轉變職能的問題，過去鄉鎮政府的很大精力是收糧收款，三體五桶，這個鄉鎮政府，村裏的領導幹部同志花了很大的精力才解決這個收糧收款的問題。那麼稅費改革之後，它沒這部分事情了，所以鄉鎮政府當前在稅費改革以後，有個首要的職能是要，首要的任務是轉變職能，精簡是轉變職能以後的一個結果，你轉變職能用不了這麼多人嘛，那麼轉變職能往哪兒轉變，它就要往增強社會管理的職能上轉變，所以鄉鎮政府的第一位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還是要保一方平安，保一方平安，促進經濟發展，為經濟發展創造環境，組織和帶領廣大農民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那他頭一位任務是保平安的任務，所以鄉鎮機構改革、稅費改革由此而産生的鄉鎮的機構改革不會削弱鄉鎮的綜合治理的職能。
記者：那您自己到過基層的派出所去過嗎？
俞書記：去過，我去過好幾個派出所，很多個派出所。
記者：那在這裡有個小小的問題考您一下，比如説基層派出所非常重要的一個職能是人口資源的管理，人口信息，比如説您現在拿著您的身份證想到基層派出所去查您的相關人口信息，通常我們的民警會怎麼操作呢？
俞書記：我都沒查過我的人口信息，我查過，我在黃岡羅田一個區理辦一個鄉鎮看見派出所，派出所人不多，五六個，六七個人吧，他不是我去要查的，他主動要給我看，他派出所裏有一個很好的信息系統，一直連到北京，我説那你先給我查查你們黃岡市委書記他們家住哪兒，他就在計算機上就敲出來了，他這個公安聯網系統他便於追捕逃犯，便於及時的了解各種情況，確實是叫金針工程吧，確實搞的很有成效，當然他最後上網的時候，跟北京連，沒有連起來，可能信道太窄了，阻塞了。然後我去那個派出所呢，首先是問他們，就是你們現在保障情況怎麼樣，我剛才講了要落實保障。
記者：第三個落實。
俞書記：派出所人説，現在很好了，過去工資還欠發，現在都不欠發了，我們是從04年吧，04年還是05年開始，公安隊伍包括公檢法隊伍，它必須是吃皇糧的隊伍，不能再搞創收。
記者：不能吃雜糧？
俞書記：不能吃雜糧，搞創收以後，帶來的弊端太多，我們這兒發生了很多起我們公安政法隊伍中間的一些問題，在我印象很深就是02年一起，我剛來不久，在一個縣，派出所和這個賣淫的，來賣淫的相互溝通，來一個賣淫的收一部分錢，然後告訴公安再收一部分錢，這個事情被抓處理了之後呢，我一直在反思這個事情，固然有公安幹警本身的隊伍作風問題，有加強公安隊伍建設的問題，另一方面呢，也有一個我們保證不足，迫使他們創收，走上了歪門邪道，因為我們領導的問題。所以必須下決心呢，讓公安隊伍呢，徹底改變這種吃雜糧的方法。我們大概人均按照7、8000塊錢增加這個公務經費。結果我到了黃岡這個派出所我就問他，我説你現在狀況怎麼樣，告訴我現在好多了，一個是工資不用操心了，第二個日常的經費都能得到保證，人均7、8000這不是個小數。
記者：有這個先進的信息管理系統之後，工作更有現代化的感覺了？
俞書記：對，這個公安幹警不吃雜糧，這個是我們保障措施落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措施。
記者：我在2003年的時候，在湖北石郾採訪遇到過一個檢察官，當時他就説，他一年的工資加起來，不夠交小孩一年的學費，所以小孩的學費得借錢，所以您也説了就是説，吃皇糧不能吃雜糧，但是得保證這個皇糧夠吃，您像對咱們這個湖北地區，比較貧困的縣的政法機關，我們省委省政府有沒有專門的措施來保障？
俞書記：我們是這樣，我們所説的增加工資經費，不是讓縣裏增加，省裏拿錢，拿了大概有五個億，每年的競技數，按他的公檢法幹警的個數，人均7、8000塊錢撥下去，把他們財政的基數抬上去。
記者：專門撥給貧困地區？
俞書記：所有的縣。
記者：所有的縣？
俞書記：所有的縣算出來，你的公安幹警應該保障多少，你的財力是多少，按一定的公式，我講的人均7、8000，那好一點的縣城就少，差一點的縣城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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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這個錢直接從省裏出？
俞書記：是，省裏撥。
記者：每年都有嗎？
俞書記：每年都有，進基數，基數就是説每年的意思。
記者：那已經實行了多少年？
俞書記：我記不清了，是04年開始還是05年開始，大概實行兩年了。
記者：等於説有了這筆錢實際上給我們的這個政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廉潔自律提供了這樣一個所説的保障？
俞書記：廉潔自律創造了一個條件，廉潔自律一個方面取決於我們的保障情況，另一方面也取決於自己的道義，取決於隊伍建設的約束，取決於制度的保障。那麼財力的保障提供了一個條件，因為畢竟我們吃的還是，應該説只是吃窩窩頭，還不是細糧。
記者：還是困難時期？
俞書記：還是困難時期，一個保障水平還不高，即使保障水平很高了，如果不注意思想建設，如果不注意制度建設，各種腐敗現象出現，也很難避免。
記者：我看您在一些署名文章上，包括一些報紙對您講話的轉載上，曾多次強調過，就是説對政法部門執法隊伍素質要加強一個建設，為什麼反復強調這個問題？
俞書記：因為這個法律是維護公平和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因為他爭過來爭過去，只有咱的法院判決，如果法院司法不公，社會的廣大群眾沒有一種感覺到有人能夠維護正義的感覺，那社會穩定是空談，那麼法院司法機關要堅持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很關鍵的取決於司法隊伍的建設，這是我們廣大政法系統幹部隊伍的建設，這裡包括他的政治素質，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要求自己要嚴格，要秉公執法，也包括他的業務素質，你具備不具備相應的業務素質，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政法隊伍，老談這個平安的建設，我看它是建立在一個沙灘上的，因為總要有人去執法，另一方面呢，如果政法隊伍忽略了自身建設，形成了在某些地方，在某些環境下形成了警匪勾結的局面，那就更談不上公正司法了，因為政法隊伍它掌握的權利很大，那麼它如果不能約束自己在當前社會分配的差異比較大的情況下，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就會産生很多弊端，在這個方面呢，我們採取了很多幾種措施，剛才一個講了，就是經費的保障，第二個制度上要實行回避，我們縣一級的，縣市兩級，公檢法主要領導幹部全部是異地任職的，第三條呢，嚴肅紀律，嚴肅地查處了一系列的違法違紀的案件，全省開過幾次電視會議，公開處理。
記者：好像您還參加過一次？
俞書記：對，公安系統開個電視電話會議在全省，通報了幾起案件，這幾起案件的所在地的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在電視電話會議上做檢討，這就是嚴肅紀律，經費給適當的保障，制度上採取一定的措施，然後嚴肅紀律，最後要加強監督，包括人民群眾的監督和輿論的監督，歡迎和鼓勵大家來監督我們的政法隊伍，發現了問題及時加以處理，這樣呢，政法隊伍呢，就有可能在不斷地改進自己的不好的方面的過程中間，是隊伍的建設水平不斷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記者：成為社會治安最有保障的一點？
俞書記：對，我們公安隊伍確實是一個總體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隊伍，我們的省的公安的隊伍，每年都犧牲十幾個人，我看到我們公安部表揚的我們一個模範的幹警叫毛建東。
記者：我們的節目也專門專訪過這位英雄？
俞書記：專訪過。他是一隻手他是管排雷的，一隻手負傷，炸掉了，但是他始終熱愛這個崗位，堅守這個崗位，很年輕，30多歲，我每次見到他，我都很感動，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社會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關鍵是民主和法制，在法制建設中間，必須有人在第一線，不顧個人的安危去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毛建東就是其中一個很優秀的代表，所以我們公安隊伍大多數人，絕大多數人都是非常好的，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和犧牲，但是確實也有很小一部分人，敗壞了這個隊伍的名聲，怎麼辦呢，就是要嚴密制度，嚴肅紀律，加強教育，使我們整個公安隊伍的作風提到一個新的水平。
記者：等於説您的前兩個落實實際上是保證社會治安這個事有人來幹，後面還要保證有錢才幹，您的一系列措施還要保證幹好，我看您在2005年的時候，您專門提出過要把湖北建設成為一個平安湖北，法制湖北，信譽湖北和繁榮湖北，湖北這四個定律之間有什麼關係？
俞書記：這是我們研究和諧湖北建設的時候的一句話，因為和諧湖北包括了很多內容，和諧社會包括了很多內容，和諧社會不應該是一個窮困的社會，應該是一個繁榮的社會，和諧社會應該是有知識的社會，所以它應該是一個法制的社會，那麼要實現繁榮必須是一個講信譽的社會，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礎，那麼最後還有一個平安的社會，就是所有這些最後導致我們要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最後獲得人民群眾要生活在一個穩定的社會治安很好的這麼一個環境裏面，所以這幾方面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經濟發展對社會治安是一種促進，民主法制建設對社會建設也是一個促進，反過來社會治安搞好了，對經濟發展對民主法制建設，對我們整個社會的人們的道德風尚都會也是一個很好的促進，它們是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
記者：等於説平安、信譽和法制是同鄉繁榮這個目標的一條路，但是繁榮之後又有錢來修這條路了，是吧，所以説它們之間相互關聯。那昨天我還專門去我的母校武漢大學看了一下，校門口現在變化很大，以前校門口是擺攤賣小吃的多，摩的司機特別多，現在基本上都沒有了，説明這個校園周邊這個小小的變化是一個縮影，對於我們這個有母校情結的人呢，是通過這個縮影能看到整個武漢，湖北，您在這四年中，您眼中的湖北有怎樣的變化？
俞書記：應該説沒有很大的變化，經濟增長嘛，有很大的增長，財政收入各個方面，這四年中間呢最大的變化還是農村的變化，農村，由於中央呢，執行了一個會農的一種政策，著力解決分配中間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城市和農村的差別，雖然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付出大量的艱苦的勞動，但這四年是變化最大的，農民不交稅了，三提五統沒有了，相反你種田國家還給很多補助。
記者：農民稅費減免好像在湖北市應該是比較早的？
俞書記：我們是，我是2001年12月份來的，2002年人代會，當時國家確定告訴你，稅費改革的一批省，原來沒有我們，我爭取了一下，讓國務院堅持了一下，把我們擠進去了當時，為什麼爭取一下呢，稅費改革這個事情呢，是解決農村生産力和生産關係最突出的一個矛盾，解決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中間最突出的矛盾，幹群關係最突出的矛盾，所以從2002年開始，用了很大的力氣，把這個問題落實到基層，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又不斷地推進一些農村改革，所以這四年我印象最深的，是農村的變化，當然這個農村變化的基礎還不牢固，因為這個變化它不是建立在生産大量增長的基礎上，只是國家政策的一個調整，糧食確實也增産了，但是從這個土地上增加的收入是有限的，所以農村的根本的變化還是要靠現有經濟的發展，要靠農民呢，很多的農民在現有經濟的發展中間尋找新的就業的出路，從而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的經營，這是一個相當長的一個過程。
記者：那這種城鄉之間差距的變化，和農村發生變化，實際上它也是一個社會治安的根本的問題，在某種問題上，它也是錢財的問題。
俞書記：它對社會治安的影響呢，農村的幹群關係緩和了，很多農民感覺到現在種田有奔頭了，那麼這種對社會治安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你想我們每年過去湖北省每年收三提五統都要都要…，你剛才講湖北人性格很剛烈，這個幹部要收錢，農民不願意給，那矛盾不是尖銳了嘛，尖銳逼急了就要死人了。
記者：玩命。
俞書記：玩命啊，這根本上是一個政策問題，你也不能全怪這些幹部，鄉鎮的鄉村兩級他要維持，當然他有缺點了，你維持三提五統，你也不能搓穀子，不能拉豬拉雞，他有他的毛病，他根本上是一種制度問題，把這個制度一廢除了，04、05一個人不死了，在這個問題上，那麼社會治安什麼狀況，自然就，你可以看一下。
記者：這是最大的。
俞書記：社會治安最大的問題還是我們的一些制度性的變革，創造一個有利於和諧社會穩定的這麼一種基石。第二個變化感覺比較深的就是武漢的變化，武漢這個變化快，當然跟武漢的政策有關了，從省裏開始，支持武漢的發展，把武漢作為龍頭全力以赴地支持它，當然首先是省跟市的財稅關係理順了，原來武漢財政是武漢省是省，後來我們把它調整了，武漢的財政實行共享，同時按隸屬關係發放財政，所謂隸屬關係，這個企業是省的，這個錢交省，稅收交省，這個企業是武漢的，錢交武漢，這種關係影響到省對市的支持，把財稅關係理順了之後，全力以赴支持武漢的發展。武漢這幾年確實變化也很大，武漢去年的財政收入增加在副省級城市，全國增長速度位居第二，它發展很快，在湖北武漢的條件最好，條件最好的地方你不讓它發展，或者説限制它的發展，那必然要脫離武漢，所以武漢發展的提速使湖北的發展就有一個領頭羊，也有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對這兩件事最滿意。
記者：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們剛來武漢，那個時候有一些外地人對武漢的評價，可能您也聽説過，説是武漢這個全國最大的一個縣城，這個一方面説明武漢他認為有的地方臟，有些場合亂，因為武漢人多，但是這兩年發生武漢的這種都市感很強了？
俞書記：對，有很多地方，包括很多小區建得很漂亮，當然也跟它的財力有關係，武漢光城市人口四百多萬，在全國前五名，北京、上海、天津、廣東可能跟武漢差不多，它在前五名的財力遠遠低於它們，所以武漢城市要改變面貌，如果沒有財力是不行的，如果有財力，沒有經濟發展是不行的，這幾年它經濟發展提速反映在城市建設上，就反映出來了。
記者：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社會治安的一個狀況，又是一個，剛才您説的相輔相成的關係？
俞書記：對，經濟發展它有就業，如果一個社會失業率很高，這個社會，社會治安的良好狀況是很難出現的，大量的失業，他要求生，容易導致犯罪率的升高，所以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要想創造一個平安湖北也是很難的，它的經濟發展，跟平安湖北的建設，跟經濟發展，跟繁榮湖北是相輔相成的。
記者：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您理想中的
記者：您也提出了很多目標，我們就是想知道，四年多了，對湖北的感情可能每年在發生著變化，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呆久了，這種感情自然而然就會越積越厚，越積越深，我們感覺到，在您理想中的平安湖北應該是一種什麼狀態？
俞書記：理想中的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理想中的就是貧富懸殊不能太大，分配要比較公平，法院的判案要很公正，公安的執法也要很公正，當然這個是非常理想的，幹部們應該很嚴謹，社會不用説了，幹部應該很嚴於律己，貴重的禮品就不應該收，這樣的一個社會大家都各自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的工作，幸福的生活，各有所求，也各取得了所需，這麼一種社會還是很遙遠的，我們現在的社會還是有矛盾凸顯性的社會，真正的把這些矛盾的問題處理好，還是要相當的時間，我們這一代人呢，在崗位上，應該説是承擔了很多的壓力，承擔著很繁重的任務，怎麼樣能夠在矛盾凸顯期中間，使中國走上一個全面小康的這麼一個階段，是我們一個繁重的任務。
記者：您這一代，您承擔一個對未來的，對歷史包括對未來所必須承擔的任務？
俞書記：即使中國要走上全面小康，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又能夠平穩地渡過矛盾凸顯期，逐一地解決我們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這是我們的歷史任務。
記者：這就無愧於後人了？
俞書記：無愧於後人，無愧於先輩。
記者：非常感謝。
責編：武林